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上面说的是针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也就是野蛮残酷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的修正、改造、扬弃。
更多的、更复杂、更艰难的，是传统**社会发展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的社会控制。
这里不单存在着对自由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修正、改造、扬弃的问题，
单就由传统**社会如何发展起良性的健康的自由资本主义，就是一个世纪性的大问题。
这里涉及到由传统**社会发展现代经济、现代社会过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后发陷阱”、后发劣势、“北洋化”的历史性大课题。
由传统**社会发展现代经济、现代社会过程中，
直接发展起自由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修正、改造、扬弃版的新的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及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先来剖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 “后发陷阱”，即“北洋化”。其起始是近代化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发展，从其自然走向上讲，是向**国家资本主义演化，
同时也衍生出官僚资产阶级及私营资产阶级和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或改良的或革命的民主力量，
但占居着主导地位的始终还是**而又腐化的**国家资本主义。
从明朝周期开始，带有浓厚的官僚色彩的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即官僚资本的出现，使豪强世族开始衍生出一种新的形态——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开始成为侵蚀**社会的一种新的顽疾。
同时，君主**也由单纯的**小农社会开始出现**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
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及豪强世族新形态的官僚资本，同时也是由此开启帝国之后一系列近代化嬗变的洋务运动，
其出现及出乎意料地迅速兴起，就是得益于外界、外族的力量：鸦片战争、外国殖民势力，
以及极其偶然的意外的变故：太平之国的骤然兴起崛起的一大批地方实力派。
由此撬开了自我闭合的暴力死循环的古老**帝国的大门，
也由此开启了近代帝国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近代化嬗变历程。
帝国近代化嬗变的地方实力派、官僚资本的社会、现实基础，使帝廷逊位后的社会，充满变数。
当时有过很有深意的胡宋之辩。
胡主张美国式的联邦共和，
“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犹甚薄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抵抗，恐蹈俄国一九〇五年后国会之覆辙。
国会且然，何有内阁？
今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之余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即为**与共和之倚仗。
倘更自为削弱，噬脐之悔，后将无及。”
略言之，胡主张总统制和地方联邦分权制并行，中央与地方互相制约。
宋则主张内阁制和中央集权制，以内阁架空总统，以中央架空地方。
宋氏沙上造塔，孙氏、胡氏的意见在当日或许更具可操作性：
短期来看，总统制确实会赋予袁相当大的权力；但长远来看，地方分权式的联邦制，确能成为制约袁偏离共和轨道的真正有效的力量。
前者能满足袁氏的权力欲，后者能为制约力量的存在和发育提供制度保证。
帝廷逊位革命，作为一场共和立宪的社会革命，它的社会历史条件及主观因素是不成熟的，准备不足。
当时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缺乏建立共和政权的思想心理准备、政治目标策略和组织条件。
比如共和、共治政体与**政体的本质分野在哪里？在暴力，在军事暴力，在对国家、社会内部的暴力管控。
共和、共治政体的政权合法性、根基来自于社会，它需要由社会实体、社会组织、社会主体作支撑；
**政体的维系在于对国家、社会内部的暴力管控，以及依附于这种暴力管控的愚民、教化。
帝廷逊位革命作为共和立宪民主革命，最大、最根本、最致命的隐患、问题是什么？
是**所依藉的暴力所在的北洋新军、北洋集团、袁的北洋军，主要的并不是袁本人。
面对北洋军和革命军两大军事集团，当时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没能就北洋军及各地方军队包括革命军逐步国家化拿出实质性的方案，
甚至是其中的重视程度更甚至是这一认识、意识本身都不足或不统一。
帝廷逊位革命最根本、最关键、最致命的一个症结，
是袁在他的军事势力老巢北方、北京就职，及错失了把北洋军及各地方军队包括革命军逐步国家化的历史机会。
应当说,，帝廷逊位革命的失败，与其说是社会条件尚不完全成熟，不如说主观判断和主观选择上的人为失误，
及之后革命党、国会、国民党的对立情绪、对立思维、方式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其中立宪派的主观失误又是最主要的。
在近代，如果说戊戌变法的失败具有很大的必然性的话，那么袁的帝末新政和这次帝廷逊位共和立宪革命被颠覆，则是相当令人惋惜的。
应该看到，帝廷逊位共和立宪革命的社会基础的孕育和成熟，自我闭合的暴力死循环的古老**帝国大门的撬开，
是多种历史条件促成的，也算是历史机缘、契合的。
这次帝廷逊位共和立宪革命被颠覆，及之后个人集权**及政治组织**形成，这历史机缘、契合的帝廷逊位共和立宪革命的历史成果被湮没。
在个人集权**及政治组织**形成并重新稳定之后，
再重新凑齐撬开自我闭合的暴力死循环的集权**大门的那众多历史条件，是要重新轮回开始的，还不再一定是那么幸运的。
在华夏、帝国大地上，自东周、春秋始的个体大发展，个性、思想大解放，
春秋战国自管仲始是第一次，两晋南北朝是第二次，宋是第三次，秦、元明清**强化，第四次就是民国时期，改革开放是第五次。
孙的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特别强化“民”的民权理论，及节制资本，
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修正、改造、扬弃、超越的社会共治思想。
《〈民报〉发刊词》：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
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即直接运行改造态的资本主义。
这完全就是华夏版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华夏版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毕其功于一役”、毕发展和改造资本主义于一役。
实际演变，不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没有看到，自由的资本主义、共和立宪民国也支离破碎、流于形式。
面对实际的北洋军事强人政治乱局，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
至训政，蒋的“训政时期约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了□□的政治制度，从法律上确认国家权力交由蒋党行使，确认了国民政府对其的隶属关系，使□□合法化。
至此，蒋党、蒋在民国的名义下行**之实，近现代的政治组织**、□□及个人集权**形成。
帝廷逊位共和立宪革命时，面对北洋军和革命军两大军事集团，当时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没能就北洋军及各地方军队包括革命军逐步国家化拿出实质性的方案，
这两者最后都最终归向**之途，其中深刻的历史意蕴值得深刻的回味、深思。
政权由“革命党”独家操控，易于**，也易于催生政治贵族，导致政治**，破坏社会的平等与公正，
张太炎、张謇等有识之士，在帝廷逊位共和立宪革命初始时的警觉是中肯的。
由于消极汲取民初政党政治的教训，孙提出 “革命时期” “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
宪法当然是由“本党”制定，宪法只能是“革命宪法”，而未来的所谓“宪政”也就成了一党“党义”规范的宪政。
这样一来，本来或许还可以期望实现的在“军政”、“训政”之后的“宪政”目标也就有了很大的变数。
北洋时期的权力更迭频繁和**横行，与袁的帝制自为被推翻，北洋集团失控及各地军阀兴起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从近现代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如拉美、东南亚等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这种现象，是共性，不是北洋独有。
具体来说，欧美等最早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是内生的，是自耦合、自洽的。
拉美、亚非等被动引入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就被殖民化的国家而言，
由于其**体制的被打破，是由帝国殖民势力，及本国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共同促成的，
这样，帝国殖民势力，旧有**势力，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等错综复杂的各方社会势力搅混在一起，导致了北洋、拉美等地权力的混乱和**。
这就是被动引入的被殖民化国家后发资本主义的“拉美化”、“北洋化”现象。
官僚资本、权贵经济是北洋化的主要基础、主要形态。
缕 兰：这些好理解。
爸爸。
逻辑明了、清晰，更深刻、精辟、到位，醍醐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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