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悄然滑入乾隆十八年。永璋十八岁了，身形愈发挺拔，眉宇间的青涩几乎褪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的威仪与偶尔掠过的、不符合年龄的深思。他在兵部的“见习”地位逐渐稳固，提出的建议往往能切中要害，却又谨守本分，赢得了包括李侍尧在内不少务实官员的私下认可。皇帝对他愈发倚重，虽未给予显爵要职，但允许他预阅的文书范围逐渐扩大，偶尔甚至会询问他对某些中级军官任免的看法。
这一切，都发生在阳光之下，是他凭借自身努力和（部分来自隐秘渠道的）才智获得的进展。
然而，在他的影子深处，另一条线也在悄然收紧。
舒妃的布局，经过数月耐心而精准的渗透，开始显现出最初的效果。它并非戏剧性的爆发，而是一系列细微、却足以改变走向的扰动。
首先是令嫔身边的那位掌事太监。在内务府无形的“关照”和赌债的双重压力下，他愈发焦躁。终于，在一次为令嫔领取份例时，他试图利用职务之便，将一批稍次等的衣料混入上等料中，意图偷梁换柱，换取差价偿还部分债务。这本是宫中底层太监常用的伎俩，以往或许能蒙混过关。
但这一次，却被一位“恰好”路过的、皇后宫中的管事嬷嬷“无意间”发现了。嬷嬷并未声张，只是“好心”提醒了内务府负责发放的官员。事情被按了下来，未公开处理，但一份关于此太监“行事不谨、心有贪念”的隐秘报告，却通过内务府的渠道，悄然呈送到了皇后那拉氏的案头。
皇后本就因舒妃之前的暗示而对令嫔这边格外留意，看到报告，心中冷笑，更加坐实了“令嫔御下不严、身边人或有手脚不干净”的印象。她并未直接处罚令嫔，却在下一次分配宫人时，以“令嫔处事务清简”为由，将她宫中原有的两个机灵小太监调往别处，补了两个看似老实木讷的新人。这是一种无声的警告和削弱。
几乎与此同时，一份来自都察院的、看似例行公事的奏报，提到了某地一桩不大的官员贪墨案。案卷末尾，轻描淡写地提及了一句案犯为求减刑，曾试图攀咬京中某位“魏姓远亲”，但查无实据，已予以驳斥。
这句话，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有心人（尤其是本就关注此事的皇后）眼中，荡起了涟漪。“魏姓远亲”？虽查无实据，但足以让人产生联想。皇后立刻暗中吩咐下去，细查令嫔魏氏家族所有在朝为官或与官场有牵连的远亲旁支，无论官职大小。
这些调查本身，就是一种压力。一些与魏家沾亲带故的低级官员，忽然发现自己的考绩被查得更严，以往的些微小过失被重新翻出，升迁之路变得莫名坎坷。他们甚至不知道这股寒意从何而来。
这些变化，如同蝴蝶扇动的翅膀，暂时还未引起风暴中心的注意。令嫔魏氏或许隐约感觉到身边不如以往顺遂，皇帝来的次数似乎也比往常少了一点点（或许是因为朝务繁忙，或许是因为皇后偶尔“无意间”提及令嫔“近日似乎精神稍乏，恐伺候圣驾不周”），但她并未意识到一张无形的网正在缓缓收拢。她依旧温婉恭顺，努力维持着圣心。
永璋通过一些极其隐秘的渠道，隐约感知到了这些变化。他对舒妃翻云覆雨却又无声无息的手段感到震惊乃至恐惧。她果然在“勤除莠草，沃土固本”，而且做得如此干净利落，几乎不留痕迹。
他心中那点因为利用权力暗算他人的卑劣感，在这种高超的技艺面前，竟变得有些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庆幸——庆幸自己与她站在一边，而非对立面。
然而，就在永璋逐渐适应这种光明与黑暗并行的节奏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了一切。
西北刚平定不久的准噶尔旧地，再次传来警报！
并非大规模叛乱，而是几支原本已归降的首领，因对清廷安排的驻防将领和赋税政策不满，暗中勾结，突然发动袭击，攻陷了两座小城，杀了数十名驻军和官员！
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
乾隆皇帝勃然大怒！刚刚平定的地方竟又生乱子，这无异于打他的脸！他严词斥责兵部和军机处办事不力，未能做好善后安抚。
紧急会议上，气氛凝重。如何迅速平息事态，防止蔓延，成了当务之急。派大军镇压？小题大做，且容易激起更强烈的反抗。只靠当地驻军？似乎又力量不足。
就在众人争论不休时，永璋的心脏却剧烈地跳动起来。一个大胆的、结合了他之前所有学习和思考的计划，在他脑中迅速成形。
他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但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一个跳出文书规章，真正参与到实战决策中的机遇！
他深吸一口气，在皇帝冰冷的目光扫过时，上前一步，躬身开口，声音清晰而镇定：
“皇阿玛，儿臣有一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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