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在设计院忙的热火朝天时，薛阿姨在夜市支了个小摊卖麻辣烫。
每天晚上六点钟，她把做好的饭菜留在餐桌上，一边嘱咐着我和薛时绾吃完就把碗放在那里等她回来再刷，一边自己蹬着那辆从楼下老奶奶家低价收来的二手三轮车，车斗里装着每天现熬的一大锅底汤，被保鲜袋蒙的严严实实的竹签哗啦作响。
薛时绾的姐姐在市里最好的重点高中上学，每次考试都是年级里面的第一名，所有人都说，那是清华北大的好苗子。
但上清华北大并不是成绩好就够了。
重点高中的老师专门把薛阿姨叫过去，告诉她，如果能够参加学科竞赛，在竞赛中获得全国奖项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大学直接挑走，不需要再经历高考。
高中组织的竞赛班需要在假期集训，多收一份伙食费，如果参加全国比赛，还要自费去省外比赛。
薛姐姐在物理方面很有天赋，一路努力，过关斩将冲进决赛，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薛阿姨脸上的皱纹却一天比一天更深，眉眼间的愁色一天比一天浓重。
她在发愁去省外比赛的费用，也在发愁将来供两个小孩上大学的学费。
薛叔叔和薛阿姨的离婚官司二审还没开庭，律师曾经试着劝说过她，把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交给薛叔叔抚养，这样她的经济压力会小很多。
就是这个提议，让和薛叔叔吵架都没哭的薛阿姨哭的泣不成声。
她避开所有人视线，躲在厨房里，边哭边和妈妈说：“……那是我的孩子，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孩子推出去送给别人！尤其还是薛建国那个见异思迁的人渣！”
妈妈拍着薛阿姨的背安慰她：“律师也是从经济压力的角度出发，就算离婚的时候规定了抚养费，薛建国也有可能拖延不给，你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这压力太大了。”
“压力再大我也能扛得住！”薛阿姨抽泣着：“谁的女儿谁心疼，拼着什么都不要了，我也要我的两个孩子！谁都不能把我的孩子抢走，谁都不行！”
薛阿姨极力压抑的哭声回荡在厨房里，一声又一声的哽咽全部被掩盖在剁排骨的菜刀声中——她还惦记着薛时绾昨天说想喝排骨玉米汤。
在那段最艰难日子里，我和薛时绾形成了一种不用说出口的默契，每天在学校的时候利用课间时间写完老师布置的作业，下午回家也不着急捧着小人书看，而是凑到餐桌旁，帮着薛阿姨一起穿麻辣烫的串串。
豆腐泡三个一串，魔芋结两个一串，腐竹三个一串，海带打成结两个一串，切成细丝就是五毛钱一小把，红薯粉要客人自己选，不论宽窄都是五毛钱一把……
这些做麻辣烫的小技巧很快就记在脑子里，薛时绾记得比我还快，她开始坐着那辆三轮车，跟着薛阿姨一起去夜市上出摊。
鱼龙混杂的夜市上，煎炒烹炸的声音和各种叫卖声混做一团，麻辣烫大锅升腾起的滚滚热气后面总是坐着穿戴得体讲究的薛时绾，她头上戴着各种颜色款式的精致发卡，身上穿着剪裁合身的小裙子，脚上的小皮鞋一点灰尘都没有，整个人漂亮得像是商店橱窗里摆出来展示的洋娃娃。
薛时绾总是带着一本书和薛阿姨一起去摆摊，书放在膝头，眼睛低头盯着书上的文字，嘴上却总能熟练的说出各类串串的价格。
慢慢的，薛时绾在夜市上出了名，大家都知道晴姐开的麻辣烫摊子上有个漂亮的洋娃娃，偶尔还会有人特意招呼薛时绾，让她来算算一共吃了多少钱，这样桌上喝完的汽水瓶子就都归她。
薛阿姨总会很生气，板着脸想把这些人赶走，但薛时绾却不介意，她会从善如流的走过去，算出来的数目又快又准，然后迅速的收起喝完的汽水瓶。
那个时候的汽水瓶都是玻璃制品，一瓶汽水一块五，喝完把瓶子送回去能换回三毛钱，薛时绾乐意做这样的生意，她有个吃饼干剩下的小铁盒，外壳印着一座漂亮的粉红色城堡，铁盒里面装着许多五毛钱的硬币。
我和薛时绾算过，一克金子一百五十元，一枚金戒指至少要五克金子，就是七百五十块钱，就是两千五百个汽水瓶。
靠着别人的施舍攒不够两千五百个汽水瓶，薛时绾很快找到了另外的途径。
卖汽水的老板在夜市的另一边，薛时绾靠着软磨硬泡和他谈好了合作，每天晚上老板都送一箱汽水到薛阿姨的摊位前，薛时绾会卖力的向每一位来吃麻辣烫的客人推荐汽水，卖出的钱都归汽水摊老板，剩下的瓶子则按照每个三毛钱折算给薛时绾。
除了在夜市上靠汽水瓶攒钱，薛时绾在学校也总想着挣点，她的成绩在班里成年稳居第一，班里那些调皮捣蛋的同学总是会找她借作业抄，她也不白借，一次一毛钱，如果要她帮忙代抄，那就五毛钱一次。
薛时绾的生意在学校开展的热火朝天，可我心里总觉得没底。
“借别人抄作业不好，如果老师知道了肯定会批评我们，”我忧心忡忡的劝薛时绾：“要不咱们还是停手吧，再想点别的办法。”
薛时绾撅着嘴，不说话，她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就是不愿意放弃这个挣钱的好途径。
我只能一边担心她，一边在学校里替她遮掩，悄悄告诫每个来找她做生意的同学，绝对不能让老师知道，不然以后大家都没有作业抄。
我一直提心吊胆，但薛时绾的计划败露并非因为抄作业。
三年级的那个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了慈善义卖活动，学生们把家里闲置的玩具书籍拿到学校来，一个班一个摊位，在学校操场上摆摊，义卖得到的钱都会捐给山区的贫困儿童。
我和薛时绾在家里收拾闲置的小人书时，薛时绾小声和我抱怨：“咱们卖自己的东西得到的钱竟然还要捐给别人……山区儿童需要钱，我也需要这笔钱呐！我姐在北京比赛都只能住五块钱一晚上的招待所，还是和另外两个人挤在一起，吃的是馒头就咸菜，学校还不如资助一下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握住她的手，生硬的转移话题：“妈妈刚给了我这周的零花钱，明天义卖结束咱们去吃冰淇凌吧，我请客。”
妈妈每周给我三块钱的零花钱，这在同龄的孩子里已经算是很大的数目了。
我的话并没有让薛时绾高兴起来，她反而像是突然泄了气一般，把手里的小人书狠狠摔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
我吓了一跳，愣住了，安静的看着她脸上明显的气愤。
“季瑛，”她气鼓鼓的说：“你真讨厌。”
我懵懂的眨眨眼睛：“为什么呀？我又惹你生气了？对不起……”
“不要总是说对不起！你又没做错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季瑛瞪着我：“我讨厌你又不是因为你做错了，很多讨厌就是没有理由的。如果每个人讨厌你你就要对他们道歉的话，你就成了谁都可以随便欺负的软包子了！”
我想反驳说自己并不是软包子，别人故意欺负我我当然能看的出来，只是因为生气的人是薛时绾，我才会下意识想让她消气，所以什么话都说的出来。
但薛时绾马上又用双手捂住脸，刚才还气势汹汹的人，现在声音中又带上一点哭腔：“你这么傻，要是以后被别人欺负了怎么办？我要是不在你身边，你又要怎么办？”
薛时绾一哭，我就对她没办法，只能笨拙的抽卫生纸安慰她：“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以后要考同样的学校去同样的地方，你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
薛时绾的眼泪掉的更多了，卫生纸哭湿了一张又一张，我抱着她，让她靠在我的肩膀上。
薛时绾哭红了眼睛，哭哑了嗓子，才慢慢平复下来，倚在我的肩上，手指绕着我的发梢玩。
“季瑛，其实我有个秘密没告诉你，”薛时绾一抽一顿的说：“我妈已经拿到薛建国婚内出轨的确凿证据了。”
薛时绾从薛阿姨房间的枕头下面拿出一个信封，从里面倒出一张照片和许多张汇款单。
照片上的薛叔叔搂着个烫波浪头卷发的女人，女人怀里抱着个穿开裆裤的男孩，一家三口看上去幸福又美满，背景是武汉某家儿童照相馆，招牌上印着“福星高照”四个金色的大字。
我抽出照片下面的几张汇款单，看着上面的数字发愣：“这个是……”
“是他在和我妈还没离婚的时候，就偷偷打给那个女人的钱！”薛时绾低声冷笑着，声音尖利的像是掺了玻璃碴子：“多好笑，他有钱宁可给外面的野杂种都不养亲闺女！”
薛时绾把那张照片和汇款单都细心的收回信封中装好，压平褶皱。
“我妈说这些都能在法院上当证据，”薛时绾的声音里带着怨恨：“薛建国必须把财产都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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