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每个人对我们的影响都不一样，有些人如明灯，在黑暗中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有些人似春风，用温暖和鼓励给予我们力量。我的伯父不但是我人生中的贵人，更是我生命中的导师。他一直教导我感恩他人、厚道为人，忠义行事。他与伯母时常和我说起家族的历史，叮嘱我牢记家族的艰辛与不易，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对社会和家族有贡献的人。我个人理解，这就是家族传统和家风的传承。
我们家族要从爷爷的父亲开始说起，爷爷的父亲我叫公公，我家祖上生活富足有良田百亩，因为家境不错，公公从小就受到了良好教育，是方圆几十里为数不多的知识青年。公公学业有成后，在当地做了教书先生。当时江西有个红军领袖叫方志敏，那时我们居住的村和方圆几十里范围属于红军管辖区。红军那时非常重视知识青年，主动上门做思想工作后，公公就此加入红军。因为知识青年关系，党给公公安排了情报宣传工作。有次公公去外地收集情报时不幸被捕，一番严刑拷打下，公公视死如归，坚持不招供。后因证据不足，公公被释放回家。公公虽然获得自由，可身受重伤，不久便牺牲。那时爷爷的妈妈已经去世几年，爷爷就此成了孤儿。没多久，家乡又被国民党攻占，党组织考虑到爷爷是烈士后代无依无靠，于是找到并带着他一起撤退转移。
那年爷爷十二岁，他跟着部队辗转到很多地方，打了些大大小小的战役。直到有场战斗，具体是哪年哪个地点，因爷爷年纪尚小时间久远，他也没有办法详述。当时那场战斗激烈，伤亡特别大，全团一千多人子弹全部打光，打到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当时红军干部没有办法，只能命令战士们把武器掩埋，就地解散各自逃命。当时爷爷也算命大，逃过了国民党的追捕，可是命运更加悲惨，沦落为乞丐，他到处东躲西藏地乞讨。在乞讨流浪中，爷爷结识了同是流浪的**逃兵，他也是穷人子弟，被抓壮丁后，迫于无奈当了国民党的兵，因年纪小，长期遭受长官打骂、老兵欺负，于是他逃离了国民党部队。他俩同是乞讨，年纪又差不多大，彼此互生同情，于是结伴而行。一个红军残兵，一个白军逃兵，本是敌对关系，却成为了朋友。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种现象也正常，彼此没有国仇家恨，又都命运悲惨，乱世能苟活于世，已是不幸中的万幸。就此他们结为兄弟，成为世上最好的朋友和亲人。
爷爷因家乡被国民党攻占，作为红军的他，回去肯定要被杀头。自然而然，爷爷回不去家乡，于是他跟着结拜哥哥，一路乞讨去了他的家乡——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一个偏僻穷困的小山村。在这个村定居后，爷爷跟着师傅学了一门叫篾匠的手艺。现在会这门手艺的人很少，有了门手艺，虽然条件艰苦点，但爷爷也能自食其力。后来他娶了同是孤儿的奶奶为妻，我们家族第一个子嗣是大伯，第二个是姑姑，第三个是二伯，第四个是父亲。父亲和二伯父年纪相差三岁，作为家里最小的男孩，父亲最受宠爱。而伯父作为男孩，排行老三，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夹在中间，他是最不受喜爱和重视的男孩。伯父从小多才多艺，上学后没学过画画的他，不但能用粉笔在家里的泥巴墙上画很多的动植物，而且画得都活灵活现。听到别人唱歌，也学得有模有样。不但字写得好，学习成绩也是全班第一。伯父天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伯父十五岁时，爷爷患了风毒，胸口长了大毒疮，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爷爷的病情就恶化，发展得很凶险，胸前肿大的毒疮上，鼓起了九个脓包，用民间的话叫“九子穿胸”，爷爷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那时大伯也患大病，卧床不起，经民间郎中号脉问诊后，诊断为色痨病。中医里的痨病就是现在的结核病。一大家族主要的成年人都倒下了，那时二堂哥刚出生，需要大伯母照顾。剩下姑姑到生产队劳作，每天靠着赚取的三毛工分钱补贴家用。一个家庭眼看就要人亡家崩时，二伯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他挑起爷爷病痛中坚持制作的竹制箩筐，走了六十里山路，赶到县城售卖。因为年纪尚小，又负重而行，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一天后，伯父才走到了城里。售卖完竹制箩筐，二伯经过多方打听，购买了当地有名郎中的拔毒膏药。为了省钱，伯父饭也没舍得吃饭，就匆忙地赶回了家。一到家，他就为爷爷贴上了拔毒膏药，为此，二伯被爷爷痛骂了一番。一家人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伯父还乱买药。经过七天的贴敷，拔毒膏药拔出了爷爷胸口的脓血，胸口的大包明显地消了肿。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爷爷身体终于康复。在二伯的努力下，家族的顶梁柱又站了起来。一大家的危机和温饱问题，不但得到了解决，而且还有钱继续治疗患病卧床的大伯，伯父和父亲也能继续学业。在那个年代，有门手艺，不管生活水平还是经济水平，都比普通农民要高。二伯的担当和努力，扭转了整个家庭的危机。我想，伯父就在那时和宝贵的中医结上了缘分，这也为未来他会走向中医这条路，打下了基础。一年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运动爆发，“□□”拉开了帷幕。
“□□”运动席卷了全国各地，社会秩序和治安陷入混乱。迫于无奈，伯父和父亲只能休学回家。那时候，国家政策是共产集体制，农民都是到公社大队劳作，以赚取工分钱养家糊口。伯父休学在家期间，湖北十堰到武当山的铁路项目开始建设，各公社大队召集当地的壮年劳动力参加建设。当时开出的工资待遇比较高，每人每天一块钱。那时，成年劳动力到大队劳作一天的工资是三毛钱，而去修铁路一天的工资是一块钱。由于工资待遇较高，所以大家都争抢着去修铁路。那年伯父十六岁，长期营养不良的他满脸的菜色，不但身材矮小，而且特别瘦弱。所以，当队伍集合出发时，发现一个穿着破烂、瘦弱的小孩要去修铁路时，领队干部当场就把伯父给清退出了队伍。伯父不甘错失赚钱改善家庭的良机，他不愿退出建设队伍。当运送队伍的卡车开动后，他追赶着爬上了正在开动的卡车，混进了建设队伍。可是，他又被大家给从卡车上推了下来。当卡车再次开动后，伯父又追着爬了上去。如此反复几次，可能出于同情，也可能被伯父倔强精神感动，大家便让伯父加入了建设队伍。修铁路是个繁重的体力活，每天不停地挖山、担石、运土。由于伯父年纪尚小、身体瘦弱，超负荷的干工让他承受不了这种劳累。他一直在极限中挣扎，每次劳作完，晚上睡觉时伯父都全身骨头酸痛。就这样，在工地煎熬一个月后，事情出现了转机。那时，建设部队每个队伍里，都有专门负责写标语、贴大字报、写发言稿的文书工作。这项工作当时由伯父同学，同时也是村支书的儿子担任。他同学由于才能不够、字写得不工整、发言稿也写不好，每次部队开会总结演讲时，队伍都汇报不好，导致公社队伍总在评比中落后。这让当时的领队领导大为恼火，为此，伯父的同学没少挨批评。有一天，伯父的同学又因工作遭到一顿猛烈的批评。也许他实在受不了批评，也可能知道自己不能胜任这个岗位，于是他向领导推荐了他的同班班长，也就是我的伯父。于是，领导让人把伯父找进办公室，当场让伯父用毛笔写标语。写完领导看后，立马认可伯父字写得好，当场拍板，让伯父不用去工地干活，以后全职负责文书工作。不得不感叹，知识和能力改变命运。
伯父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用心对待每一件事。写标语、贴大字报、写发言稿，都做得特别好。建设工作中，有时队伍运气不佳，摊派的建设路段土少、石头多。这时就需要炸药爆破，而炸药又是部队统一按比例分配。由于炸药量不够，石头炸得不碎，导致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加大，使得工程进度延缓，赶不上工期。由此，队伍在工程进度评比时，被通报批评。为此，领导找到伯父，先是表扬了一番，说伯父是个人才，一个工作能做好，其它工作同样也能做好。领导鼓动着，让伯父去部队仓库，想办法多领些炸药回来。伯父被灌了一番**汤后，领着任务就去了部队仓库领炸药。这不领不知道，一领才知道很难。那时，炸药是由解放军看管分配，每个队伍的炸药都是按量领取。伯父队伍碰到的困难，其它有些队伍也面临同样问题，都想着多领些炸药，结果都被训斥了一番。当时，伯父灵机一动，不着急排队领取炸药，而是帮着解放军仓管员，做些杂活、跑腿递东西的事。等所有队伍领完炸药，剩伯父一人时，伯父很有礼貌地对仓管员说道：“解放军叔叔，我是来领炸药的。我们队伍施工路段都是石头，炸药不够，石头炸不碎，能帮忙多给点吗?”仓管员一看这小孩这么勤快地帮着干活，原来是打着“坏主意”来的，他不由得笑了起来。伯父接着说道：“解放军叔叔，能帮个忙吗?完不成任务，我不敢回去，回去要被领导批评。”仓管员看伯父年纪小、礼貌、又勤快，便多分了点量给伯父。从此以后，伯父又多了一个跑腿领取炸药的工作。伯父的礼貌、勤快，深得解放军仓管员的喜爱。所以，只要队伍炸药量不够，伯父都能领到分量充足的炸药。由于伯父出色的工作，使得他所在的队伍，每次评比都名列前茅。为此，领导也很器重伯父。伯父在工地工作的日子里，每个月发的工资，除去伙食费部分，剩余的都邮寄回家，补贴家用。直到现在父亲还经常和我说：“你伯父十六岁，一个人养一家九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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