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年之中,西征陵山国的战绩虽然没有1938年那样差的离谱,却也深陷于一种更磨人的困局——不是轰然倒塌的崩裂，而是钝刀割肉般的僵持。
联合军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才只拿下了陵山国东部的几个不太重要的小城市,外加占领了一堆没有太大用处的废地。
至于那些重要的战略城市,仍旧处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极限拉扯之中。
久而久之，前线的士兵在泥泞与硝烟中磨掉了最初的激昂，只剩下机械的冲锋与退守，后方的民众也在日复一日的征兵令与物资管制中耗尽了耐心，曾经“正义之战”的说辞，早已在物价的飞涨与亲人的永别面前变得苍白无力。
在此时的永绪和安华国之中,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宣言此起彼伏，汇聚成一阵阵浩瀚的波涛。
赫连宁霜已经深深陷入了自己当初因所谓的“必胜信念”而设下的囹圄枷锁之中，像一个疯子一样，沉迷于其中不可自拔，简直就是无可救药了。
他这般执迷不悟，与其说是简单的顽固，不如说是灵魂被野心吞噬后的彻底沉沦。
现在的安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穷兵黩武的疯狂状态。
在征兵令的强硬要求之下，无论男女老幼,也不管你是身体健康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只要能扛得动枪的,就必须要跟着一起上战场，哪怕是去当炮灰。
那些本该握笔的手、扶犁的手、纺织的手，如今都被迫扣在扳机上，成为战争机器上随时可能崩裂的零件。
“现在的战争,是为了以后永久的和平!你们要记住了，只有战争才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好方式!只有战争才能够为我们带来永久的繁荣富强！”
赫连宁霜这句被反复宣扬的口号，早已在枪炮声中暴露出畸形的内核。
毕竟，战争从不是推动文明的齿轮，而是悬在人类头顶的利剑。
现在的永绪帝国,也已经出现大量反战者的集\会和游\行,——它们是一些思想尚未完全固化的人民所举行的,就像十多年前他们反对封建统治，追求科学民主的时候一样。
他们的行动，是对生存权最本能的捍卫，是对“用毁灭换取未来”这一荒诞逻辑的否定。
面对着众多的反对者,远山绪一开始也像往常一样使用武力方式去解决,得到的结果却几乎完全是适得其反。
他的政策越严苛,百姓的反对声就越强烈,彻底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
当统治者将民众的呼声当作叛乱，将理性的抗争视为软弱，便已在自己与人民之间掘开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此时，副总理静嘉玉瑾终于等到了她眼中那个“恰当的契机”。
于是,她主动向领袖请缨,要使用一种“将错就错”的柔和方式来应对这个难缠的局面。
“尊敬的领袖先生,针对于近日百姓聚众闹事的事件,我有一个自以为还算是不错的方法,却是不知可行与否。”她的声音带着一种刻意拿捏的沉稳，仿佛所言皆是深思熟虑的良策。
“玉瑾请讲。”远山绪的声音里透着连日来的疲惫，却仍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静嘉玉瑾微微躬身，语气愈发恳切：“领袖,我在想,既然民众感受到不满是由于反对战争，渴望和平。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给他们来一个将错就错,假意地在演讲中向他们表现出呼吁和平的意愿。”
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刻意为之的轻蔑：“这群愚民没什么思考能力，他们大多只能看得到眼前这些浮于表面的东西，根本就分辨不清隐藏在背后的真意。
我们嘴上说着宣扬和平，他们自然就会傻乎乎的对我们深信不疑。
至于西征陵山的战役,当然是还要继续下去的,这是政府作出的决定，哪里是他们可以干扰的了一分一毫的呢？
虽然这样做也许只能起到一时的效果，在长远的范围内未必能起作用，但在现在的紧迫情况之下，我们也许只能这样做了。
否则，万一他们真的做了什么过激的举动，我们到那个时候再后悔，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静嘉玉瑾的计策入耳，远山绪紧锁的眉头骤然舒展，眼中溢出毫不掩饰的满意与赞许。
“利用民众对和平的渴望而假意安抚他们,玉瑾的计策,可真是无人能敌啊!
至于以后的事，我们以后再谈，现在只要能稳定住当下就已经足够了。”
他抚掌轻叹，语气中带着如释重负的轻松。
然而,连远山绪都认为是“假戏”的计谋,却偏偏被静嘉玉瑾别有用心地给“真做”了一场。
站在装有特殊支架的演讲台之上,静嘉玉瑾充分发挥着自己极其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慷慨淋漓地向台下的民众控诉着战争的罪恶，宣扬着对和平的渴望与赞颂。
她的语调时而沉痛如泣，细数战争撕裂的家庭与焦土；时而又激昂如鼓，赞颂和平对于生民的真正意义。
没有虚饰的辞藻，没有空洞的口号，每一个字都带着对黎民疾苦的深切共情，每一句话都叩击着听众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一开始,仍有部分百姓认为静嘉玉瑾的演讲和领袖的一样,都是一场虚张声势,弄虚作假的刻意表演，从而并未透露出太多的尊重。
他们对这突如其来的“和平宣言”本能地保持着警惕，眼神中带着审视，掌声也稀疏得近乎敷衍。
随着时间的缓慢推移,他们就像当初听了远山绪的演讲而为之入迷一样，被静嘉玉瑾充满着真情实感的语言而深深地打动了。
更何况，他们大多数人都曾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受过静嘉玉瑾的恩惠，无论是论迹还是论心，静嘉玉瑾都足以称得上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真君子，绝非神坛上那群虚伪至极的小人可比。
此时，不明就里的远山绪仍然天真地认为静嘉玉瑾是在辅助自己演好这一场戏。
他听闻街头的欢呼，只当是静嘉玉瑾“演得逼真”，心中愈发得意于自己的掌控力。
他从未想过，当一个人说出的“谎言”里藏着民众真正渴求的真理，当一场“表演”倾注了对苍生的真心，假戏便会在民心的浇灌下生根发芽，长成足以撼动权力根基的参天大树。
他更不明白：民众的眼睛或许会被一时的谎言蒙蔽，但心不会。
当静嘉玉瑾用真诚的和平宣言唤醒了他们对尊严与生存的渴望，那被点燃的，便不再是可以随意熄灭的微弱火苗，而是足以烧毁旧秩序的烈焰。
然而，按照静嘉玉瑾心中那盘更深的棋局，她接下来的举动，在常人看来未免匪夷所思——她明明已凭借和平宣言赢得了足以撼动朝堂的民心，却偏偏又要布下一场“声东击西”的迷阵，故意引诱远山绪对自己生出疑心。
她深知，远山绪对自己的信任，看似坚不可摧，实则像一层裹着蜜糖的薄冰。
她看得见这份信任的存在，却摸不透它的边界——是能容下异见的宽厚，还是随时可被推翻的权宜？
于是，她决意放出一点“疑点”作为试金石，用一场精心设计的“破绽”，丈量这份信任究竟能承受多少重量。
更重要的是，她要借这场风波，看清朝堂之上的人心向背。
这帝国的官僚/体系里，有多少人是真正认同和平理念的同道，又有多少人只是攀附权力的藤蔓，随时准备为领袖摇旗呐喊？
这场“自污”，便是筛子，要滤出那些藏在冠冕堂皇之下的投机者与谄媚者。
于是,静嘉玉瑾妆模作样地给温真誉写了一张言辞极其动人的“情书”,却根本没有将它寄出去的想法,只是将它交给了自己的丈夫洛川竹,并且托付他在宣传部的酒会上将其“故意”地遗落在宴席之上。
“一定会有人拿它做文章的，”她望着窗外沉沉的暮色，语气平静却笃定，“这世间从不缺揣度他人**的眼睛，更不缺借题发挥的心思。”
确实,静嘉玉瑾年仅27岁,就已经成为了帝国当中的二号人物，并且，距一些小道消息说，她还是领袖亲自任命的继任者。
这样一来,对她感到不满和眼红的人也自然不在少数。
很快的，在1941年3月的一天，就有一个宣传部的三等官员郑楚敲响了远山绪办公室的房门，说自己有“副总理里通外国”的证据，要向总理来检举揭发。
“我尊敬的领袖先生！”刚踏入房间，郑楚的声音便因激动而微微颤抖，他猛地躬身，将信封高举过头顶，姿态里的谄媚与急切简直就像是一个装满了，红酒的酒杯，随时都有可能溢出来，“请您务必过目！您不能再被某些人的虚伪忠诚蒙蔽了！”
他直起身，眼中闪烁着揭发“奸佞”的狂热，语气陡然变得义正辞严：“静嘉玉瑾身为帝国副总理，理应对您、对我们至高无上的净化主义信仰抱有绝对忠诚——这是她与生俱来的义务，是刻在骨血里的本分！可她呢？表面上对您毕恭毕敬，对帝国誓言旦旦，背地里却早已与敌方高级将官暗通款曲！”
说着，他将那封所谓的“情书”抽出来，抖得哗哗作响：“这封信还是我无意中发现的一封，谁知道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还有多少这样的私函在传递？谁知道她借着‘和平’的幌子，已经向敌人泄露了多少帝国的机密？”
“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郑楚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邀功般的尖锐，“她顶着副总理的头衔，却揣着一颗通敌的心，居心之叵测，简直令人发指！”
这番话，字字句句都踩着“忠诚”与“大义”的鼓点，却掩不住骨子里的投机与卑劣。
郑楚或许从未关心过信的真伪，也不在乎所谓“通敌”是否站得住脚——他只看到了扳倒高位者的机会，看到了自己向上爬的更高的可能。
在这腐朽的权力场中，检举早已不是维护正义的手段，而是一场赌上前途的投机：
只要能击中领袖的猜忌，哪怕只是捕风捉影的流言，也能化作削官夺爵的利刃。
静嘉玉瑾的预料终究成了现实。当权力的天平上，猜忌重过信任，构陷便会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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