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良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手腕上那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渐渐愈合，拆线后，留下一条狰狞的、像蜈蚣一样的粉红色疤痕，蜿蜒在他苍白纤细的手腕上，触目惊心。医生说的后遗症也开始显现，手指的灵活性受损，阴雨天骨头里会隐隐作痛，提醒着那段绝望的过往。
但更深的伤，在心里。他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常常对着窗外发呆，一坐就是半天，眼神空洞，不知道在想什么。对外界的反应迟钝了许多，仿佛灵魂的一部分随着那晚的血流走了。医生说，这是创伤后的正常反应，需要时间和耐心。
出院那天，天气阴沉。双方父母都来了，气氛依旧凝重。经过那场病房里的摊牌，两家之间仿佛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膜，客气而疏离。顾良母亲看着儿子消瘦的背影，眼圈总是红的。艾玛父母则多了几分小心翼翼和难以掩饰的愧疚。
手续办完，站在医院门口，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顾良去哪儿？
回宿舍显然不合适，那种环境对他百害无一利。回家乡辽城？且不说路途颠簸，离开大学环境，更像是一种彻底的放弃。
一直沉默的顾良，忽然低声开口，声音虚弱却清晰：“我不想回宿舍……也不想回家。”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
他抬起眼帘，视线越过父母，落在一直默默跟在后面、像影子一样的艾玛身上。他的眼神依旧没什么神采，却带着一种固执的依赖。
“艾玛姐姐，”他轻声说，仿佛这是唯一合理的安排，“你说过……会照顾我的。”
艾玛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她迎上顾良的目光，那里面没有怨恨，没有指责，只有一种孩童般的、全然托付的脆弱。她知道，这是她必须背起的十字架。
“叔叔阿姨，爸，妈，”艾玛深吸一口气，走上前，“让顾良……跟我回合租的那个房子吧。我休学申请已经批了，有时间照顾他。那里安静，也熟悉，对他恢复可能好一点。”
顾良父母对视一眼，眼神复杂。他们心疼儿子，但也知道，眼下或许这是最好的选择。经历了那样的事，儿子对艾玛的依赖似乎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艾玛父母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沉重地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于是，顾良又回到了那个他曾试图永远离开的小屋。
气氛和以前完全不同了。以前，这里至少表面上还维持着同学合租的客气，现在，则彻底变成了病房和看守所的混合体。艾玛将自己的物品从卧室清了出来，坚持让顾良住进去，自己则在客厅原来顾良睡的位置，重新支起了那张行军床。这个空间的置换，无声地宣告着照顾者与被照顾者关系的正式确立。
生活变成了一种刻板的、充满负罪感的程序。艾玛严格按照医嘱，给顾良换药，准备营养餐，提醒他吃药。她包揽了所有家务，动作麻利，却沉默寡言。她尽量避免和顾良有眼神接触，仿佛多看一秒，都会加重内心的罪孽。
顾良则像一株失去阳光的植物，迅速萎靡下去。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卧室里，不是躺着，就是坐在窗边发呆。艾玛端来的饭菜，他常常只动几筷子就放下。他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艾玛找来他以前喜欢的书，他翻两页就搁在一旁。有时艾玛半夜醒来，会听到隔壁房间传来极力压抑的、小动物般的啜泣声。
他们之间的话少得可怜。必要的交流仅限于：
“吃药了。”
“嗯。”
“水温合适吗？”
“还行。”
“手腕还疼吗？”
“有点。”
除此之外，便是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艾玛的“照顾”无微不至，却透着一种冰冷的距离感，那是责任驱使下的机械动作，缺乏温度。顾良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像一只受伤的刺猬，将自己蜷缩得更紧。
一次，艾玛给他换药时，指尖无意中碰到了他手腕的皮肤。顾良猛地一颤，像被烫到一样缩回了手，眼神里闪过一丝惊恐。艾玛的手僵在半空，心里一阵刺痛。她知道，那不全是生理上的疼痛，更是心理上的排斥——或许，他在抗拒她的触碰，抗拒这个带给他无尽伤害的源头。那晚在合租屋里发生的事，以及更久远的所有“探索”，都在这触碰下复苏，化为尖锐的羞耻。
“对不起……”艾玛涩声说，默默低下头，更加小心地完成包扎。
顾良没有说话，只是重新把手伸过来，顺从地任由她摆布，眼神却飘向了窗外，空洞而遥远。他的顺从里，带着一种心死的漠然。
这套小小的出租屋，成了囚禁两个人的牢笼。一个用愧疚和责任铸成的牢笼。艾玛被困在赎罪者的角色里，顾良则被困在受害者和依赖者的虚弱中。他们被过去的阴影紧紧捆绑在一起，近在咫尺，却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窗外，省城的秋天即将过去，冬天快要来了。屋里的空气，比窗外更加寒冷。艾玛看着顾良日渐消瘦的侧影，心中充满了无力感。她履行着承诺，守着他，不离不弃，可这样的守护，真的能带来愈合吗？还是仅仅延缓了另一种形式的死亡？她不知道答案，只能一天天地，在这沉重的枷锁下，麻木地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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