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果然成了一个地理上的救赎。我如愿摆脱了那个伴随我整个高中、如同附骨之疽的“*姐”称呼。新的环境里，没有人认识过去的我，这层最血腥的标签终于被撕下。然而，我并未因此获得真正的自由。那身无形的“刺”，依然牢牢地长在我身上，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因环境的变迁而悄然演化。它从一场喧嚣的公开处刑，变成了一场更为内耗的无声战争。
回首过往，我常想，如果我能更早地认清问题的本质，结局是否会不同？这个“如果”的答案，很大程度上系于我的母亲。她作为一名医生，本该拥有最理性的判断力，却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时期，扮演了一个可悲的“真相掩盖者”的角色。如今我清醒地认识到，她和我父亲一样，他们都是极其消极的能量黑洞。他们就像一个扭曲现实的漩涡，核心任务并非培育我，而是持续地对我进行洗脑，消耗我本就不多的生命能量，企图将我塑造成一个符合他们狭隘预期的、麻木的复制品。想到这里，我甚至觉得不可思议：在我十三岁之前，在如此扭曲的“加工”下，我竟然能始终保持一个眼神清澈、相对正常的孩子的状态。这与其说是造物主的保护机制做得太好，不如说是我天生灵魂中那股顽强的生命力所创造的奇迹，是我自己内在的光亮，在黑暗中硬生生撑开了一片净土。
记得初中我刚察觉自己不对劲时，曾惶恐地向她求助，模糊地表达“心里想不明白，好像出了问题”。她的反应，不是关切与探寻，而是斩钉截铁的否定和一种近乎PUA的洗脑：“没病！你根本没病！别整天胡思乱想！”她就像一只将头埋进沙子的鸵鸟，用可笑的自我欺骗来逃避“女儿可能患有心理疾病”这个她无法承受的现实。她情商低得令人窒息，平时总是一副嬉皮笑脸、蠢笨不自知的模样，除了那令我恶心的间歇性注视，她最大的“特长”就是泼冷水。任何好事，在她那里都能看到最坏的结局；我若对某人心生好感，她必断言“肯定是渣男”；就连父亲开车超速，她也要念叨“肯定被扣分”。她不敢承认现实，因为直面问题等同于击碎她赖以生存的虚假平静。但凡她能做一个负责任的母亲，我或许就不会在迷茫和自我怀疑中浪费掉最宝贵的青春期那么多年。
虽然最终我复读才考上的只是一所民办三本院校，但它确实让我物理上脱离了那个噩梦般的高中环境。经过高中三年加高四一年炼狱般的挣扎，我的“刺”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种极端的、不受控制的面部抽搐有所缓和，不再是那么夸张的、条件反射般的狰狞。在陌生人或不熟悉我的同学看来，我或许只是一个格外沉默、喜欢独来独往的“个性”女生。他们并不知道我身负严重的“刺”，只当我内向孤僻。只有我自己清楚，这份表面的“正常”，是靠什么换来的——是彻夜打游戏时那片刻的专注，让我暂时忘记周遭的存在；是课堂上趴桌大睡，主动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这些行为本质都是逃避，但确实为我构筑了一个脆弱的保护壳。
然而，我的内心，依然住着一个渴望正常的灵魂。我向往阳光，会被那些像玫瑰一样绽放的、没有“刺”的优秀同龄人所吸引。在我眼里，全世界的人都是玫瑰，唯独我是那个带着尖刺的异类，觉得自己根本不配靠近他们。正是这种对爱情、对正常人际关系的渴望，成了我决定不再逃避、主动寻求“解药”的最强动力。我必须弄清楚，我到底是病了，还是全世界就我一个人如此怪异？我隐隐知道自己处于一种病态，但我需要专业的答案，需要一个名字来定义我的痛苦。
于是，进入大学后，我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完全自主的重大决定：独自前往北京，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那次咨询的经历，像一道微光，照进了我黑暗的世界。医生告诉我，出现我类似情况的，往往是非常聪明、敏感的人，他甚至提到清华北大也有学生为此困扰。我还在网上搜索，发现确实存在类似的群体。虽然我依然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能完美解释我所有症状的疾病名称，但“并非独我一个”这个事实本身，就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勇气。它意味着我不是怪物，我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病人。
尽管如此，无论是大学期间还是初入社会，我依然在“刺”的阴影下挣扎。我无数次幻想，以一个正常的、没有负担的自我，去接近我喜欢的那些人。可现实是，我展现给他们的，只是一个经过伪装、小心翼翼隐藏起“刺”的、不真实的表象。一旦关系深入，我无法维持这沉重的伪装，真实的、充满不安和异常的我暴露出来，结局无一不是以失恋和关系破裂告终。这让我痛苦地意识到，不解决根本问题，我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情感连接。
而真正促使我下定决心要彻底挣脱的，是工作后与家庭爆发的一系列激烈冲突。我母亲通过关系，在我所在市的医院检验科为我谋得一份工作。他们竟未征得我任何同意，就安排了一场饭局，宴请医院的主任、院长等领导。美其名曰“感谢”，实则是将我作为一件展示品推上前台。在那场充斥着虚伪客套和势利眼的饭局上，刚步入社会的我感到了极大的不适，直接表达了对这种场合的厌恶。结账时，我父亲竟因此勃然大怒，在饭店外对我又踹又怂，如同精神病发作般破口大骂：“妈了个逼的！这顿饭白请了！你个逼崽子！” 你能想象吗？一个前一秒还恨不得拿刀捅我的暴怒者，转身面对领导时，竟能瞬间切换成一副摇尾乞怜的谄媚嘴脸，甚至拍着他那辆又脏又破的车，邀请领导“顺路坐我们的车回家”。那种极致的虚伪与对子女尊严的践踏，让我感到彻骨的冰凉。
类似的操控层出不穷。当我因无法忍受失恋和职场压力而想裸辞时，他们便以“自杀”相威胁，强迫我走上他们眼中唯一的“正道”——考事业编。最终，我像一只被强行塞进笼子的鸟，被困在了一个他们口中“稳定”实则“鸟不拉屎”的地方，至今已三年，转眼我已二十七岁。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一个春节。一位家庭事业双双得意的亲戚来我家串门，我知道他们来是是干什么的，我知道我明确的知道他们是干什么来的，可是我不想看见那些，我多么想得到正常人的生活，我看见了多么的心痛，他们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我都27了。于是我就不想见他们，却换来了我父亲的暴怒。客人走后，他将所有怨气发泄在我身上，指着我怒吼：“**的！你咋就不能像个正常人一样！”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愤怒和不甘达到了顶点。我摔门而出，在寒冷的夜里，内心却燃起一团前所未有的火焰。我发誓，我绝不再做他们意志的奴隶，绝不再为他们的面子、他们的恐惧而活。我的“刺”，或许源于家庭，但斩断这枷锁的刀，必须由我亲手举起。这场为我自己而活的战争，从那一刻起，正式打响。我知道前路漫漫，但这一次，我将为自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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