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高中会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县太小了，小到初中那批人，几乎原封不动地又升入了同一所高中。无非是掺进了一些从下面乡下来的学生，而初中那些学习顶尖、稍有素质的同学，反而考到外地去了。此消彼长，环境的劣质化可想而知。我曾闭着眼都能考上一中的“靖远班”（顶尖重点班），可因为这身“刺”，成绩一落千丈，连二中的线都没够上。最后，我妈托关系、花了整整一万块钱，把我塞进了一中的B班——那个被称为“嘎咕班”、差等生云集、公认只要交钱就能上的地方。
刚开学的头两天，是我高中三年里唯一像“人”的日子。没人认识我，我的表情还没开始不受控制地抽动。我天真地以为，灾难被关在了初中的校门里。
但这幻想很快就被击得粉碎。县城太小了，小到去食堂吃顿饭，都能零散碰到初三时认识我、或听说过我这个“奇葩”的人。他们会突然叫出我的本名，那声音不像问候，更像是一种确认猎物的信号，提醒我：你无处可逃。
很快，班里的同学也发现了我的怪异。当我感到被人注视时，面部肌肉会条件反射般地扭曲，露出一种我自己都无法定义的、既像惊恐又像谄媚的怪异表情。他们开始四下打听，我初中在三中的“事迹”很快便不再是秘密。
接着，那个足以将我钉在耻辱柱上一生的外号，来了。
是一些从乡下来、流里流气、在校内拉帮结派的女生起的。它的构成极其恶毒：取了我名字最后一个字，再加上一个侮辱性的“姐”字。我宁可她们叫我“傻逼”，叫我“奇葩”，任何纯粹的恶名，都像是外在的污泥，洗掉就好。但她们偏偏选择了凌迟我最珍视的东西——我的名字。那个名字，承载着父母最初的祝福，代表着一个本该清白、正常、美好的我。这个外号，像一群污秽的蛆虫，爬满了这个名字，并用屎尿反复泼洒。它不再是代号，而是一场针对我灵魂的、公开的、持续的凌迟。每一句呼喊，都是一刀切割，提醒我，我已经配不上那个纯洁的符号了。我甚至无数次涌起改名的冲动，只为保护它免受玷污。
这个外号像一种致命的病毒，凭借其恶劣的趣味性迅速传开。从顶尖的靖远班到A班、B班，再到体育班、艺术班，全校几乎无人不知。我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任何混得火的人。
真正的恐怖在于日常的、无孔不入的践踏。我的“刺”不同于明显的身体残疾，后者或许能引发一丝怜悯或包容。我的病，散发出一种让所有人觉得“不检点”、“主动非礼”的恶心信号。我的眼神，我那失控的表情，在旁人解读里，不是一种痛苦的病症，而是一种下贱的、骚扰性的冒犯。这眼神，竟可悲地折射出我母亲曾投向我、让我毛骨悚然的那种注视——我最厌恶的东西，成了我辐射全世界的“刺”。
在食堂，我的固定位置是最角落。印象最深的一次，午饭后距上午自习还有片刻间隙，我们班几个男生晃到我附近，其中一个带着毫不掩饰的作呕表情，大声说：“*姐，我刚才吃饭看见你了，恶心死我了，差点把饭吐出来！”他的声音引来看热闹的目光，哄笑声中，我像被剥光了衣服示众，连吞咽口水的动作都显得龌龊。
在校园的路上，是更系统性的围猎。那从来不是一两个人的指点，而是一群人的狂欢。常常是我低头走着，对面迎来一群原本嬉笑打闹的人。只要其中一人发现了我，所有的谈话会瞬间冻结，所有目光会像探照灯一样聚焦过来。那些眼神里搅拌着猎奇的兴奋、**的嘲笑、居高临下的鄙夷，以及一种看待非人怪物的新鲜感。他们立刻交头接耳，用手指点，毫不避讳地放大音量讨论，脸上是那种作践人特有的快意。有时，他们会故意放慢脚步，形成一种半圆形的、松散的包围，仿佛在观赏和拦截一件奇怪的展品。我的出现，能让任何话题瞬间切换，我成了他们唯一且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的公共娱乐项目。
就连回教室的路径，都充满了刻意的战术回避。教学楼的每层走廊都有东西两个出口。我无数次经历这样的场景：别班同学在走廊另一端看见我，会立刻拉住同伴，像避开一滩秽物一样，转身走向另一个出口。讽刺的是，学校的结构有时会让我们在楼梯口或楼层拐角再次相遇。那时，我就能清晰地听见他们毫不掩饰的对话：“知道刚才为啥拉你走那边吗？”“为啥呀？”“啧，你没看见啊？那个就是*姐！”随后便是心领神会的嗤笑和一种“幸亏躲开了”的庆幸表情。我的存在，本身就成了需要绕行的路障。
即使偶尔遇到一个不认识我、气质相对温和的人，他可能不带恶意，甚至尝试用平常的语气跟我说话。但只要那句“*姐”的称呼一出口，对我来说，都无异于强迫我吞下一只苍蝇。无论语气如何，这个词本身，就是对我整个人的否定和凌迟。它一遍遍地在我耳边宣判：你不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代号，一个怪物，一个“马路大”。
在这个封闭的校园里，我彻底被开除了人籍。“马路大”这个名词，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它精准地概括了我的处境——一个被所有人视为可以随意处置、侮辱、围观的非人实验品。我无法反抗，我打不过全校的人。无论我在水房低头刷牙，在厕所隔间寻求片刻安宁，在操场边缘仰望天空，那个外号都会像定时炸弹一样，不知从哪个角落突然引爆——“*姐！”每一次听到，都比见鬼还恐怖，它带来的不是瞬间惊吓，而是浸入骨髓的冰冷绝望和持续羞辱。
偶尔，也会飘来一些别的声音。“我觉得她挺可怜的。”有人会这么议论。甚至有人当面对我说：“我真佩服你，心理真强大，换成别人，这种处境早就自杀了。”
但我只是还活着。唯一的、微不足道的“进步”是，我靠着近乎自虐的挣扎，终于能勉强看黑板了。我的成绩在B班维持在中游，不再像初三那样彻底崩盘。这并非好转，或许只是因为我开始麻木地学习，如何背着这身肮脏的、令人作呕的“刺”，在这片名为校园的集中营里，像一件错误的货物一样，苟延残喘下去。每一天，每一句“*姐”，都是一场凌迟。而我，是那个被绑在行刑架上，看着自己的名字和尊严被一刀刀剐下的，沉默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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