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初二是刺的萌芽,那初三便是刺的彻底疯长与爆发。我成了一只真正的刺猬,每一根刺都直挺挺地竖着,无法收拢。而战场,就是那间无处可逃的教室。
我的世界缩小到以自身为圆心、一米为半径的恐惧区域。在这个区域里,任何细微的声响都如同惊雷。同桌清嗓子,后桌挪动凳子,旁边同学弯腰捡笔……这些最平常的动作,于我而言,都是因我而起的、无法忍受的“反”。我的注意力像被无数根线拴在了周围每一个人身上,他们任何一丝不自在的举动——一声轻咳、一个下意识的跺脚、甚至一声无奈的叹息——都会猛地拉扯我的神经,让我浑身一颤。老师在上面讲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见;我的全部精力,都耗费在监控这座“人肉雷达”接收到的、针对我的“攻击信号”上。
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是必然的。曾经年级前四十的优等生,滑落到两百名开外。老师和过去认识我的同学投来不解和惋惜的目光,“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这种询问比责骂更让我痛苦。因为我无法回答。我知道我“病”了,却不知道病名,更找不到解药。
我尝试过自救,用当时幼稚的逻辑。我发现我不敢看人,尤其不敢和男生说话,我便将这归咎于自己的“不检点”——是不是我眼神里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于是我开始强迫自己视线涣散,不敢在任何一个人或物体上聚焦。可这徒劳无功,该来的“反”依旧来袭,像一场永不停歇的冰雹,砸在我身上。最苦的是我的同桌和邻近的同学,他们被迫承受着我这莫名辐射出的紧张感,想必也是如坐针毡。我不敢看黑板,因为看黑板意味着视线要穿过“人”,我怕极了那穿越过程中引发的连锁爆炸。
这场灾难也蔓延到了我的脸上。长期的、极度的紧张,让我的面部肌肉开始不受控制。只要感觉到有人看我,哪怕只是余光扫到,我就会条件反射般地表情抽动、扭曲,做出我自己都无法想象的狰狞模样。我知道那很吓人,很滑稽,像个小丑,可我控制不了。毕业照上的我,表情古怪,眼神惊恐,成了那段岁月最耻辱的定格。
在这片无边的黑暗里,有一幕场景像用烧红的烙铁烙在我记忆里一样,至今想起,仍能让我感到那种彻骨的冰凉。
那是转班后的一节体育课。集合哨声响起,同学们迅速找到自己熟悉的位置站好,队伍瞬间成型。而我,像一个多余的零件,一个错误的代码,茫然地站在操场边缘。我不知道该属于哪里,哪个位置会容忍我的存在。巨大的恐惧吞噬了我,我生怕自己的站立本身都是一种冒犯。
最终,我硬着头皮,低着头,快速扎进了队伍中间的一排空隙,企图用这种方式隐藏自己。
然而,现实给了我最残忍的一击。
我旁边的女同学,在注意到身边站的是我之后,脸上瞬间掠过一丝毫不掩饰的嫌恶,她像躲避什么脏东西一样,立刻挪开,站到了前面一排。这一举动如同信号,紧接着,这一排的其他几个女生,一个接一个,默不作声地、却又无比默契地,全部移走了。
仿佛只是几秒钟的事。
当我从巨大的耻辱感中稍微回过神,才发现,整整齐齐的队伍里,唯独我所在的那一排,空空荡荡。只有我一个人,像棋盘上一颗被孤立在黑子中的白子,突兀地站在那里。而我身后那一排,也仿佛被我传染了瘟疫,整体向后挪了半米,与我拉开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可耻的距离。
阳光很好,操场上满是青春的喧嚣。可在那一片热闹和活力中间,我像一个被世界剥离出去的真空地带。曾经那个优秀、也曾被不少人喜欢的我,何曾想过会沦落至此——如同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病原体,一只误入人类餐桌的蟑螂。
那一刻,我没有哭,也没有愤怒。一种比悲伤更可怕的麻木,像水泥从脚底一点点灌满我的全身。我知道,我的初三,我青春里最宝贵的一年,就在这四面楚歌、万人谤议的境地里,彻底葬送了。我成了这座学校里,可能几百万个人中都挑不出来的,一个真正的“极品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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