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再一次行驶在辽城与省城之间的铁轨上，只是这一次，方向调转，车上的气氛也与来时截然不同。没有了憧憬和喧闹，只有死一般的沉寂。
顾良靠在窗边，身上裹着厚厚的毯子，依旧觉得冷。他脸色灰败，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逐渐变得熟悉的北方田野。风景依旧，看风景的人却已面目全非。他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鸟，被迫返回早已陌生的旧巢，带着一身看不见的、溃烂的伤口。
艾玛坐在他对面，同样沉默。她瘦了很多，眼下的乌青昭示着连日的疲惫和失眠。她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顾良身上，留意着他最细微的动作，随时准备递水、掖毯子，但不敢轻易开口，怕惊扰了他，也怕听到那令人心碎的沉默或排斥。
顾良的父母坐在过道另一侧，脸上是掩不住的憔悴和忧虑。这趟归程，对他们而言，也是希望破灭的旅程。原本引以为傲的儿子和准儿媳，如今以这样惨淡的方式归来，筒子楼里的闲言碎语可想而知。但此刻，他们已无暇他顾，只要儿子能活下去，能慢慢好起来，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承受。
列车广播响起“辽城站到了”的通知时，顾良的身体几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艾玛立刻察觉到了，轻声说：“到了，我们慢点下。”
重回筒子楼，仿佛踏进了一个时间胶囊。灰扑扑的墙壁，幽暗的走廊，堆放的杂物，空气中熟悉的公共厨房味道……一切似乎都没有变。但邻居们投来的目光，却充满了复杂的探究、同情，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窃窃私语。艾玛和顾良的故事，早已通过某种隐秘的渠道，先于他们本人传回了这里。
顾良几乎是被艾玛和他父亲半搀半抱着回到对门那个曾经的家。他的房间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书桌上甚至还有高中时的课本，仿佛他只是出去上了个学，很快就会回来。但这温馨的假象，反而更刺痛人心。
顾良一进屋，就挣脱了搀扶，径直走到床边，面朝墙壁躺下，用被子蒙住了头，将自己与外界彻底隔绝。这是他最常用的方式，仿佛只要看不见，就能当一切都不存在。
疗愈的日子，就这样在压抑和重复中开始了。艾玛履行着她的承诺，住回了对门自己家，但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顾良这边。她负责他的一日三餐，按时提醒他吃药（医生开了抗抑郁和安神的药物），帮他打扫房间，清洗衣物。
但顾良的状况远比想象中糟糕。持续的抑郁、频繁的噩梦惊醒、对任何接近（尤其是艾玛的接近）的过度警觉，都让艾玛和双方父母意识到，这绝非简单的“想不开”或“心情不好”，而是需要专业帮助的严重心理创伤。他像一只受惊过度的小动物，任何风吹草动都能让他缩回自己的壳里。艾玛每一次小心翼翼的靠近，换来的往往是他更深的蜷缩和抗拒。
在一位相对开明的亲戚的提醒下，顾良父母几经辗转，托人打听，终于联系上了省城一位据说对“战后神经症”有研究的老医生。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已是所能找到的、最接近心理治疗的专业资源了。看诊需要前往省城，这无疑又是一次艰难的旅程。
再次坐上北上的火车，顾良比上次更加沉默，几乎将自己缩成了一个看不见的茧。艾玛全程紧绷，既要照顾他的身体，又要防备他可能出现的任何应激反应。
老医生的诊室朴素而安静，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和旧书卷混合的气味。他年纪很大，头发花白，眼神却温和而锐利。他没有急着询问，而是先让顾良父母和艾玛详细描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从童年到大学，再到最后的悲剧。他听得非常仔细，偶尔在本子上记录几句。
然后，他让其他人暂时离开，诊室里只剩下他和一直低着头、双手紧紧攥在一起的顾良。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等在外面的艾玛坐立难安。她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担心顾良无法开口，担心老医生也无能为力。
将近一个小时后，诊室的门才打开。顾良走了出来，脸色依旧苍白，但眼神里似乎有了一丝极其微弱的、不同于彻底死寂的东西——那或许是一种被真正“听到”后的细微松动。老医生跟着出来，对焦急的家属们点了点头。
“情况比较复杂，”老医生的语气平稳，带着一种能安抚人心的力量，“创伤很深，叠加了长期不健康的关系模式。药物可以帮助稳定情绪，改善睡眠，是必要的。”他开了些舒缓神经、帮助睡眠的药物。
接着，他话锋一转，目光看向艾玛，眼神里没有指责，而是冷静的分析：“但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疏导。他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他停顿了一下，对艾玛说，“姑娘，你也是受害者，同时也是他创伤记忆的一部分。你需要明白，你的愧疚和过度补偿，有时候对他可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反而会提醒他那些不愉快的经历。”
艾玛愣住了。她一直以为自己的赎罪是唯一的道路，从未想过这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
老医生继续对所有人说：“治疗会很长，需要极大的耐心。要创造一个绝对安全、没有压力的环境。不要强迫他说话，不要过度关注他，但要让他感觉到，他随时可以被接纳、被支持。尤其是你，”他又看向艾玛，“你需要调整心态。你的任务不是‘赎罪’，而是作为一个稳定的、可靠的陪伴者。你要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才能更好地帮助他。”
最后，老医生建议，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尝试让顾良记录一些简单的感受，或者通过绘画等非语言的方式表达情绪，但这不能强求。
这次看诊，没有奇迹发生，却像在茫茫黑暗中投下了一束理性的光。它给了所有人一个方向，尤其是艾玛。老医生的话像警钟，敲醒了她。她意识到，仅仅有赎罪的决心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她必须学习，必须改变。
从省城回来后，艾玛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她依然细心照顾顾良的起居，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充满负罪感地围着他转。她努力让自己的态度变得平静而自然，像对待一个需要休养的普通家人。她不再试图刻意找话题，而是允许沉默存在。当顾良惊恐发作或做噩梦时，她不再急于触碰他，而是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用平静的声音告诉他“没事了，这里是家，很安全”。
同时，她也开始偷偷阅读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心理学相关书籍和文章（大多是从图书馆旧书堆里或报纸副刊上找到的），努力理解什么是PTSD，什么是抑郁症，以及陪伴者应该如何自处。
改变是缓慢的，甚至常常是徒劳的。顾良大多数时候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偶尔，在艾玛不再用那种赎罪般的、沉重的目光注视他时，他紧绷的肩线似乎会微不可察地放松一丝。
专业的介入，像在风暴过后抛下的一个锚点。它无法立刻平息海浪，但至少让这艘破损的小船，在无尽的漂泊中，看到了稳住船身、等待风平浪静的可能。漫长的愈合之路，终于迈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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