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南海，星子低得像要落进海里。我驻守的信号站在小岛最高处，铁架爬满锈迹，机房里的仪器嗡嗡作响，伴着海浪拍岸的节奏，成了我朝夕相伴的背景音。
作为这里唯一的技术员，日子过得像岛上的潮汐，规律得能数出浪花的节拍，直到林清寒来驻岛。
他是个眉眼干净的民警，警服总带着淡淡的海风咸味，袖口偶尔沾着些渔网上的细麻绳。每天傍晚渔船归港，码头便闹哄哄的，讨价还价声、渔网拖拽声、孩子的嬉闹声混在一起，林清寒总要忙到深夜才能脱身。而我多半刚检修完信号塔，揣着调频收音机，在信号站门口等他。
“走，上天台。”
他手里总拎着个铁皮盒，打开就是喷香的烤鱼干——用岛上晒干的枯枝烤的，带着点松烟味，边缘烤得微焦，嚼起来越品越鲜。我们搬着两把折叠椅，在天台的水泥地上坐定，椅子腿压着零星的青苔，沾着点湿气。
我拧开收音机，转着旋钮找境外的音乐电台，沙沙的杂音过后，陌生的旋律流淌出来，法语的缠绵、英语的轻快，或是听不懂的小语种歌谣，被咸湿的海风裹着，漫过天台的护栏，飘向漆黑的海面。
林清寒不怎么说话，慢慢嚼着烤鱼干，目光落在远处的渔火上，偶尔转头看我一眼，又很快移开。我仰头看天，夏夜的星空格外澄澈，银河像一条发光的丝带横亘天际，星星多得仿佛伸手就能摸到。
“台风季过了，咱们把这些星星拍下来。”有天夜里，他突然开口，声音被风吹得轻轻的。
我转头看他，他的侧脸在星光下显得格外柔和，睫毛投下淡淡的阴影。
“好啊。”我应着，心里悄悄记下这个约定，甚至已经想好，要把他和星星拍在同一张照片里。
日子就这么慢悠悠地过，天台上的烤鱼干换了好几批，收音机里的歌谣听了一茬又一茬，信号塔的指示灯亮了又灭。
我偶尔会给林清寒讲信号站的趣事，比如哪台仪器又闹脾气，哪段频率的信号总是不稳定；他也会说些渔民的故事，谁家的渔网破了，谁家的孩子又调皮跑丢了。大多时候还是沉默，但那种沉默一点也不尴尬，就像海风和星光，自然地裹着彼此。
变故来得猝不及防。
那天我正在检修信号接收器，局里的调令电话打了过来，声音透过听筒，带着电流的杂音，却字字清晰：“一周后到市区报到。”
我握着听筒，愣了半天，手里的扳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砸在水泥地上，回声在空旷的机房里荡开。我想立刻去找林清寒，可跑到码头，只看到他正忙着调解渔船纠纷，两个渔民争得面红耳赤，他站在中间，耐心地劝说着，额头上渗着汗珠。
接下来的几天，我总想着找机会跟他告别，可他要么在处理公务，要么去村里走访，我几次在他宿舍门口徘徊，终究没敢敲门。
走的那天清晨，天还没亮，海面上飘着薄雾。我把那台早就准备好的相机放在信号站门口，相机是我特意托人从市区带来的，却没装胶卷——我总想着，要等台风季过了，和他一起装胶卷，一起按下快门。
车开离小岛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信号站的身影越来越小，天台的方向空荡荡的，没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到了市区，生活变得喧嚣起来，汽车鸣笛声、人群嘈杂声取代了海浪和风声。我在新的岗位上忙碌，每周都会打一次工作电话回海岛，每次都想问问同事“林清寒最近怎么样”，话到嘴边，却只变成“替我转告他，注意安全”。
同事每次都笑着应下，说：“林警官挺好的，还总问起你呢”，可我终究没勇气让同事把电话转给他。超市里也有烤鱼干卖，包装精致，却再也吃不出当年天台的松烟味。
一年后，我借着出差的机会回岛。码头的样子没怎么变，只是多了个年轻的民警跟着林清寒巡逻。他穿着和林清寒一样的警服，脸上带着青涩。林清寒看到我时，眼睛亮了一下，脚步顿了顿，刚要朝我走近，对讲机里突然传来急促的呼叫，有渔民的渔网被礁石缠住了。
“我先去忙。”他说了一句，眼神里带着歉意，转身快步离开，警服的下摆被风吹得轻轻扬起。
我攥着手里的点心——是特意在市区老字号买的，想着他或许爱吃，最终只对着他的背影，轻声说一句“多保重”，声音很快被海浪吞没。
母亲开始催着相亲，坐在装潢精致的茶馆里，对面的人问起我在海岛的日子，我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挺锻炼人的”。
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当说起海岛，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艰苦的环境，而是天台上的星光、烤鱼干的香气，还有林清寒安静的侧脸。
有一次在公交站，我突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林清寒穿着便装，手里拿着文件袋，应该是来市区送文件。我心里一紧，刚要开口喊他，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母亲催问相亲结果的电话。我匆忙接起，几句敷衍的回答过后挂了机，再抬头，公交车已经载着他远去，车窗里的身影越来越模糊。
30岁生日那天，我收到了一个来自海岛的包裹，包装简陋，裹着层层牛皮纸，上面印着熟悉的海岛邮编。拆开一看，是那台我留在信号站的旧相机。我心里一动，打开相机后盖，里面竟装着一卷洗好的照片。一张张翻看，全是海岛的星星——有深夜繁星密布的夜空，有弦月下稀疏的星子，有台风来临前被乌云遮住大半的星光，每一张都拍得格外认真。
最后一张照片让我的呼吸顿住了：那是我的侧脸，应该是某个深夜在天台上，我正仰头看星，神情专注，星光落在我的脸上。照片的背面，用钢笔细细描了一颗小小的星星，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再无半句话。
后来整理旧电脑里的通讯记录，我在2011年台风季的信号备份文件里，看到了一条未读消息。发件人是林清寒，发送时间是我调走后的第三个月，正是岛上台风最烈的时候。
消息很短，只有一句话：“今天天台的星星特别亮，你在市区能看到吗？”
我盯着屏幕，眼眶突然发热——当年因为台风，信号中断，这条消息延迟了整整九年，等我看到时，接收栏里始终带着“未读”的标记，像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退休那年，我终于又回到了这座小岛。信号站早已不再使用，改成了海岛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当年的仪器、渔民的旧渔具，还有驻岛人员的照片。
我在展厅的角落里，看到了那把熟悉的折叠椅，椅面已经有些磨损，漆皮剥落，还是当年我们天天搬上天台的那把。
椅子下面压着一张泛黄的纸条，是林清寒的字迹，笔锋清秀，却有些地方被海水晕得微微发花：“台风季过了，星星还在，我等你来一起拍。”纸条的日期是我调走后的第二年。
旁边的展板上，贴着林清寒的事迹介绍，我才知道，那年冬天，岛上遭遇强寒潮，一艘渔船在返航时触礁，林清寒为了救被困的渔民，跳进冰冷的海里，再也没有上来。
海风从纪念馆的窗户吹进来，带着熟悉的咸湿气息，拂过我的脸颊。我伸出手，摸着冰凉的展柜，指尖传来的凉意，却仿佛触到了当年天台上的空气——那时的风是暖的，烤鱼干的香气是暖的，他偶尔投来的目光是暖的，就连沉默里的牵挂，也是暖的。
远处的海面波光粼粼，星星还像当年那样亮，只是天台上的两把椅子，再也凑不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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