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夜晚被车床轱辘的滚动声、混乱的脚步声所惊扰，我带着半肚子秘密和几名医护人员将维罗妮卡抬上车床，步伐紧张地跑进电梯。佯装成去手术的模样。
其实脉搏早已停止，但大家还是忙碌地装装样子，就当为了医院里其他在世的不知情者。
我们对外声称，骨生花治疗需要等待一个时机，因而患者从入院到接受手术的留观期并不一致，需要等待身体中的某些激素水平达到临界点，患者陷入昏迷，才是治疗的最佳时机。
因而有无数病人期盼着自己“符合要求”，偶尔他们还会站在病房门口，不无羡慕地看着车床推过。多讽刺的一幕。
将车床推进医护人员专用的电梯，按下六楼——这一层只有刷卡才能去。
六楼只有两个房间，右手边是数十平方米的手术室，左侧是安装着密码锁的厚重铁门，我走到那扇门前。
铁门的气阀开启，发出嗤的一声，守门人往旁边侧身让开。
房内温度寒冷，四周的玻璃仓内灌满了用于特殊储存物的低温化学制剂，能够确保医疗器械的绝对新鲜。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种新鲜奇特的怪诞。
我按照编号找到正确的玻璃仓，扳下开关，储存液从底部的排水口漏下去后，我将维罗妮卡的新身体搬到一同推进来的空车床上。
是的，维罗妮卡的新身体。
在近百个圆柱形的玻璃容器中，存放着所有目前入院的骨生花患者。确切地说，是他们的复制品。
我在写给母亲的信里，在和莱斯利谈话时，隐瞒了一个重要的事情——骨生花的“痊愈”，仰赖于一些小的技术手段。
每当一个病人入院，医生就提取他的血液和基因样本，在封闭的生物舱内创造一个空有其表的外壳，随时准备接替正主的身份。
由于技术尚不完善，所有的克隆体都多少有些残缺。然而也并不是全然无法挽回，如果遇到太严重的缺损，我们就将原先身体的部件移植过去。
将一个器官从死去的尸体挪到一副充满生命力的躯体之中，仅此而已。
他们生病了，而病人被社会换掉。社会需要一个符号。
就像现在这样。
新生儿缺少一颗肾脏。原先身体的左肾被移植到她的身上，于是有了一个健康、完美的人。
至于过去那堆残破不堪的烂肉，属于它的宿命是扔进专用的垃圾井。
我敢打赌，医院里不少人都在通过特殊渠道处理掉这些注定要浪费的完好器官，不过这种违法的勾当我还是装作不知道为好。
手术顺利结束。
“再见了，小维。”
我轻声说道，目送另外两名医生将陈放着尸体的车床拖走，将新的维罗妮卡带回203病房。
护士为她穿上整洁的衣服，现在她和小维看上去一模一样，甚至更有活力，更加生机勃勃。
手术之后的几个小时内她就会苏醒，脑海里空空如也，克隆体虽然能复制一个人，但仍然无法原原本本承载主体的记忆。
我们用药物副作用的说辞将这种现象搪塞过去，然后装模作样地让她留院观察几天，最后出院，家属前来迎接，皆大欢喜。
除了真正的维罗妮卡早已消失不见。
过了几天，新的维罗妮卡准备出院了，她看起来那么地开心，脸上洋溢着我从未见过的幸福表情。
她的伪善家父亲来接她出院，从几十英里之外的地方开车专程来到这里，如果不是医院严词拒绝任何采访，门外的媒体一定会涌进来将我们包围得水泄不通。
临走之前还特意和在场的每一位医生握手。
最后在我面前停下，赠送了我一束蝴蝶兰。他的脸上堆满了宽厚的笑容，这幅外表竟然伪装得那样完好，找不到一点儿恶心——
他看起来十分诚恳地对我致谢：“艾可医生，您真是医术高超，我必须敬重地称您为维罗妮卡的救命恩人。”
这话他还是不要说出口吧，简直像在讽刺人。
我应付地笑了下，实在不忍再多看一眼身后其乐融融的画面。
新的维罗妮卡应该能够和家人相处得很好，忘掉了一切也就忘掉了仇恨，她仍旧是政坛议员的妻子，富商家庭的长女，拥有光鲜亮丽的生活。
一无所知的人会更快乐。
在外界眼里，骨生花患者住院了一段时间，出院时就和普通人无异了。这种视角对于真正在乎患者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欣慰。
至于医院内部，可能是出于最后一丝人性的慈悲，管理层一致同意，必须在患者死亡之后才可以进行器官移植。
在不可遏制的灾难面前，他们也尽自己所能做到了对患者最大的照顾。
似乎一切都没什么问题，我们已竭尽全力让结局更好一些，但又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心开始隐隐作痛。
也许我一开始就该在战争打响前离开。
然而多说无益，我仍旧假装一切尚好，将写给母亲的信点缀得欣欣向荣。
我潜心收集起近期的病患数据，试图从中找到些什么新的发现。这些年来研究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
虽然羞于启齿，不过在学校里我就是成绩最出众的那一批学生，这直接影响了我待人接物的方式，过分地放大了我理想化的一面。
因此直至今日，哪怕明知自己做着什么样的工作，我还是总相信自己能为控制病情改变些什么。
从前我非常向往特茵渡，这座集科技、自由于一体的城邦，并且，这里有最先进的科技——和我在写给母亲的信里提到的那样，治愈骨生花是特茵渡人研发的，这是世纪最伟大的壮举。
然而壮举是当局者的谎言。
我常常认为自己不太适合这份工作，我不擅长说假话。
当我通过层层选拔，终于触及到真相时，我也早已不自知地成为了谎言的缔造者，所以我只能和这座医院的人们一起撒谎。唯有这样，局面还可以勉勉强强维持下去，就像摇摇欲坠的积木塔中的一块。
我们共同撑着积木的基座，让它累积成一座宏伟的高塔。底下的人快被压垮了，但只有硬撑着让积木看似坚固地屹立着，越摞越高了。
每个出力的人，都在祈求千万不要有哪个不识好歹的正义之士将承重的积木推倒。
下班后的几个小时，我泡在酒馆里想放空一下头脑。医院的医疗资源已经处于过饱和式投放，刚刚做过一场手术的我大概率不会在这个月遇到任何任务。
查理也很清楚这一点。他在吧台尽头找到了力图酩酊的我，却没有制止我再点了两杯蓝色玛格丽特。
只是坐在旁边的高脚凳上，等着酒保将调制酒端给我们的时候，静静望着对面墙壁的时钟：“为什么不参加今晚的会议？”
“你貌似也提前离席了吧？”否则不会出现在这里。
查理说：“我是因为你不在，才不留的。”
玻璃酒杯的液体晃动地打湿红亮的樱桃，色泽像晴空万里时特茵渡的海岸线，又像我曾见过的最好看的一双蓝眼睛。
我失神少许，查理说了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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