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树洞“演唱会”与用粉笔灰染的“奶奶灰”
十岁那年的暑假，电视里突然开始播《上海滩》，许文强戴着白围巾的样子把我哥迷得神魂颠倒。他每天用筷子当枪，在屋里比划“浪奔浪流”，结果把我妈刚买的暖壶砸了个稀巴烂。我和大胖、小丽蹲在树洞里，看着我哥被我妈追着满院子跑，突然觉得——当大人好像挺酷的，至少能光明正大地戴围巾。
“咱也组个乐队吧！”大胖突然一拍大腿，把树洞里的□□镜扣在眼睛上，“我当许文强，晓峰你当丁力，小丽当冯程程！”
小丽嫌弃地推开他：“冯程程才不戴□□镜呢！她戴珍珠项链！”
说干就干。我们在树洞里开了个“筹备会”，用树枝在地上画乐队logo——一个歪歪扭扭的音符旁边画着老槐树。大胖负责“乐器”：他把他爸的自行车铃铛拆下来当 tambourine，用扫帚把绑上橡皮筋当吉他；我偷了我爸的刮胡刀盒子，里面塞满石子当沙锤；小丽最讲究，把她妈的纱巾系在脖子上，说这是“冯程程的披肩”。
第一次“排练”在傍晚。我们躲在树洞里，大胖用自行车铃铛敲节奏，我晃着刮胡刀盒子，小丽扯着嗓子唱：“浪……浪奔……浪流……”她调跑得比火车还远，惊飞了树上的麻雀，也引来了铁蛋那帮小子。
“哟！这是哪儿来的叫花子乐队？”铁蛋指着大胖的“吉他”笑，“你这破扫帚能弹出声吗？”
大胖不服气，拿起“吉他”就扫弦——橡皮筋“嘣”地断了，差点弹到铁蛋眼睛。铁蛋恼了，捡起地上的土块就扔：“滚蛋！别在这儿嚎丧！”
我们抱头鼠窜，乐器散落一地。大胖的自行车铃铛掉进了树洞，我爸的刮胡刀盒子摔出了裂缝，小丽的纱巾也挂在了树杈上。躲在墙角喘气时，大胖突然说：“他们笑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够‘酷’。你看我哥他们，头发都染黄了！”
“染黄？咋染？”我和小丽眼睛一亮。
大胖神秘兮兮地掏出个纸包：“我偷看见我哥用蜂花牌洗发水兑颜料染的！咱没颜料，用粉笔灰试试？”
说干就干。我们溜进学校教室，偷了几截白粉笔和红粉笔，躲在树洞里开始“染发”。大胖自告奋勇先染，我把白粉笔磨成粉，掺着口水抹在他头上，小丽负责用红粉笔点缀“挑染”。大胖对着树洞水面照了照，满意地说：“像不像电视里的‘奶奶灰’？”
我和小丽强忍着笑——他头上白一块红一块，活像刚被马蜂蛰了。轮到我时，我非要学我哥留“中分”，大胖用树枝在我头上划拉半天，粉笔灰全掉进了脖子里，痒得我直打喷嚏。
就在我们对着树洞“臭美”时，教导主任背着双手出现在树洞口。他咳嗽一声，我们仨吓得魂飞魄散，粉笔灰簌簌往下掉。
“小小年纪不学好，偷粉笔染头发？”教导主任指着大胖的脑袋，“还‘奶奶灰’？我看像‘灶王爷灰’！”
我们被拎到办公室罚站，头上的粉笔灰引来全校围观。我妈来领我时，气得浑身发抖，用手绢使劲擦我头上的粉：“你看看你！跟个吊死鬼似的！哪来的歪门邪道？”
回家路上，我看见我哥正跟几个染黄头发的青年骑车路过，他们吹着口哨，车后座的姑娘穿着喇叭裤，裤脚能扫到地面。我哥看见我头上的粉笔灰，先是一愣，然后笑得差点从车上摔下来：“行啊小弟，跟上潮流了！”
我妈瞪了他一眼，他赶紧闭嘴。但我偷偷看见，他骑车经过时，朝我眨了眨眼。
那天晚上，我在镜子前使劲洗头，粉笔灰混着泡沫流了一地。我妈在门口喊：“再洗头发就掉光了！”我没吭声，心里却有点不服气——为什么哥哥染黄头发就是“潮流”，我用粉笔灰染个“奶奶灰”就成了“吊死鬼”？
树洞在那晚的月光下显得格外安静，大胖的自行车铃铛还卡在洞口，被风吹得“叮铃”响。我知道，有些东西跟粉笔灰一样，虽然被洗掉了，但那种想变得“不一样”的心思，却像树洞里的回声，轻轻撞了一下，就再也没停过。
后来我们的“乐队”不了了之，但大胖偷偷攒钱买了个真正的口琴，藏在树洞里；我用省下的早饭钱买了本《上海滩》的歌词本，夹在数学书里；小丽则收集了一抽屉许文强和冯程程的贴画，藏在树洞最深处。
直到很多年后，我在十七岁那年对着树洞吼出“你们根本不懂我”时，突然想起十岁那年顶着粉笔灰罚站的下午。原来从那时起，那些被大人叫做“不学好”的小心思，早就像粉笔灰渗进头发一样，悄悄钻进了我们的青春期——等着某天，用更张扬的方式，把“奶奶灰”染成真正的、属于非主流岁月的、五颜六色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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