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风带着潮湿的暖意,吹过写字楼光洁的玻璃幕墙时,总会扬起我发梢的微卷。镜子里的人渐渐褪去了过去的怯懦——眼线笔在眼尾轻轻上扬,勾勒出几分从容;豆沙色的唇膏涂在唇上,抿一下,是藏不住的底气。第一次穿上那件米白色的职业装时,我在试衣间里站了很久,指尖划过挺括的面料,忽然想起几年前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连抬头看人的勇气都没有的自己。如今走在人潮涌动的CBD,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响亮,像在为新生的自己打着节拍。
公司楼下的咖啡馆成了我新的据点,每周三晚上,读书俱乐部的成员会在这里围坐一圈。第一次参加时,我攥着本翻得卷了角的诗集,紧张得手心冒汗,直到有人提起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那些关于“孤独”与“坚守”的句子像电流般击中我,我忽然开口,声音虽轻,却清晰地说出了自己藏在心底多年的感受。对面的姑娘眼睛一亮,说:“我也总在深夜里读这几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和你读着同样的文字,思考着相似的问题,用精神的共鸣搭建起一座桥,让你不再觉得自己是孤岛。我们聊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聊加缪的西西弗斯,也聊各自生活里的细碎——有人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去学插画,有人在三十岁重新拾起了儿时的钢琴梦。原来人生真的可以这样,不必被“应该”框住,不必被“别人说”绑架,有无数条路,通向无数种可能。
冬至那天,我给家里寄了一笔钱,附言里写着“买点年货,照顾好自己”,没有多余的话。母亲打来电话,絮絮叨叨说邻居家的女儿嫁了个有钱人,说我老大不小该稳定下来,我握着听筒,轻声却坚定地打断她:“妈,我的日子我想自己过。”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最终只说了句“天冷,多穿点”。挂了电话,我望着窗外飘落的细雨,心里没有怨恨,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就像收拾旧物时翻出的褪色围巾,留着过去的温度,却不必再裹在身上了。
哥哥林冬的电话是在一个周末的午后打来的,背景里能听到小侄子咿呀学语的声音。“小妹,”他的声音带着点迟疑,“以前……是哥没本事,没护好你。”我正泡着茶,水汽氤氲了眼镜片,擦干净时,忽然笑了:“哥,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他在那头叹了口气,又说了些家长里短,说嫂子最近学着做微商,说小侄子刚长了两颗牙。挂电话前,他说:“有空回来看看吧,家里的桃树种活了,等熟了给你寄点。”我应着“好”,挂了电话,发现阳光正透过纱窗,在茶几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那些曾经像刺一样扎在心里的伤害,原来真的会在时间里结痂,脱落时或许会留下浅浅的印记,却再也不会疼了。
有次加班到深夜,我站在公司的露台上吹风。远处的霓虹像打翻了的调色盘,把夜空染得迷离又璀璨,马路上的车流光怪陆离,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忽然想起那个在村口老槐树下给我算命的先生,他说我“命里带苦,得靠男人才能转运”。那时我信了,以为自己的人生就该是一眼望到头的灰暗——嫁个邻村的男人,生儿育女,在灶台与田地间耗尽一生。可现在我才懂,困住我的从不是那所谓的“命”,而是我自己画的牢笼:是面对父母指责时的不敢反驳,是面对旁人议论时的低头沉默,是明明渴望远方却不敢迈出第一步的怯懦。
风又吹过来,带着城市特有的、混杂着食物香气与草木清新的味道。我深吸一口气,仿佛要把这自由的空气全吸进肺里。远处的天际线隐隐泛着微光,那是黎明将要升起的方向。我知道前路不会一帆风顺,或许会有加班到崩溃的夜晚,或许会有独自面对难题的无助,但这些都没关系。重要的是,我终于站在了属于自己的轨道上,手里握着方向盘,知道往哪里去。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读书俱乐部的群消息,有人发了张清晨的海边照片,配文:“今天的日出,送给每一个在路上的人。”我笑着回复了一个“拥抱”的表情,转身往电梯口走。高跟鞋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我听得格外清晰——那是向着更辽阔的风景,向着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坚定走去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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