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杏已经熟了，乡里人便各自摘了几筐到长春去卖。母亲自然成了其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母亲非常勤劳，只要有挣钱的机会她绝对不会放过：春季为人种地，夏季为人除草，秋季为人收苞米，冬季闲暇打麻将——据母亲自述，她是总赢的。
我家的前后园子种了许多果树，种类多样：杏，李子，樱桃，海棠，苹果，毛桃，梨等，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正因为自家产果，卖果就不用像别人一样四处收购了，可以说没什么本钱，在价格上也用不着太计较。
为了赶上长春的早市，大家不得不在半夜出发，披星戴月，坐上向长春拉石头的汽车，回来时也同样找拉石头车，这样就免去了来回二十多元的客车费，卖果才能有些赚头。那时的司机都很善良，不会考虑什么安全责任，不要报酬，来者不拒。
一天傍晚，我们摘了满满两筐杏，半夜，母亲叫醒我，让我帮她把杏送到市场去坐车。我睡的正香，迷迷糊糊爬起来，眼睛也睁不开，刚才的好梦忘的一塌糊涂，心中很是懊恼，真想说声不想去了，但实在是羞于启齿，没脸说出。只好半闭着眼睛，头脑仍处于半睡眠状态，如梦游一般地与母亲走了。将两筐杏用单轮车推到市场附近时，大汽车上已经坐了一些同路人。他们帮母亲将杏搬到车上。我看看没事，便自己回去接着睡了。次早醒来，回忆一下昨晚的情景，没有很深的印象，倒好像真的在做梦。
记得有一个故事上说，一个农夫为了生活，白天不得不拼命的干活，十分的辛苦，但每天晚上他都能梦见自己当上了大官，吃喝玩乐。于是，他就把白天的干活当成是做梦，把梦中的享受当做是现实，结果活的很是快乐。我也许是受了他的一些影响吧。
晓东在新华书店买了一些影碟，其中有一盘是性教育片，我们很感兴趣。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景大刚家看了。电视非常大，是29寸的。屋又十分小，我们离电视很近，图像显得更加真切。我们挤在床上，一起投入地看着。尽管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大男孩了，但在此方面却只有一些纸上谈兵的经验。奇妙的人体对我们来说依然那么陌生，那么神秘。
景大刚抱着他三四岁的儿子进来了，他的小儿子看到屏幕上的白嫩的□□时，哈哈地笑个不停。我们被他笑的有些心里发毛，赶紧叫大刚把孩子抱了出去。
新华书店的影碟当然不是什么黄碟，但我们心中的这种犯罪感依然存在。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虽然貌似开放，但那种传统的封建余毒还在头脑里难以肃清呢？不知道我们算是老实，正派，还是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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