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国内，两邦之间的“战争”》地球知识局
2021年7月26日，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和米佐拉姆邦爆发冲突，导致7人死亡，其中至少有6人是阿萨姆邦的警察，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官员在内约60人受伤。为了控制局势，防止冲突升级，印度联邦政府向冲突地区紧急派遣了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
本次冲突最激烈的阶段发生在两地警察介入之后，双方的警察非但没有联手平息事端，反而加剧了冲突程度，甚至有消息声称，米佐拉姆邦警察以轻机枪为武器，向阿萨姆邦警察开火。
这次争端的直接起因源自今年6月，当时阿萨姆邦和临近的梅加拉亚邦发生了边界争端。到6月30日的时候，米佐拉姆邦也参与进来，声称其西北部的科拉西布县（Kolasib）与阿萨姆邦交界的地方，被阿萨姆邦侵占。
从1972年米佐拉姆邦从阿萨姆邦划分出来后，根据米佐拉姆邦官员的说法，6月29日，阿萨姆邦海拉甘迪县的副县长带领一百多名官员和警察闯进艾特朗河（Aitlang）的源头地区，并在此建立起临时的宿营点。该地区距离米佐拉姆邦科拉西布县瓦伊伦格泰村（Vairengte）仅仅5千米，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村子种植经济作物的耕地。
同一天，得知此事的米佐拉姆邦官员赶到此地，和阿萨姆邦官员交涉后未能达成一致，后者拒绝撤离。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发生暴力事件，米佐拉姆邦警察将围在此地的本邦村民赶回了家。
面对指责，阿萨姆邦的官员也不甘示弱，声称是米佐拉姆邦的人越过了边界10千米，侵占了属于阿萨姆邦海拉坎迪县（Hailakandi）的土地，不但在此种植槟榔和香蕉，还建起了房屋，所以阿萨姆官方要出面维护本邦的领土完整。
7月10日，阿萨姆邦警方在争议地区开展行动，破坏了米佐拉姆邦农民的农作物。同一天，身处此地的阿萨姆官员们被扔了一颗手雷，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随着局势逐渐发酵，两邦的行政长官开始亲自下场在推特上论战，两邦警察发生冲突的消息也不时被爆出，两邦的安全部队开始在边境驻扎，局势可谓剑拔弩张。7月24日，联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亲自出面举行会议，要求解决这一争端。
然而，局势的发展却很不给内政部长面子。在他下场调停后的第一天深夜，争议地区供米佐农民休息的8座棚屋被烧毁，所幸棚屋无人居住。次日白天，愤怒的米佐人用石块攻击身在争议地区的阿萨姆官员和警察，阿萨姆警察则用催泪瓦斯和棍棒回击，打伤了部分米佐人。随着米佐拉姆邦警察加入战斗，双方终于使用起了热武器，据说还架起了轻机枪。最终造成了上文所述的严重后果。
《印尼这个省有世界最大的金矿，但当地儿童却在忍饥受饿……》海峡网
英国广播公司(BBC)2月13日报道称，在印度尼西亚，拥有世界最大金矿的巴布亚省出现了严重的麻疹疫情和营养不良现象，导致至少72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是儿童。
报道称，这次的麻疹疫情和营养不良现象将一个几十年来不为人关注的地区以及政府的严重过失公之于众。
仅两个月大的婴儿Yulita Atap的生活极其艰苦。她的母亲在生她的时候难产死亡，她的父亲也抛弃了她，任由其自生自灭。她的叔叔鲁本(Ruben Atap)说，“Yulita Atap的父亲非常悲伤，他想打死Yulita，然后给妻子陪葬。但我及时劝阻了他。之后，他逐渐平静下来，并非常感谢我们帮他照看女儿，不过我们不能照顾他女儿一生。”目前，骨瘦如柴的Yulita虚弱地躺在医院的床上。她的肋骨几乎快要把皮肤穿破了。
旁边病床上躺着的是Ofnea Yohanna的女儿。尤汉娜(Ofnea Yohanna)12岁就结婚了，如今20多岁的她已经有6个孩子了。但是其中的三个孩子都有严重的营养不良。尤汉娜(Ofnea Yohanna)说，有食物的时候她们就吃，吃完之后就挨饿。因为没有船，无法出海打渔。
这些挨饿的儿童都来自印尼巴布亚省的Asmat部落。他们原本在原始丛林里靠采野果和出海捕鱼为生。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导致他们的生存空间被挤占。再者，在距离Asmat部落最近的城市提米卡(Timika)，还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矿，这导致更多淘金者涌入这个地区。
目前，巴布亚省已经组织并派遣医疗团队和支援人员，带着医药品和食物到该地区进行援助。责任编辑：刘微
《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困境及就业率提升的路径探索》吴婧/2017/3 江苏社会科学
课题组对安徽省天长市五个村79家失地农户进行了调查（万寿镇湾塘村14户、万寿镇东记村15户、永丰镇泥尖村15户、永丰镇二墩村李庄16户、永丰镇二墩村杨庄19户），其中18岁以下、60以上的非劳动力为49人，适龄劳动力为251人。251名劳动力中，男性131人，占52.2%；女性为120人，占47.8%，男性略高于女性。从文化程度看，大专有9人，占3.58%；高中及中专14人，占5.58%；初中103人，占41.03%；小学及以下（包括文盲）的有125人，占比49.8%。根据调查，我们发现：
251名适龄劳动力中，失地之前除了务农外，有工作的人数为55人，占比21.91%，大多数从事的是建筑或者制造业、保安保洁等技术要求不高的工作。失地后，有工作的人数是126人，比例为50.2%；完全失业的24人，比例为9.56%；半失业（打零工）的为101人，比例为40.23%。也就是说有49.79%、即近一半的失地农民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主要的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征地之前农民住的是庭院楼房、圈里有牲畜家禽、田里有粮食蔬菜，农闲时还可以去做点临时工，挣点外快，虽说不富裕，但基本生活有保证，也不存在失业问题，只要干得动，七十岁八十岁照样还在田间劳作。然而一旦失去土地，柴米油盐、水电煤气、物业管理等等，每一样都得花钱，日常开支大大增加。根据调查，失地后家庭年总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15户，占18.98%；2万元到4万元的37户，占46.83%；4万元到8万元的14户，占17.72%；8万元以上的13户，占16.45%。家庭年收入在4万以下的合计占比达65.81%。农民坦言，虽然总收入比过去有所增加，但是开销却比过去大大增加，所以有62%的被调查者觉得，家庭经济负担反而比以前加重了。失去土地的农民身份尴尬，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城市居民。说是农民，他们已无田可种；说是城市居民，他们却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就业、医疗、教育方面的保障，他们是一群“种地无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的“三无”人员。有78%的失地农民对当前的生活状况表示“不满意”，因为他们失去了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的土地后，却享受不到与市民一样的待遇，生活没保障、就业没着落，有一种“被政府抛弃”的不满情绪。
《【西北田野】流动、嵌入与融入——塔里木河流域汉族棉农的田野调查》罗意，罗俊俊/西北民族学
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6 期，第 51 卷（总第 277 期）
尽管汉族棉农在迁出地是地道的农民，但进入塔里木河流域后首先遭遇的是知识与技能的不匹配。受访棉农普遍反映，起初不知道需要浇“冬水”、要“压碱”，把握不准作物生长周期与田间管理时令，不知道播种棉籽前需要犁地松土和耙地平地，导致作物生长不利和歉收亏损的困境。与新开垦的连片商品地不同，维吾尔族农民的耕地高度碎片化且不规整，这正是避开盐碱过重而不适于耕种之地的策略。汉族棉农很快意识到，维吾尔族农民清楚地知道每一块土地是否适合耕种与适合种植哪种作物，且有一套适应塔里木河流域的农作节令。在与维吾尔族农民交流中，汉族棉农很快习得了气候、水文、土壤和与作物相关的这套地方知识。20 世纪 90 年代，机械化生产、新的种子、化肥和农药带来了生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汉族棉农成为引领者。一些受访的维吾尔族农民表示，父辈没有用化肥和农药的传统。维吾尔族农民 ＭＭTJ 常和地块相邻的汉族棉农老杜请教，很快掌握了新技术，将亩产提高到了 400 公斤。维吾尔族农民 RHM 是老杜的管地工，自己种棉花时选择与老杜家相同的种子、化肥和农药，所有生产环节皆参照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汉族棉农与维吾尔族农民共同创造并共享了与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棉花种植知识与技能。
汉族棉农承包的耕地主要是商品地。这些商品地原本是草场，用于放养村集体和村民的牲畜。在南疆绿洲，维吾尔族农民的生计具有混合性，是“农业＋”的模式，即在农业之外以畜牧养殖业、手工业或商业做补充。在塔里木河流域中游，畜牧养殖业对维吾尔族农民十分重要，不仅是肉乳制品的来源，还是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维吾尔族农民并不如汉族农民那样重视种植业。20 世纪 90 年代，村集体、村民常招募汉族农户开垦草场，并将商品地长期承包给汉族农民——又称之为“买地”。拥有商品地较多的汉族农民，又将地分包给新到的汉族农民耕种。村集体的商品地承包价格为 200 元／亩／年，村民的商品地 500 元／亩／年。村集体的商品地开发较早，承包周期较长，汉族棉农多愿承包。村民的商品地承包周期通常较短，多为 3 年，并根据市场价格调整租金。由于村集体的商品地有限，迁入时间较晚的汉族棉农承包村民商品地的较多。调查的 57 户汉族棉农中，9 户购买了 100～ 300 亩不等的商品 地，占全部调查户的 15. 8％，户均 161 亩；14 户租种村集体的商品地，占全部调查户的 24. 6％，户均 147 亩；27 户租种村民的商品地，占全部调查户的 47. 4％，户均 719 亩；7 户同时租种两类商品地，占全部调查户的 12. 2％，户均 415 亩。
在包地方面，汉族棉农与维吾尔族农民的直接互动并不多。对“待融型”棉农而言，无非是与村集体或村民签订承租合同，合同到期后再做新的选择。对“渐融型”棉农来说，就需要保持并维系与维吾尔族农民的关系，以便在一地获得长期稳定的耕地资源。这对他们发展与维吾尔族农民密切的社会关系是有利的。草场变耕地给维吾尔族农民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挑战，即牲畜无处可放。维吾尔族农民便与汉族棉农协商，牲畜在冬季棉花采收后进到棉花地，采食棉花秆、未采摘的棉桃和掉落的棉叶。这对汉族棉农也是有利的，即土地获得了免费的农家肥。简言之，汉族棉农与维吾尔族农民之间形成了互利型经济关系。
在用工方面，汉族棉农与维吾尔族农民的互动相当频繁。一是在棉花生产季，汉族棉农请维吾尔族农民做管地工，承担春播、拔草、浇水、掐花头、打农药、棉花采收等全生产环节的工作。管地工既可能是单身维吾尔族男性，也可能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按照每年每亩 160 ～ 180 元支付报酬。对汉族棉农来说，能否雇到可靠的管地工对生产十分重要。他们通常在承包地周边村落寻找管地工，且长期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因此管地工又常称为“长期工”。“渐融型”棉农更容易找到可信赖的管地工，与管地工的互动会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领域，也可能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待融型”棉农由于每两三年变换承包地，与管地工的关系更多地停滞在经济层面。管地工自己也从事棉花生产，并在与汉族棉农的交往交流和管地实践中习得新的知识与生产技能。因此，汉族棉农与管地工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也具有互利型经济关系的特征。二是在棉花收获季，汉族棉农需要大量雇用周边维吾尔族农民拾棉花，即 “短期工”。短期工并无年龄、技能、性别等方面的要求，老人、妇女和未成年人也在其中，这就扩大了汉族棉农互动的群体。在用工紧张时，在地方是否有熟识的维吾尔族农民相当重要。与“渐融型”棉农相比，“待融型”棉农及时招够短期工难度要更大。
注：此文未提及用水争端（有户口的承包地争水，出租的合同地用水优先级靠后）。引起争议的土地流转给规模化农业公司（公司代替农民领补贴），农民面临失业，耕地几百块，草场用于放牧几块到几十块，更有甚者租金被村集体贪污（按规定，土地流转费用村集体最多拿三成，七成给农户，且村集体资产不得贪污），违背有偿、自愿的原则（按规定，非农征地给的补偿款多，政府可以合法强拆；农用土地流转不可以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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