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一碗放坨了的面条，黏糊糊地缠在一起。言川开始在话剧院和咖啡馆之间两头跑，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睛却亮得吓人。
有次他指导演员排练“等待”的戏码，自己先示范——站在舞台中央，身体微微前倾，手指无意识地敲打大腿。就那么站了十分钟，台下有个场务居然看哭了。
“绝了！”山羊胡导演激动得胡子乱颤，“这种具象化的焦虑！这种沉默的爆发力！”
闻也飞伦敦回来了，带回来的不是大本钟模型，而是一本二手哑剧画册，扉页有某个过世大师的签名。“捡漏了，”他说，“在查令十字街旧书店，差点被个法国佬抢走。”
言川收下画册，第二天就用里面的动作编了段新练习。他模仿画册里那个“被困在玻璃箱里的人”，但加了个转折——最后用额头轻轻抵住看不见的玻璃，像在倾听另一边的声音。
“这个好，”闻也看完练习说，“比原版还扎心。”
话剧排练进入瓶颈期。有个女演员始终找不到“喜悦中的悲伤”这种感觉，NG了二十多次。导演快要薅光自己的山羊胡：“我要的是笑中带泪！不是面部抽搐！”
言川让全场休息。他走到女演员面前，掏出手机给她看了一段视频——是咖啡馆监控录像，画面里老陈一边看报纸一边笑，笑着笑着突然抬手擦了擦眼角。
“他在看儿子从国外寄来的明信片。”言川在本子上写。
女演员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再试戏时，她笑得眉眼弯弯，可嘴角的弧度却微微下撇，像月牙倒挂在夜空。
全体鼓掌。
就在话剧彩排前一周，出事了。言川深夜从话剧院回咖啡馆，在巷口被几个醉汉围住。他们抢了他的包，发现里面只有笔记本和笔，气得把本子撕得粉碎。
“哑巴还写什么字！”醉汉哄笑着。
言川没反抗，只是蹲下去，一片片捡那些碎纸。有片碎纸上还留着闻也画的那个歪笑脸。
第二天他照常去话剧院指导，左手缠着绷带——捡纸片时被玻璃划的。演员们义愤填膺要报警，言川只是摇头。他在新本子上写：
“字在脑子里。”
彩排很成功。制作人看完激动地说：“这部剧会改变中国话剧的生态！”
只有闻也觉得不对劲。他看完彩排，把言川拉到后台：“你那个‘破碎’的动作改了？”
言川点头。
“为什么？原来的版本更好——像打碎的镜子还在反射光。”
言川沉默地看着他。许久，在本子上写：
“镜子碎了。”
“就该是碎的。”
公演前一晚，咖啡馆提前打烊。老陈、苏小姐、小李都来了，说是要搞个小型庆功会。闻也抱来个纸箱，里面是他从各国机场搜罗的零食。
“同志们，”他站在椅子上，“明天咱们言老师就要征服话剧界了！我提议，为沉默干杯！”
大家用咖啡代酒。老陈感慨：“小言这孩子，像我们院儿里那棵老槐树，看着不言不语的，根扎得深着呢。”
苏小姐忽然说：“你们发现没有？言川最近表演时，那颗泪痣不太红了。”
确实，言川左眼下那颗总是泄露情绪的痣，近来安静得像粒普通的痣。
深夜，人都散了。闻也帮言川收拾杯子，突然说：“我申请转地勤了。”
言川擦桌子的动作停住。
“天天飞，腻了。”闻也把杯子叠得哐哐响，“地勤多好，脚踏实地。”
真实原因是，他上周查出来耳鸣加重，医生建议别再飞高空。但他不想说。
言川看着他，慢慢写：
“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闻也咧嘴一笑，“地勤有员工宿舍，离话剧院近。”
窗外响起救护车的鸣笛，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呼吸。
言川走到那面白墙前，抬起没受伤的右手，做了一个极简的动作——只是张开手掌，缓缓贴在心口。
闻也看懂了。这是“收到”的意思。
第二天话剧首演，座无虚席。谢幕时，山羊胡导演把言川推到台前。追光灯打在他身上，那颗泪痣在强光下依然安静。
闻也坐在最后一排，看着台上。他想起父亲说过：有些鸟天生就不会叫，但飞得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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