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沈阳正下着鹅毛般的大雪，不同于南方少见的雪花，这里的寒冷仿佛穿透了骨骼，直达心脏深处。楚绡云刚下火车，手里提着两个沉重的行李箱，踏入这座充满热情的城市。
那时候的东北，到处可见的是繁忙的工厂，蒸汽弥漫，热火朝天。楚绡云的父亲曾是地主阶级的一员，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他被彻底击溃，整日沉浸在破旧茅草屋中的酒精之中。而她的母亲因长期患病，最终在生活的重压下离世。生活的重担落到楚绡云一个人身上，生活如同一场无法逃脱的噩梦。她乘坐从青岛开往沈阳的列车，希望能在这座城市找到一份立足之地。这里工厂众多，或许连她这样的平凡女子也能在这里学得生存之道。曾经作为地主阶级大小姐的她，一夜之间变得孤苦伶仃，面对沈阳纷飞的大雪，她不禁回忆起童年时在小院里追逐风筝的情景。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沈阳只有凛冽的冬风。她不明白，为何自己的生活会变成这般模样。
沉重的行李箱让她倍感疲惫，一位身穿时尚灰大衣的女士主动帮助她将箱子搬下车厢，并微笑着说了句：“Have a nice day, good bye.” 这位善良的女士匆匆离去，甚至来不及听到她的感谢。楚绡云第一次听到洋文是在小时候父亲请来的说书先生逗唱俏皮话时，这位女士的口音与说书先生的不同，洋文中竟也有如此温柔和平静的声音。
在工厂的日子里，楚绡云感到无比单调乏味。她躺在拥挤不堪的二十人间宿舍里，听着同事们讲述家庭琐事，很多同事也是青岛人，听着浓浓的家乡话，喝着几罐女同志们偷藏的啤酒，心中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悲伤。这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和逃避情绪，她感觉自己抛下了自己的父亲，但她所拥有的那个家已经不再存在——一座破败的茅草屋，一个每日借酒浇愁的父亲。楚绡云的母亲去世时，她正值青春年华的十八岁。哪里才是家呢？松花江上的冰块融化成一片汪洋，那是她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工厂严格禁止阅读除红色之外的任何书籍，特别是像《君主论》、《乌合之众》或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作品。这是惊恐的令人不安的，现在社会只需要稳定的，按部就班的，什么“拿破仑”什么“老大哥”那都太恐怖，现在不是很好吗，看工厂上面挂着的巨大的伟人像，楚绡云偶尔抬头看看，对此并没有太多感触。对于同事们的讨论，她也只是淡淡回应。毕竟，在几年之前，她是一名生活在家中享受奢华生活的大小姐。而在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面前，她当时可能仍在珠宝店内挑选首饰。
工厂外面的世界截然不同。大家都在谈论工厂的命运是否会迎来变革。楚绡云对此并不关心，因为她深知，无论身处何处，她始终将会处于漂泊的状态。在这个时代洪流中，每个人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根放掉的烟花梗。
楚绡云对自己过去的幸福时光一无所知。她的快乐来自于对普通人的剥削和压迫，来自那些被她父亲欺凌的农民们的辛勤付出和贫困生活。每当她在家中悠闲地梳妆打扮时，那些农民则不得不在风雨交加的日子中劳作，却往往收获甚少。
每天夜晚，楚绡云一次又一次投入到紧张的货物盘点工作中。这批原材料至关重要，容不得一丝差错。她机械地整理着一堆堆物品，昔日纤细白嫩的手指如今已长满了冻疮。她只是把这些当作命运的安排，“江山轮流坐，今天到我家。”
她对民主、新时代等概念一无所知。看着工厂里忙碌的身影，她不禁联想到了过去解放前的农民们，“这有什么区别？”她安慰自己继续在工厂里从事着枯燥的螺丝拧装工作。由于出身地主家庭，她常常面临饥饿的困扰。但这或许是因果报应的结果。
每次工厂休息日，楚绡云都会在步行街上看见那位穿着灰色大衣的女士每天都带着白色的旗帜走在街头巷尾，口中不断重复着“平等”、“反对压迫”、“回归民主”、“恢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口号。她的目光中充满了坚定和炽热的热情。然而很快，她遭到了镇压，并被送往东北地区最为严酷的工厂接受所谓的“劳动改造”。
楚绡云注视着那位穿着工厂统一发放的灰色工服、口袋里依然别着一支钢笔的女士。她轻蔑地说：“哼！他们说你是有毛病才来的。”不经意间瞥见了女士胸前的名牌——陈若敏。“你是香港来的？普通话说的蛮好的嘞”楚绡云好奇地问道。她的卷发在一群普通的女工中间显得格外醒目。“那你呢？你的卷发难道不怕被强制拉直吗？”陈若敏一边说着，一边偷偷点燃了一支香烟。“哼！他们说我这种人就应该下地狱去死！”楚绡云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凝视着远处缓缓升起的烟囱。那里升腾的并非希望，而陈若敏坚信自由和平等即将到来。
两位孤独的灵魂逐渐接近彼此。在楚绡云忙于拧螺丝的同时，陈若敏总会在一旁讲述《罗密欧与朱丽叶》或《威尼斯商人》等西方文学作品的故事。有一次陈若敏询问：“你有没有读过鲁迅先生的文章？”楚绡云坦诚回答：“没有读过。我从未向你提及过，其实我是封建地主的女儿。”她的笑容中透露出一丝苦涩，“我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我的弟弟远赴海外求学。”说完，她将自己的卷发用头巾束起。陈若敏注意到她手上长满冻疮的样子，想象着这样一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女孩是如何成长为现在这般坚强的模样。
无数个日夜过去，陈若敏那张原本清秀的脸庞也被冻得通红。她们依偎在工厂巨大的铁炉边取暖。陈若敏时常分享一些深奥难懂的外国文学知识，并用外语吟诵诗句。楚绡云虽然天真烂漫，但在陈若敏看来，她既不了解父亲对普通人的压迫行为，也不明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她未曾听说过“平等”这一概念，脑海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诗歌；同时她又不具备富人阶层的那种冷漠无情，内心深处同情那些因贫穷而冻饿至死的人们。
“石英手表到底是什么呢？”楚绡云困惑地看着手中的海报，上面展示了一个优雅的女人佩戴着手表的画面：透明的表盖内是不停转动的指针。“它是一种……”陈若敏从随身携带的小背包中取出一只精美的银色手表并戴在楚绡云的手腕上。“这样做不太好吧……我也没为你做什么呀。”“这就是石英表，由英国制表师精心制作而成。”
陈若敏绕着机器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角落里专心研读《1984》。“……他们说奥威尔的作品不能看！”楚绡云略显焦急地说道，生怕陈若敏就此离开或消失不见。她对这个想法先进，又热情大方的陈小姐充满了好奇，听她读浪漫的外文诗，心好像要飞到了香港，那个繁华的大都市。于是缠着陈若敏讲讲新中国后的香港，陈若敏的家乡，“香港嘛……现在过年应该放着烟花呢，你见过日本的八尺玉没，香港也有……”“那你喝过青岛啤酒没，我们老家那边正宗!”楚绡云和陈若敏靠在生锈的工厂铁炉子旁边，工厂的灰色棉衣早已破掉了，露出了棉花，两张冻的红彤彤的脸上没有痛苦，没有劳累，仿佛此刻她们在香港陈若敏的家里天台上看盛大的八尺玉烟花。
新年第一天的清晨，楚绡云从梦境中苏醒过来。耳边传来激昂澎湃的演说声——正是陈若敏的声音。她拉开一张巨大的白色红色幕布，“自由与平等”几个大字映入眼帘。“睁开你们的眼睛吧！同胞们！为什么要忍受监视？为什么每句话都要经过仔细推敲？为什么平等交流会被视为思想犯罪！”陈若敏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着演说，吸引了许多工友的目光。不幸的是，她的行动引起了工头及那些拆除房屋的绿衣红袖标的注意，为首的人是一位平时和蔼的工友，“就地正法”陈若敏的时候脸上铁青色的，高喊着缉拿思想犯陈若敏，一边用电棍狠狠地电击陈若敏的腹部，工友们纷纷流下了一丝的泪水。然而，在楚绡云看来，只要能赚到钱就已经足够了。至于陈若敏为何要坚持抗争，则令她百思不得其解。此前有一位女同志曾提醒过楚绡云：与□□过于亲近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楚绡云不曾思考过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是否如黑暗深渊一般令人绝望？就这样，在某个瞬间，她狠心地将陈若敏赠送的英国石英表摔落在地，并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她未能察觉到陈若敏眼眶中闪烁着晶莹的泪珠。
果然不出所料，在大年初二早晨，工厂大厅内发生了惨剧：两名红袖标人员当众焚烧了陈若敏。那一刻，她紧闭着双眼，哪怕火烧到身上也振臂高呼，高呼着“自由平等！”楚绡云的心中充满了疑问：她们一同度过了最寒冷的冬季，在工厂的大铁炉边聆听陈若敏朗诵美丽的十四行诗。她不明白“打倒地主”、“□□”这些词语背后的含义，在她眼中……
陈若敏总是愿意将烤好的红薯分给路边那些失业的工人；她也曾走上街头劝阻那些准备堕胎的妇女。那么问题来了：她是坏人吗？可是此刻她却毫无征兆地倒在了火焰之中。死亡就如同水消失在水中一般悄无声息。正如陈若敏所说：“这是赫尔伯斯说过的话。”没有人记得这位勇敢反抗的□□的存在。唯有楚绡云还记得那些优美的十四行诗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的爱情故事。
多年之后的一个寒冬时节，东北大地再次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下岗潮”。街道两旁挤满了手持求职简历寻找工作的工人。楚绡云由于要帮助去年因病死掉的酒鬼老爹的丧葬费不得不接受国家包办婚姻。
楚绡云望着家中悬挂的老式中式挂钟以及墙上的那幅包办婚姻照片——照片中的丈夫是一位常年在外执行任务、缺乏感情交流基础的海军军官。她的思绪飘回了当年东北汽车零件工厂的那个夜晚：“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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