那一夜，小屋死寂得可怕。顾良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没有任何声息。艾玛在客厅的行军床上枯坐了一夜，眼睛盯着那扇紧闭的门，耳朵捕捉着里面任何一丝动静，但什么也没有。寂静比任何声音都更令人恐惧。她脑海里反复回放着顾良那双充满憎恨的眼睛，和那句“你们都一樣”。她知道，有些东西，彻底碎了，再也拼不回去。
第二天，顾良没有出房门。艾玛把饭菜热了又热，放在他门口，轻轻敲敲门，里面毫无反应。傍晚时分，她端着的晚饭依旧原封不动。恐惧战胜了一切，她找来备用钥匙，颤抖着打开了房门。
顾良和衣躺在床上，面向墙壁，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但紧绷的肩线暴露了他并未入睡。窗帘紧闭，房间里昏暗得像一座坟墓。
“良子……吃点东西吧？”艾玛的声音干涩沙哑。
没有回应。
“喝点水也行……”
依旧是一片死寂。
艾玛把碗放在床头柜上，站在那里，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她不知道该如何打破这坚冰，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个将她与施暴者等同起来的顾良。赎罪的道路，似乎在这一夜之间，变成了悬崖峭壁。
第三天，顾良开始发烧，嘴唇干裂，脸颊却带着不正常的红晕。显然是惊吓、屈辱加上虚弱导致的急症。艾玛摸到他滚烫的额头，心里一惊，再也顾不得他的抗拒，强行扶他起来，要带他去医院。
碰到他身体的瞬间，顾良剧烈地挣扎起来，喉咙里发出模糊的、像受伤小兽般的呜咽，眼神里全是惊恐。艾玛心如刀绞，却死死抓着他的胳膊，声音带着哭腔：“你发烧了！必须去医院！顾良！你看看我！我是艾玛！”
或许是“艾玛”这个名字刺激了他，或许是高烧让他失去了力气，他渐渐停止了挣扎。艾玛用尽力气搀扶起虚弱的他，几乎是半背半拖地将他弄出门。
楼下不远有个公交站，恰好一辆公交车摇摇晃晃地进站。艾玛艰难地撑着他挤上车，售票员看到顾良病恹恹的样子，连忙帮着找了个靠窗的座位。一路上，顾良闭着眼，将头扭向布满灰尘和雨渍的公交车窗方向，拒绝与艾玛有任何交流。
医生诊断是急性应激障碍加上重感冒，需要输液。在医院的走廊里，看着药液一滴滴输入顾良青色的血管，艾玛做出了一个决定。她不能再犹豫了，不能再让阿烈这样的人逍遥法外，更不能让顾良独自承受这一切。
她利用输液的时间，找到了医院的公用电话，拨通了顾良父母单位的号码。她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情况（省略了最不堪的细节，只强调阿烈意图不轨，对顾良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和身体伤害），请求他们尽快赶来。
然后，她走向了医院附近的派出所。
面对民警，艾玛竭力保持冷静，陈述了事情经过：阿烈以帮助为名，将顾良骗至招待所，意图强行发生关系，未遂，但对顾良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和身体伤害。她提供了招待所的大致位置和时间，并强调顾良目前因此事病情加重，正在医院治疗。
民警记录了案情，但态度谨慎。那个年代，这类案件取证困难，尤其是未遂案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害人的陈述和旁证。他们表示会进行调查，并通知阿烈所在学校。
做完这一切，艾玛回到医院时，顾良的父母已经赶到了。顾良母亲看到儿子憔悴昏迷的模样，眼泪瞬间就下来了。听完艾玛更加详细的叙述（这次没有隐瞒阿烈具体的侵犯行为和言语），顾良父亲脸色铁青，一拳砸在医院的墙壁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畜生！！”他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眼中是滔天的怒火。这一次，他的愤怒有了明确的目标。
艾玛看着他们，没有跪下，而是深深地鞠了一躬，不是忏悔，而是请求：“叔叔阿姨，报警了，但可能……不够。阿烈是大学生，学校可能会包庇。能不能……请你们……通过厂里的关系，给学校施加压力？一定要让他受到惩罚！”
顾良父亲看着艾玛，眼神复杂。他恨艾玛曾经的所作所为，但此刻，她站出来报警、寻求公正的举动，让他看到了一丝担当。他重重地点了点头：“你放心，这事没完！我儿子不能白受这个委屈！”
法律和人情的关系网开始启动。顾良父亲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向师范大学施加压力。艾玛的报警记录和顾良的病情诊断成了有力的证据。尽管过程必然曲折，但在双方家庭尤其是顾良家决不罢休的态度下，校方最终无法坐视不管。
阿烈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虽然最终因为“未遂”和年代执法环境等因素，未必会受到极其严厉的刑事处罚，但被师范大学开除学籍，身败名裂，是他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惩罚实施了，但躺在病床上的顾良，病情却并未因此好转。高烧退了，但他变得更加封闭，拒绝与任何人交流，连父母也不例外。医生说，这是严重心理创伤后的抑郁状态，他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顾良父母和艾玛父母再次坐在一起，气氛沉重。继续学业已不可能，留在省城这个伤心地更是雪上加霜。
“先把孩子接回家吧。”顾良母亲抹着眼泪说，“离开这里，也许能好点。回辽城，回筒子楼，那里好歹……熟悉。”
艾玛沉默地听着，然后抬起头，眼神里是疲惫却坚定的光：“叔叔阿姨，我跟你们一起回去。”她看向病床上如同失去灵魂的顾良，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等安顿下来，稳定一些，我就和顾良去把结婚证领了。”
这句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病房里一片寂静。
艾玛迎上四位长辈复杂的目光，继续说道：“我答应过的事，一辈子算数。现在这样，我更不能离开他。有个名分，我照顾他也更方便，也……也算给我们俩，给咱们两家，一个交代。”
她的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她在绝望中能看到的，唯一能将她与顾良继续捆绑在一起，并能给予他一丝未来保障的方式。
一纸未来的结婚证，在此刻被提出，成了连接两人最沉重也是最无奈的纽带。它无关风月，只关乎责任、道义和一个渺茫的希望。
没有人反对。这似乎是目前唯一能给顾良的未来一点微弱保障的安排，也能给这场悲剧一个看似有着落的结局。沉重的寂静，成了默许。
休学手续再次被延长，几乎是无限期。艾玛和顾良，如同两艘破损的船，拖着沉重的枷锁，返回那个灰色的起点——辽城的筒子楼，等待他们的，是漫长而未知的疗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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