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春节，对廖耀湘和张英玉来说，都是一个很奇怪的节日。婆婆刚刚去世不满百日，家里还带着一丝清冷。张英玉没有心情像往年的主妇们那样，采买年货，做一桌琳琅满目的大菜，只是沉默地将家里上上下下打扫得一尘不染，仿佛要将心里的悲伤与灰尘一同扫去。
她时常会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在寂静的午后发呆。算算日子，这孩子只能是在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亲密中，最早的那次——也就是领证那天晚上——来的。张英玉心里想，难道这就是天意吗？在一切都还不明朗，在他们甚至算不上熟悉的时候，这个小生命就如此坚定地选中了他们，将两根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牢牢地拧在了一起。
对廖耀湘来说，这一年春节也同样奇怪，甚至可以说是他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体验。
1948年及以前的春节，作为军人，他大多是在炮火与硝烟中度过的——唯一的例外是1946年，那是战后难得的喘息，他和家人在上海的公馆里有过一个短暂的团圆。1948年之后，便是长达十数年在高墙铁窗内的孤寂。1962年，他重获自由后的第一个春节，是在政协的集体活动中热闹了一下，但那终究是组织的温暖，而非家庭的。
而今年，一切都不同了。照例，政协也组织了大年初一的团拜会。可是从腊月开始，他每天一睁眼，看到的就是张英玉微微隆起的肚子。他看着她按着日历上的安排，指挥着他搬开家具进行大扫除，在腊八那天，厨房里飘出他从未闻过的、属于“家”的腊八粥的香气。他还第一次作为“家属”，陪着她拜访了几个她在北京的亲友。一种久违的、安定的温情，像冬日午后的阳光，无声无息地环绕了他的生活。
生活安稳了，张英玉的话也多了起来。有时候，她会问一些让他难以回答的问题。其实，似乎关于他的所有问题，都不那么好回答。
有一次，她一边织着小小的毛衣一边问：“你父母还在吗？他们在老家有人照顾吗？”
这样简单寻常的问题，他也只能沉默半晌，然后用近乎干涩的声音说：“都不在了。”
父亲在1940年就去世了，他那时正率部驻扎在贵州，连最后一面也未能见到。母亲则是在1949年那个人心惶惶的年头去世的，丧事都未能好好操办，这成了他一生的隐痛。
“那么兄弟姐妹呢？”她停下手中的活，抬头看他。
“一个弟弟已经去世了。”他说，“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在老家，生活都还可以。”
张英玉“哦”了一声，轻声问：“这么年轻就去世了么？”
他没有说话，只是眼神望向了窗外灰蒙蒙的天空。那段历史，太过沉重，他不知该如何对她讲起。
张英玉很识趣地没有再追问，她将织好的小毛衣叠好，转而用一种女主人的口吻说：“那给弟弟、妹妹家里也该写封信问候一下，寄点钱物过去。明年等天气暖和了，可以叫他们来北京玩，正好可以见见小安东。”
她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妻子，一个家的主心骨了。
她又说：“我想，等我生了之后，请我妈从上海来北京住一段时间，帮我搭把手，可以么？”
“应该的，应该的。”他连忙点头。
他试图用一句玩笑来岔开这有些沉重的话题：“你就这么确定是男孩？万一是女孩，叫什么呢？”
“女孩也叫安东嘛。”张英玉理所当然地说。她顿了顿，走到他身边，有些不自在地拉了拉他的袖子，声音也软了下来，“好吗？”
她这是在……撒娇吗？廖耀湘的心莫名地漏跳了一拍。他轻轻咳嗽了一声来掩饰自己的不自在，含糊道：“再想想、再想想……”
张英玉的嘴立刻就撅了起来，不过她没有反驳，心里却得意地想：哼，反正到时候生孩子，医生肯定是先问妈妈的意见，管你呢。
大年初一的团拜会，托廖耀湘的福，张英玉第一次走进了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席间，周总理还亲切地走过来，与廖耀湘握手，目光落在了张英玉的身上，温和地问了一句：“耀湘同志，这是夫人吧？孩子的名字想好没有？”
她下意识地看向廖耀湘，只见他微笑着，笃定地回答：“报告总理，想好了，叫安东。”
她也含笑点点头，心中一片温暖。
那天，她特意穿上了压箱底的一件墨绿色丝绒旗袍，熨烫得平平整整。恍然间，她仿佛回到了读辅仁大学时，在学校礼堂里参加舞会的日子。那段时光……那么的轻盈，无忧无虑。廖耀湘的那些“同学”夫妇里，像她这样打扮入时的并不多，有一多半的夫人都穿着朴素的干部服。
可廖耀湘说她这样穿很好看，张英玉也这样想。
时间飞速地进入夏天，张英玉已经怀有七个月了。趁着学校放暑假，她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数学补习班。
她在学生中是小有名气的“张先生”，整个教研组里能将吉米多维奇习题集里的难题解得明明白白的老师也不多。因着下学期她要休长长的产假，那些即将升入毕业班的学生都趋之若鹜，几乎要踏破她家的门槛。
隔壁邻居，同为政协委员的杜建时见了，跟廖耀湘半开玩笑地说：“老廖，你们家张老师可够辛苦的，肚子都这么大了，还上课呐？”
廖耀湘叹了口气，无奈地说：“她说学生离不开她，我也没办法。”
他其实并不知道，张英玉心里有着强烈的金钱危机感。她一直以来手心朝上问廖耀湘要钱，虽然他从来没有过二话，但她心里总是不安。她的工资不高，存款也约等于无。马上孩子就要出生，尿布、奶粉（万一她没有奶呢？）、婴儿床、小衣服……哪一样不需要钱？这些琐碎的事情，可从来不会往廖耀湘那种人的心里去。
“哦。”杜建时点点头，又说，“不过我看孩子的东西也该买起来了，你那里钱还凑手不？”
没过几天，郑洞国也捎话来说，孩子长得快，前期的一些小衣服穿几天就小了，花钱买新的不划算，如果廖耀湘不嫌弃，他可以把他小女儿穿过的、还很新的衣服整理一些送过来。
廖耀湘这才后知后觉地察觉到，原来生一个孩子，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准备。
晚上，他从自己的柜子里翻出一个小铁盒，整理了自己不多的存款，凑了一百块钱，递给张英玉：“这些你先拿去用吧，不够了再跟我说。”
张英玉的眼睛瞪大了，她接过那几张有些发旧的纸币，简直不敢相信：“你的钱都花哪里去了？”
他每个月工资都有一百多块，这都快两年了，结余款竟然也只有一百块？
廖耀湘的表情有些不自在，他避开她的目光，低声说：“就是……一些老家的亲人，还有以前的一些下属……他们现在生活不方便，写信来了，总不能不管。”
张英玉感觉自己简直要喘不上气，她还以为他存款很多呢！她眼前一黑，连忙找了一个椅子慢慢坐下。廖耀湘吓了一跳，忙上前扶住她。她深呼吸了几次，喘匀了气，才抬头看着他，一字一句地问：“都是哪些人？我能看看你们的通信吗？”
廖耀湘沉默了足足有十几秒，他看着她隆起的腹部，又看看她执拗的眼神，最后，他点了点头，说：“可以。”
他从书桌最底下的抽屉里，又搬出了那个小铁盒。信很多，叠得整整齐齐，来自五湖四海。
有邵阳老家的亲戚，有新六军的旧部，更多的是旧部的妻儿。信件以1962年的为多——显然，他们都是从报纸上看到了廖耀湘被特赦的消息，才重新燃起了希望。
信里的内容大同小异，因为“历史问题”、“海外关系”，他们大多生活得很艰难。好不容易找到了的工作，会被无故辞退；在农村挣到的工分，也要比别人减等克扣。
其中有一封信是报丧的，写信人是一位前团长的夫人。她说丈夫在几年前的“镇反”中被枪毙了，她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眼看就要全部失学。她通篇没有伸手要钱，只是倾诉生活的苦楚。廖耀湘在信的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寄一百元。他对张英玉解释道：“他是跟我一起翻过野人山的。”
张英玉的目光在那信上停滞了许久，她没有说话。
她就那么坐在椅子上，一封一封地看下去。廖耀湘一直站在她身边，房间里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许久，她将信件重新叠好，放回铁盒。她微微侧过身，用胳膊轻轻环抱住他的腰——她也只能轻轻地，因为现在肚子实在太大了，很不方便。
廖耀湘的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叹息道：“我想他们也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的生活还过得去，也就多帮帮忙。”
张英玉“嗯”了一声，把脸埋在他的腰间。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抬起头，用一种近乎呢喃的声音问：“野人山……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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