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渐深，窗外传来几声零落的犬吠，又迅速被和平里居民楼的寂静所吞没。
“张英玉，我的信放哪里了？”书房里传来廖耀湘略带沙哑的声音。
“在书房桌子中间那个抽屉里，”张英玉从升腾着水汽的浴室走出来，发梢滴着水，她用一块半旧的毛巾擦着头发。
他“哦”了一声，摸索着戴上那副厚如瓶底的眼镜，在抽屉里翻找起来，木头抽屉发出轻微的“咔哒”声。“你动过了？”他的声音里透着一丝不悦。
“我动你那个干嘛，我上次看见就是你自己放进去的。”张英玉站在穿衣镜前，仔细端详着镜中的自己。灯光下，她的皮肤尚算紧致，眼角虽有了细纹，但风韵未减。她还不老，她对自己说。
隔壁房间，婆婆已经睡下，传来一阵阵轻微而规律的鼾声。这个有暖气、有自来水、有抽水马桶的两室一厅，确乎给她的生活带来了物质上的喘息。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搬离了那个寄托了她整个青春与伤痛的四合院，连同那些被邻居开垦成菜畦的花园和人情冷暖的记忆。
“有一封不见了。”廖耀湘还在翻找。
他的眼镜圈圈套圈圈，是极为高度的近视。没有眼镜，他几乎与盲人无异。张英玉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将头发松松地用毛巾裹住，走过去，只看了一眼，就从一堆信件底下抽出一封红蓝镶边的航空信，信封的尺寸比寻常的要微微大一些。“是不是这个？昨天邮递员刚送来的，我顺手给你搁进去了。”
“哦，是。”廖耀湘一拍脑袋，有些赧然。
张英玉没再说什么，转身回到镜子前，继续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她给廖耀湘那个印着“赠给最可爱的人”的搪瓷茶缸倒满热水，又在他的牙刷上挤好牙膏，这才朝书房招呼了一声：“洗漱吧，水给你放好了。”
他应了一声，似乎还在看信，极快速地用手抹了一下脸，接着才把信塞回抽屉，起身说：“来了。”
张英玉是从来不看他的信的。结婚第一天，他就用一种不容置喙的语气说过：“我的来往信件有些牵扯到政治方面，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当时张英玉在心里翻了个白眼，觉得这老头子真是把自己的“战犯”身份当成宝了。她脸上倒没什么反应，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一个连信都找不到的“政治人物”，她没放在心上。
可是现在，她有些好奇了。
今天晚上，她本来是想要那个的。她快要四十岁了，还没有孩子。婆婆不止一次地旁敲侧击，说自己年纪大了，想在闭眼之前抱上孙辈，哪怕是姓廖的也好。她嘴上不说，心里何尝不急？一个孩子，或许能让这个拼凑起来的家，显得真实一些。
一般的二婚家庭是什么样子，她不清楚。但她和廖耀湘，除了领证那天晚上，他像完成任务般地碰过她一次，之后便再无亲密。他们更像是合租的室友，一个提供住所和安稳，一个提供家务和照顾。
今晚，她下定了决心，要跟廖先生好好谈谈。
廖耀湘走进了卫生间，哗啦啦的水声隔绝了里外的世界。张英玉站在书房门口，鬼使神差地，她走了过去，拉开了那个抽屉。那封红蓝边的信封就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无声的诱惑。
她拿了出来，信封是香港的地址，入手微沉。她犹豫了片刻，还是拆开了。里面还有一个更小的信封，邮戳显示来自美国。
是他的妻子的信。
哦，他的儿子结婚了。
张英玉一字一句地读下去，心一点点地沉了下去。信里的字迹娟秀温婉，他们之间的用词哪里像是已经离婚的人？“吾爱耀湘”、“望君珍重”、“儿常念父”，嘘寒问暖，字字关切。就连称呼，都是最亲昵的“湘”。这分明是一对因时局所隔，但情意未断的夫妻。
副校长的话在她耳边轰然作响——“已经离婚了”。骗子！全都是骗子！
“……张英玉。”
水声不知何时停了，廖耀湘已经站在她的身后，镜片后的眼睛看不出情绪。
张英玉猛地转过身，手里的信纸飘落了一张在地上。她呆呆地看着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脸上已是湿漉漉的一片，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未干的发梢滴下的水珠。
“不是让你不要动我的东西吗？”他的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冰冷的责备。
张英玉的嘴唇翕动着，只发出了蚊子般的声音：“我算什么？”
“什么什么？”他似乎没听清，弯腰捡起地上的信纸，与她手里的那张合在一起，仔细地、一丝不苟地叠好，重新装回那个小信封，再套上外层的航空信封。
张英玉感觉一阵头晕目眩。这个廖瞎子，这个男人，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在不紧不慢地操心他的信！当然了，那封信，那个远在美国的家，总是比她这个名义上的妻子更重要。
她闭了闭眼睛，强迫自己站稳，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王副校长说，你已经离婚了。”
他整理信封的动作一滞，过了足足几秒钟，才开口道：“我的……前妻，是知道我再婚的事的。”
“知道又怎么样？”张英海外的眉毛拧成了一个死结，“知道就可以像一家人一样写信吗？那我算什么？插足你们的第三者吗？”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廖耀湘说，语气里有一种张英玉无法理解的理所当然，“只是分隔两地，又不代表要断绝关系。”
他终于把信放回了抽屉，转头看向她，这才注意到她脸上的泪痕。“咦……你哭了。”他说，像是在陈述一个刚发现的客观事实。
他沉默了一会儿，气氛尴尬而凝重。他有些迟疑地伸出手，似乎想去拉她的胳膊，但手在半空中停顿了一下，又放下了。半晌，他才生硬地吐出一句：“我们已经结婚了。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这一场风波，最后在两人彻骨的沉默中平息，或者说，被强行掩盖了起来。
第二天，婆婆看出了她的不对劲。听完张英玉的哭诉，老人长长地叹了口气，劝慰道：“男人，尤其是有身份、有年龄的男人，都是这样的。你忘了你公公在世的时候，家里来来往往的都是些什么人？哪个不是三妻四妾，哪个不是家里一摊子，外面一摊子？”
“……那是旧社会！他现在没有国民党的命，倒得了国民党的病！”张英玉恨恨地说。
“哪个不想自己的小孩？”婆婆的眼神飘向了窗外，声音也低了下去，“要是我能有志远的联络地址，我不写信？我怕是做梦都想写。”
提起远走美国的亲生儿子谢志远，婆婆的眼圈也红了。张英玉无话可说了。是啊，连婆婆都如此，她又有什么资格去要求那个男人斩断过去呢？
最终，在又一个沉默的夜晚，廖张二人还是发生了关系。整个过程没有亲吻，没有拥抱，更没有一丝一毫的温情，像一场不得不完成的仪式。结束之后，他翻身睡去，呼吸均匀。张英玉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只觉得身体和心一样，空落落的，灌满了冷风。
日子照旧。她每天为这一家子做好早饭、晚饭，为他浆洗衣物，打理内务。有时候，饭桌上两人也会说上几个无关痛痒的笑话。但他们之间，始终隔着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信，隔着一个她永远无法走进的世界。
他们很近，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们也很远，算不上一家人，甚至，总也算不上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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