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里，湟水河的冰彻底化尽了，浑浊的河水裹挟着泥沙，哗哗地流向远方。河岸边的柳树抽出了嫩绿的细芽，风也变得柔和起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学堂，也在这片春光里开了课。
马莲从她爷爷家回来了，脸上褪去了一些稚气，眼神却依旧带着土族姑娘特有的淳朴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我们三个又能日日相伴着走过那条熟悉的青石板路去学堂了。只是，空气里莫名弥漫开一种淡淡的离愁。过了这个学期，我们就要毕业了。想到日后或许再难像现在这般朝夕相处，我心里便生出几分不舍，格外珍视起这在学堂的每一刻光阴。
海霞的志向愈发明确，她私下里对我们说，已打定主意毕业后要去内地，投奔亲戚，然后报考医科学堂。“前线的将士们在流血，我想去学医，日后也好救治伤员，尽一份力。”她说这话时，眼睛亮晶晶的，里面装着我看不懂的、却觉得异常明亮的远方。我听着，心里有些茫然，又有些佩服她的胆气，但更多的，是觉得那条路离我太遥远，也太辛苦。
相比之下，我的念头就简单得多，也“实在”得多。我只想着能顺顺利利地出嫁，守着未来的丈夫和孩子，操持好一个家，像阿妈，像这青海城里千千万万的妇人一样，安稳地过完一辈子。这便是顶好的未来了。吴明泰那句“等我上门提亲”的话，像一颗甜蜜的种子，在我心里扎了根，我所有的期盼，都绕着这个念头生长。
比我们小一岁的马莲，对未来则是一片混沌。她摆弄着衣角，声音低低的：“我……我也不知道。兴许一毕业，阿阿大阿妈就会给我寻个婆家，嫁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家里去罢。”她说得平淡，我却听出了那平淡底下的一丝认命般的无奈。我们三人，竟已走到了命运的三岔路口，将要各奔前程。
学堂里的气氛，也与往日大不相同了。先生们授课时，眉宇间总凝着一股化不开的沉郁。历史课上，赵先生讲到东三省，声音哽咽；国文课上，戴先生选的范文，也多了岳武穆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那些慷慨悲歌的词句，配上先生们低沉而愤慨的语调，控诉着东洋倭寇的暴行，听得我们心头都沉甸甸的，连最顽皮的男生也收敛了嬉笑。一种无形的、沉重的东西，压在了每个人的心上，连窗外明媚的春色，也驱不散这笼罩在学堂上空的阴云。
白日里在学堂感受着那国仇家恨的激荡，夜里回到家中，我便愈发贪恋这份属于小女儿的安宁。除了完成先生布置的课业，我更多的时候是凑在阿妈身边，点起那盏昏黄的煤油灯，正式开始学习制作真正代表女子手艺和身份的弓鞋。阿妈说，这活儿急不得，一双像样的弓鞋，少说也得费上七天的工夫。
第一天夜里，阿妈郑重地从炕柜深处取出一个蓝布包。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本厚厚的、书皮已经磨损发毛的旧书。我好奇地瞥了一眼，封面上印着两个斗大的字——“聖經”。我认得这两个字，戴先生在课堂上提过，说是洋人的经书。我正纳闷阿妈怎么会有这个，却见她小心翼翼地翻开书页——原来这书页之间，并未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而是夹着各式各样的鞋样！厚的、薄的、大的、小的，用最细最软的白纸剪成，上面还用墨线细细标注了尺寸和部位。阿妈见我惊讶，淡淡一笑：“早年一个传教的洋太太送的，我不识字，留着也没用，倒是这书页厚实平整，夹鞋样最好，不怕潮，不起皱。”她说着，指尖轻柔地拂过那些积累了不知多少年月的鞋样，仿佛在触摸时光的脉络。她从中选出一张标注着“三寸木底”的纸样，又拿出一小块纹理细腻的柳木和那把陪伴她多年的刻刀。“来，娟子，看着，这木底是弓鞋的魂灵，差一丝一毫都不行。”她就着灯光，手把手地教我如何顺着木纹切削，如何把握中间拱起、两头微翘的弧度。她的手温暖而粗糙，覆盖在我的手背上，引导着刻刀的走向，木屑在灯下簌簌飘落，带着柳木特有的清苦气息。
第二天和第三天，我们开始制作鞋壳子。阿妈拿出早就裱糊好的、足有七八层布厚的褙子，照着已初步成型的木底剪出底壳。她教我如何用针锥在木底边缘钻出细密均匀的孔眼，然后用细麻绳将其与底壳牢牢固定。“每一针都要拉紧，力气要用得巧，不能拽断了麻绳，也不能让底壳变形。”她示范着，那麻绳穿过布层和木孔时发出“嗦嗦”的声响，沉稳而有力。接着是加固，她用鱼鳔熬制的粘合剂，将柔软的熟牛皮贴在关键受力处，再用大针穿上结实的线进行纳缝。锤子的木质手柄被她握得温润，她让我试着轻轻敲打纳好的针脚，使其平整伏贴。“这底子扎实了，鞋才能立得住，走起路来才不飘。”
第四天，我们处理鞋壳的表面。阿妈教我先在纳好的底壳上糊一层软布作为衬里，遮盖线脚。然后，才是外面那层绿色的光布。她用鱼鳔胶将其平整地粘在软布之上，再次用针锥沿着边缘扎出一圈均匀的孔眼，为最后的“上鞋”做准备。灯光下，绿色的光布泛着柔和的光泽，那弯弯的木底雏形已然具备了几分弓鞋的韵味。
第五天，是制作鞋帮。这是最显女儿家心思的地方。阿妈取来白色的斜纹布，教我如何用浓米浆将其浆得硬挺挺的，晾干后比着鞋样裁剪。我选了一块水红色的丝织品做鞋面，光滑柔软，上面带着细碎的暗纹。阿妈指导我将丝缎面与浆硬的布衬用鱼鳔胶粘合，要求不能有一丝气泡和褶皱。“这缘鞋口，最见耐心，也最显手艺。”她说着，将两片粘合好的鞋帮料子边缘相对，用小针穿上丝线，教我如何细细地缝合，如何用墨绿色的斜缎条和牙咬配合，利落地滚出漂亮的边。我的手指远不如阿妈灵巧，针脚时疏时密，阿妈却不急，总是拆了让我重来，直到像点样子为止。她还教我如何用丝织透孔带在鞋口前方盘出小巧的如意云头装饰。
第六天，是最关键的“上鞋”——将鞋帮与鞋壳缝合。阿妈让我将做好的鞋帮与鞋壳子边缘的孔眼对齐，她在一旁看着，指导我如何用大针引着麻绳，一针一针地将二者紧密地缝合在一起。这极其耗费手劲和耐心，我的手指被麻绳勒得生疼，额上也见了汗。阿妈不时接过手去，帮我拉紧那些特别吃力的地方，那“嗦嗦”的声响，在静夜里显得格外清晰。缝合完毕，她又教我如何将削薄的竹篾塞进鞋帮后跟的夹层里，使其挺括。最后，钉上那两颗小巧的琉璃珠子在鞋头，整双鞋顿时便活了起来，有了灵性。
第七天，是最后的收尾。阿妈用杂色长布教我缝制曳拔，钉在鞋后跟内侧。又搓了布绳做鞋带。在木底后跟处钉上一小块薄牛皮用秋皮钉固定，鞋内后跟处垫上棉花。一切完工后，她拿着鞋子仔细端详了很久，这里捏捏，那里按按，确保每一处都妥帖。
当这双耗费了七天心血的水红色弓鞋终于完整地呈现在眼前时，我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成就感和一种奇异的连接感——仿佛通过这双鞋，我与阿妈，与那些书页间沉睡的鞋样所代表的、无数个未曾谋面的女子，完成了一场无声的传承。我轻轻抚摸着光滑的缎面，想象着它包裹着我那不足三寸的双脚，迈出细碎而稳当的步子。窗外的夜色浓重，学堂里那些关于战火与远方的喧嚣似乎都远去了，只剩下眼前这双在灯下泛着柔和光泽的弓鞋，以及心中那份对“出嫁从夫”的、朴素而坚定的向往。那本夹满了鞋样的《圣经》静静地躺在炕桌上，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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