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復的光滑楼,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座巨大的象征建筑。
黎砚微常常觉得,东西双塔如同康德哲学中的"二律背反",理性与感性、公共与私密、秩序与**,在其中拉扯、对峙,又诡异共存。每天清晨七点三十分,当她从北区宿舍走向这座庞然建筑时,总觉得自己正在走向一个巨大的理论模型——这里的一切都遵循着某种看不见的规则运转,就像她研究的政治哲学理论一样精密而冷酷。
她尤其喜欢观察清晨的光滑楼:东塔的玻璃幕墙最先捕捉到朝阳,将晨光折射成无数细碎的金色碎片;西塔却还沉浸在靛蓝色的阴影里,保持着夜的沉默。这种割裂感让她着迷,就像她内心永远存在的两个自我——一个渴望投入生活的洪流,一个习惯站在岸边观察。
她的博士研究方向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与当代分析哲学,试图在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中,为具身化的个体经验找到一席之地。这个选题得来不易。记得开题答辩时,一位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老教授推着眼镜质疑:"身体?在公共领域谈身体是否太过私人化了?阿伦特本人就极力反对将身体这类'前政治'的经验带入公共讨论。"
她当时从容应答,声音在偌大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恰恰相反,教授。正是通过对身体的规训——比如什么样的身体姿态是'得体'的,什么样的情感表达是'恰当'的——权力才得以渗透到最微观的层面。我想探讨的,正是这种渗透的机制。况且,"她微微停顿,目光扫过在场的各位导师,"阿伦特反对的是将生物性需求政治化,而我关注的是权力如何通过塑造身体来建构公共领域本身。"
那一刻,她看见导师眼中赞许的光芒,也注意到那位老教授若有所思地点头。这场小小的胜利让她明白,在学术这个场域里,精准的概念武器有时比雄辩更有力。
她的书桌,是概念交锋的战场。罗尔斯《正义论》的页边,密密麻麻批注着她与玛莎·努斯鲍姆关于"能力途径"的争辩:"努斯鲍姆对情感能力的强调是否过于理想化?在父权制的现实结构未被打破之前,情感的'自由表达'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规训工具...";旁边摊开的《性别麻烦》,则勾连着她对巴特勒"表演性"理论的实践性思考:"如果性别是表演性的,那么这种表演是否可能成为抵抗的空间?还是说,任何表演都难逃被收编的命运?"
书架最显眼处,摆放着她硕士导师的赠书——一本初版《人的境况》,扉页上写着:"致砚微:愿你在思想的密林中,永远保持出走的勇气。"这位导师是她在金陵大学时最敬重的老师,也是少数几个她愿意敞开心扉谈论家庭与成长经历的长辈。每次看到这行字,她都会想起那个下午,导师对她说:"砚微,你太习惯用理论来保持安全距离了。有时候,让自己迷失一次,反而能找到更真实的道路。"
窗台上,一盆绿萝顽强地垂下藤蔓,与书架间那些艰深的理论著作形成奇异的对照。这是她为数不多的、不依赖任何理论阐释而存在的生命证据。这盆绿萝是她从金陵大学带到旦復的,经历了两次搬家,依旧生机勃勃。有时写论文到深夜,抬头看见月光下绿萝的剪影,她会突然想起母亲的话:"砚微,别总是活在概念里,也要学会感受生活。"
可她总觉得,对生活的感受,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更隐秘的理论实践?就像此刻,她注视着光滑楼下来来往往的人群——那个总是低着头快步行走的数学系天才,那个在樱花树下朗读诗歌的文学院女生,那个在角落里边吃面包边背单词的留学生——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实践着某种生命政治,都在无形中成为了某种理论的注脚。
她翻开笔记本,写下今天的观察:"4月12日,晴。光滑楼东侧第三棵樱花树下,一对情侣在争吵。女生想要一个明确的承诺,男生却在谈论'关系的可能性空间'。看来,福柯所说的'自我技术'不仅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亲密关系——我们都在这座镜城里,练习着爱与被爱的技艺。"
笔尖在纸面上停留片刻,她又补充:"只是不知道,当理论照进现实,我们是否还能分清,哪些是真实的感受,哪些是被理论塑造的**?"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就像光滑楼的双塔永远对峙,却共享着同一片地基。黎砚微合上笔记本,走向窗边。暮色中的旦復校园渐渐亮起灯火,每一盏灯背后,都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而她,既是这些故事的观察者,也是其中一个故事的参与者——这个认知让她感到一种奇异的安心,仿佛在茫茫理论海洋中,终于找到了一座可以暂时停靠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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