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告诉红梅我当下的状态，一方面是因为她还有很多事要做，一方面是因为我不愿让她替我哀伤。我想，也许我刻意避开与红梅接触，她在得知我死亡的消息后就会更加从容、更加淡然、更加快地忘却这件生活中的插曲。
曾几何时，我还在安慰红梅不要为白客的死轻生，现在我却自己动起了轻生的念头，真是滑稽可笑。果然，医者不能自医。夜莺战略转移前的那天，我想到了一种没那么痛苦的方式。
我想，安眠药兴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过量的药物吞服下去，起初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舒坦，这种舒坦来自心理上的解脱，很快便传遍了全身。我感到没有一丝压力，一切痛苦和不快都在此刻烟消云散。我幸福地笑了，笑得十分畅快。片刻之后，一股恶心用上了喉咙，这是一种难忍的恶心。登时，头像是要裂开的，撕心裂肺的痛，伴随着浑身的疼痛像是万千蚂蚁啃咬，又像是火烧火燎。我的肢体不受控制地抽动，那是一种本能的，对死亡的恐惧。顿时，这种本能的恐惧传递给了心里，在我体内肆意翻涌，无限放大。我强忍着这一痛苦的过程，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
不久之后，我在一瞬间失去了知觉，那应该就是死亡的感觉，还未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已天人两隔。那时，是1932年的春天。
过了不知道多久，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中再次遇见了夜莺转移时遭到埋伏的场景。那个场景非常惨烈，牺牲的人里有许多我十分亲切的同志。但是，这与我何干？我已经是一个死人了，用不着操心活人的事情。我梦到了那个风和日丽的午后，那个风平浪静的海上，成群的海鸥和洁白的船帆。
虽然死人的确不用操心活人的事情，也不该操心活人的事情，可是我终究不忍看着他们白白死去，我挣扎着想要起身，却发现我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我猛然惊醒，虚弱地喘着粗气。我抬头环顾四周，端详着这个陌生的房间。我发现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周围满是我没见过的医疗器械。我看向身上捆绑着的束缚带，明白了我为何站不起身来。
一旁满脸焦急神色的护士看见我醒来，瞬间转忧为喜，眼中透露出无限的喜悦。“17号床的病人醒了，家属快进来！” 她轻快地向门外喊道。
进来的是一个我熟悉的身影。Joe看向我，看到我活着后长舒了一口气，紧皱的眉毛因此舒展开来。他的面容因为担忧而变得憔悴，明显消瘦了许多。
我准备好接受他的数落与责怪，令我以外的是，他只是默默做到我床边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我。他伸手在我头上轻柔抚摸，眼中满是心疼。随后我又觉得他如此反应，是在情理之中。我看着他的眼睛淡淡的笑了，温热的泪滴从我眼角滑落。Joe，你还是那么温柔。
看着窗外耀眼的阳光和明丽的景色，回想着昏迷时的梦，我想，我不应该无谓的死去。我不能辜负已死之人的期望，我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有很多需要保护的人。我要顽强的活下去。
那一刻，我明白了：人，是要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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