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意外的生产线被封起来，半干的血迹还留在冰冷的机器上，挺着啤酒肚的秃头经理指挥人用蓝色防水布暂时盖住，像是打了一块拙劣的补丁，试图掩盖昨晚发生的一切。
但谁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刚成年的女孩失去了右手，永远地成了个残废。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小姑娘已经从手术室里出来了，她戴着氧气面罩，面色惨白如纸，瘦骨伶仃的身体躺在病床上，要不是心率检测仪还在显示着影像，看上去几乎已经是个尸体了。
她的家人坐着火车从外地赶来，我这才知道，她母亲早逝，父亲残疾没有生活能力，来的人是她的小姨，一个同样瘦的像个竹竿的中年妇人。
当晚把小姑娘送到医院的同事告诉我，其实医生给了两个选择，一种是手术接回断肢，但成功率只有四成，而且要自费三万块钱，后续还需要长期护理和复健。
另一种就是截肢缝合，交两千块钱手术费用就能搞定。
小姑娘选择了第二种，右手大臂以下只剩下空荡荡的袖管。
我觉得像是有道闷雷在头顶炸开，全身的力气瞬间被抽走，身边的人全力扶着我才没直接摔在地上。
我慢慢蹲下，没勇气走进病房去面对那个昨天请假还被我吓跑的小姑娘。
“她才十八岁……那么年轻，她还有好多好多的人生要过……”
喉咙里控制不住的哽咽，我不可置信的喃喃自语，眼泪掉在医院洁白的地板上，身边明明有很多人，明明有很多嘈杂的声音，但那个瞬间我觉得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如果昨晚我答应了她的请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故了？
这个念头在心里挥之不去，像是给自己套上了一层无形的枷锁，我几近绝望地意识到——昨晚我的烦躁和脾气，让一个小姑娘的命运永远的改写了。
我强撑着精神走进病房，问了问情况，和小姑娘的小姨寒暄了几句，临走的时候往枕头下塞了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三千块钱。
电子厂里的同事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有人说她真是粗心大意，有人说她申请工伤大概能赔一大笔钱，还有的人说，工厂都是吝啬的资本家，根本不可能给她赔钱。
事情果然在往大家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小姑娘几天后出院，来厂里谈赔偿，经理先是好声好气的把人请进了办公室，谈了很久，估计是没谈妥，又气急败坏的找保安把她轰了出去。
我在工厂门口看见无助哭泣的小姑娘，她刚从医院出来，手臂上的纱布还没拆，整个人消瘦的像是纸片，好像风一吹就能把她卷走。
她见到我怯生生的打招呼，似乎半点都没有因为那天晚上的事记恨我。
她告诉我，经理不愿意承认她这属于工伤，说厂里已经给她垫付了截肢的手术费，就算是仁至义尽了。
“……我家还有一个瘸了腿的爸，原本我在厂里打工还能养活一家，现在我也残了，真不知道将来该怎么活……”
说这话的时候，小姑娘那双眼睛里几乎流干了泪，只剩下对未来无尽的绝望和恐惧。
我看着她的样子，想起妈妈刚去世的那几天，我看着遗体被推进殡仪馆，出来就变成了一盒轻飘飘的骨灰，看着遗像上熟悉的那张脸，无数次下意识地喊出声，回应我的却只有安静的空屋子。
那段时间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将来该怎么活？
我挺了过来，现在我握紧小姑娘的手，坚定的看着她：“总能找到出路继续走下去，别放弃。只要你愿意，我帮你找律师，咱们就算去打官司也要把你的工伤赔偿要回来！”
从那天以后，我取出了我一年多在深圳打工的全部积蓄，只是这些也不够支付律师费，我就带着材料，沿着深圳最繁华的CBD一家律所一家律所的找过去，看看有没有愿意法律援助接这个案子的。
深圳的夏天热的简直要把人蒸熟，我穿梭在大街小巷和高楼大厦里，同样的开场白说了不知道有多少次，碰了无数次壁，遭了无数次冷眼，甚至是被骂疯子、穷鬼、蠢货……
因为我锲而不舍地想帮小姑娘打官司要工伤赔偿，电子厂把我开除了，秃头经理把我的行李从几层楼高的宿舍窗户扔下去，被褥衣服散落一地，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老子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仰头看着站在阳台上的经理，阳光刺眼，汗水顺着发丝滴到眼睛里，刺刺的疼，我不得不眯起眼睛。
就在他得意洋洋看着我的时候，从他身后兜头一盆冷水浇下来，正好把他浇成个落汤鸡。
郭老师捧着洗脸盆站在阳台上，装作无意的大声说：“哎呦！经理您怎么在这呀！我这平时往下倒水都习惯了，你看看这今天还不小心浇到你了……”
我咧开嘴笑笑，朝郭老师挥挥手算作告别，得到郭老师的一个挑眉所谓回应。
散落地上的行李中，我只捡走了季瑛的合影和妈妈的骨灰，背着背包走在深圳的街道上，就像两年前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一样。
天气逐渐转凉，我用微薄的积蓄租住在拥挤阴暗的筒子楼里，一日三餐啃着冷馒头，终于在冬天来临前找到了愿意为小姑娘做法律援助的律师。
律师帮我们向法院提交立案，逻辑清晰的分析案情，梳理证据，总是安慰我们，让我们心怀希望，不要放弃。
律师也是个刚毕业两年的大学生，她经常细声细气的告诉我们，她的家乡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南方小城，她凭借自己一步步考学走到深圳，愿意无条件支持我们维权。
我时常看着她出神，想起远在北京读书的季瑛，想着她将来是不是也会穿上一身干练的职业装，风风火火的走在高级写字楼里……
我拿着那张发黄褪色的照片想了很久，最后我才想起来，季瑛学理科，当不了律师。
2010年的春节刚过，案子第一次正式开庭，前一夜我在出租屋的小床上辗转反侧，想着只要明天顺利开庭，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压在自己身上有罪的枷锁就能摘下来，受伤的人能得到应有的补偿，我也能放过自己。
只是谁都没想到，当天的庭审上，当法官问出双方是否愿意调解的时候，作为原告当事人的小姑娘开口了。
“我愿意接受庭外调解。”
我在旁听席上猛地站起来，失控的大声质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最后被法官勒令不许喧哗。
律师和我同样震惊，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准备证据等待开庭的时候，电子厂已经暗地里找上了她，开出了三十万的价格要她不再上诉。
走出法院的时候，她在后面喊我的名字，我不想理，她就快步从台阶上跑下来追上我。
她没了右臂后走路总是很慢，走快了就会失去平衡，她跌跌撞撞的向我跑来，我就算心里憋着一肚子的火气，也还是伸手扶了她一把。
“我准备回老家了，”她对我说：“老家的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他不嫌弃我，有了这三十万，我们就可以在县城买一套自己的婚房了……”
她后面的话我没听清，大概是想要我祝福她，我没说话，脑子一片空白，绕过她径直朝远处走去。
我第二次走进酒吧，还是王琦曾经带我来过的那一家，正好碰上王琦在卡座里陪着几个男人喝酒。
她看见我有些惊讶，但很快反应过来，问我来这里干嘛。
“我被电子厂开除了，”我简单地说：“正在找工作。”
和电子厂达成和解的人不是我，我被开除后，附近的工厂也都知道我是个会和工厂打官司的麻烦人物，没人愿意再雇我，我找不到工作了。
王琦笑笑，用她做着长美甲的手搂着我，把我带到卡座里的几个男人跟前，介绍一番，往我手中塞上一个酒杯。
那天我陪着几个男人喝酒聊天，仰起脸陪笑的时候容忍他们的手掌没分寸的覆上我的大腿。
送走那几个男人，我在酒吧的洗手间里吐得昏天黑地，小部分是因为酒精，大部分是因为恶心，恶心这个酒吧，恶心那些男人，更恶心我自己。
我吐得直不起腰，对王琦摆摆手：“我真干不了这份活……”
一沓百元大钞递到我眼前，粉红色的纸币让我直接把没说完的话又咽了回去。
王琦把钞票塞到我的背包里，笑着看着我：“这世上就没有干不了的活，如果真的有，那就是钱还没给够。”
我在出租屋里一张又一张的数着钞票，把它们举过头顶，手一松，十几张纸币就砸到头上落下来，我看着脚边的纸币，又看看旁边破败的出租屋，坐在地上发呆一夜。
第二天傍晚，我又来到酒吧门口找到王琦，换上了我最短的一件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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