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二楼，这里较一楼更安静一些。走过一间间教室时，能听见其中很细微的翻书声，间或传来一两道咳嗽声。
阳光穿过走廊的玻璃窗，在地面洒下一片光明，而紧挨着窗户的那间教室里却埋藏着我的黑色记忆。
学不好英语，尚且可以用“不是一种语言体系”来挽尊。但若学不好中文，怕是说破大天也只能得出一个不肖子孙的骂名。事实上，我就是学不好。
年幼时，母亲常常站在我身边督促我背古诗，同时手中必拿着扫炕扫帚。她告诉我，诗歌是一种浪漫，中国人怎么能不懂古诗的美呢？这不是忘祖吗？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兢兢业业全设立在小学入学考试合格的基础上。
大概出于一种反抗不得的压抑心情，我对背古诗这件事深恶痛绝。从小到大，语文课本里太多的“背诵”二字更是让我彻底忽略了其背后的美丽。
当我终于上了大学，以为能彻底摆脱它的束缚时，谁想，它却怎么都不肯放过我。
S大有一门必修课，叫“中华文化”。这一门课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我对诗歌的印象变得极为纯粹了，纯粹得痛苦。
从选课的那一环节起，命运就隐隐散发出不祥的气息。
怎么也点不进去的网页，怎么刷新也不能出来的选项，当一切信息都完整出现在我面前时，课表上只剩下了一位老师的名字。
我低头看了看手边的笔记本，这个名字不在名单上。但我只能选择他。
第一节课上，这位花白头发的老师向我们说了他的教学要求。他会点名，还要不定时点名。
然后开始上课。讲起课来天南海北，天马行空，想到什么说什么。明明上一秒还在讲五言七言如何押韵，下一秒就聊起了不相干的某位诗人的风流韵事。
八卦向来是谁都爱听的，只不过这用来记笔记的手倒是有些不知所措了。
这门课上到一个月时，老师忽然说：“今天我给大家透露一道期末考试题。”
我大喜，身边更是不间断的欢呼声，就连那个一直坐在我前排昏睡不醒的男同学也抬起了他高贵的头颅。
老师接着说：“期末考试最后一道大题是创作一首五言诗。主题么，就定春天好了。”
一霎时，教室里鸦雀无声。老师微笑着优哉游哉地走掉了。
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寝室，失魂落魄地瘫坐在椅子上，对着那些还在喜笑颜开的人们说：“你们知道吗？我马上就要去当一个诗人了。”
“啥？你要当啥？”阿黄问。
“诗人！”我怒吼。
“诗人？”阿黄一怔，随即啐了我一口，“你也配！”
“你以为是我自己愿意的吗？”我猛烈地拍击着自己的胸脯。
“你要成为一个诗人？”阿紫施舍给我一个眼神，“就这么想要变得神经兮兮的吗？”
“我想当个冷酷无情的人啊。”我泄气地回。
阿红说：“小白，其实你和那些所谓的著名诗人并不差太多的，说到底，就只差一样。”
“差一样什么？”我追问。
“一个好爹。”
说完她笑起来，我对她翻了个白眼。
我坐在椅子上继续思考“诗人”这个群体。我想，诗人应该是痛苦的。多少著名诗人都是抑郁不得志，贫困不得食，就仿佛不苦难的人生不足以浇灌出绚丽的花朵来。
问题是我并不想经历一丝一毫的苦难，我只想在快乐中绽放出一朵小小的野雏菊。
“你究竟为什么要成为诗人？”阿紫追问。
“因为中华文化课的考试，最后一道大题是写诗，以春天为主题。”
“你还要考试？”她们讶然。
“不然呢？你们不考吗？”
“我们是最后交一篇论文。”
一瞬间，我的忧愁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敌人的舒适是我前进的动力，自己人的惬意可是对我精神上的极大折磨啊！
“你别想太多，”阿紫见我脸色不妙，急忙安慰我，“春天，素材还是很多的，例如燕子啊，柳树啊，春江水啊，一抓一大把，想写哪个写哪个。”
“不可，不可！”阿黄摇晃着食指否定，“小白，你就写老师，夸他，玩儿命地夸他。夸他讲课春风拂面，教育春满大地。他一看，这不得高兴坏了。满分，必须满分！”
“净是些拍马屁的勾当！”阿紫不屑。
“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小白啊，”阿红呼唤我，“正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从现在起，你就日日看，夜夜看，总能在考试前写出来的。”
我长久地凝视着阿红，一个字也没能说出来。
之后，我便陷入到了古诗的沉思中。一个星期后，我苦思冥想出了一首诗，于是我对她们说：“我要给你们朗诵一首大作。”
“说来听听。”
“啊！
这轮被血肉和悲情烘托起来的月亮
这份暗影沉沉亟待黎明的夜色
这个饱受摧残却依然滚烫的灵魂
啊！
我没有办法
不去爱它”
“啊！”阿黄故意学着我的语调，“你究竟爱谁？”
“爱一种精神。”我白了她一眼。
“什么精神？”
“顽强不屈的博爱精神。”
“这不就是几个排比句吗？”阿紫说，“你是把一个段落拆分了吗？”
我不语，默默躲开了阿紫的视线。
“我想问，这和春天有什么关系？”阿红问。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你走得是抽象派啊。”阿红对我竖起大拇指。
“你们怎么不懂呢？”我跺脚，“我不想挂科！”
“你别激动！”阿红说，“我以前看过一档诗歌鉴赏节目，里面一个诗人说过，作为入门，应该写一些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不要总是故作高深，其实毫无内涵。你不妨写些身边的具体东西，最好直抒胸臆，还能给人亲切感。”
我思考片刻，踱步窗前，看了窗外好一会儿，说道：“我现在有个灵感。”
“说来听听。”三人颇有兴致。
“窗外刮着风。”
“嗯。”三人点头。
“我在窗内放屁。”
“嗯？”三人皱眉。
“窗外窗内都是气！”
“嗯……”三人嫌恶地对我撇嘴，接着一通大笑。
笑了一阵子，阿红才慢悠悠地说：“小白，你确定你们考得是现代诗吗？”
“完了！”我一拍脑门，“是五言！”
三人又是一通大笑。
随后我便又陷入更苦恼的沉思中。日思夜想，却毫无灵感。
又到一节中华文化课。
闲着无事，我问身边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同学，你的五言诗写好了吗？”
“还要写诗？”她大惊失色。
“你不知道？”我窃喜，“咱们期末考试最后一道大题是自创一首五言诗，写春天。”
“我不知道，”她摇摇头，“我是随便来听的。我们写论文。”
我的欣喜忽地就消失了，却还得紧绷着脸皮挤出一个勉强的笑来。
老师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地讲着平仄，并暗示我们应该把这个知识点写进自己的诗歌中。我听后，心中又加重了苦涩。
因为始终不得灵感，我决定改变思考方式，一切从实际出发，整天混迹在花鸟鱼虫间。
一天，阿黄对我说：“你现在和那些饥不择食的流浪汉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我说，“他们毫无压力，而我压力很大。”
一个黄昏，我独自坐在湖边长椅上。微风起来，吹动我的长发。面前的荡漾碧波使我忽然有了灵感。
我飞奔回寝室，对她们说：“我又有灵感了。”
“说来听听。”
面对大家的翘首以待，我清了清喉咙，说：“眼前一荷塘，疑是翡翠镶。抬手捕清风，垂首叹春光。”我停了停，问：“怎么样？”
“这个么，”阿黄嘬着牙花子，蹙着眉头，“李白能同意你改成这德性吗？”
“我还管他同不同意？他要是不同意，直接来找我，我揪着他让他给我写首诗。”
“好啊！”阿红鼓掌，“李白大概也不能想出，子孙后代的才华被稀释成了这么独一份。每个句子都各有各的好。”
“你这还能叫原创吗？这不就和抄……”
阿紫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我截然打断：“读书人的事，能叫抄吗？我这叫致敬。”
“这叫致敬？”
“你不懂，”我大手一挥，“算了，和你们这群文盲能说什么？我还是抓紧时间再去抄……创作一首吧。”
距离考试的时间越来越近，而我一个字也没憋出来。我是宁可做上十页高数题，也不愿再看一行诗歌鉴赏了。
但为了三个学分，我必须激发自己的潜能。学分的压力使我的神经日渐萎靡，整日见风就是“春风催客醉”，见雨就是“春雨润如油”，见树就是“桃柳赞春美”，见草就是“百草竞春华”。
寝室里已经不敢再有谁拿我打趣，更不敢提起诗歌的相关话题，生怕我一个想不开，拽着她们去了楼顶。
终于，我又创作出一首大作。
“柳条随风意，自始向西去。飘飘何所归，遥望白絮雨。”
“室宝，你叫我深刻反省自己的偏见，”阿红叹了口气，“我曾经对那些写诗很差的人报以过极大的恶意，以为他们不用心，胡编乱写，现在我明白了，他们也是尽力了。”
“写得好，”阿紫直直看着我，“写出了母爱的伟大。”
“和母爱有什么关系？”我疑惑。
“写得好，”阿红插话，“写出了不得不离开故土的游子的悲苦。”
“和游子有什么关系？”我愤怒，“我写的是自由。”
“啊！”阿黄和阿紫愣了一下，对视一眼，忙不迭地说：“写得好，自由么，写得好。”
“唉，写诗太难了。”我薅着自己的头发，痛苦地呻吟着。
春天究竟是什么？是生命，是温暖，是感官，是转变，是开始，是流动；是种子的萌发，是冰雪的消融，是燕子的呢喃，是田地的柔软，是柳条的爆青，是河水的窸窣。
是一个当代女大学生痛苦的考试主题。
如果说我以前对诗歌是嫌恶，那么现在就是纯粹的绝望。以前尚且还能骂的出来，现在只剩下了沉默。绝望的人是世间最沉默的人。
考试如期而至。
拿到卷子的一瞬间，我目瞪口呆。我万没料到，自创诗歌只占四十分，专业知识还有六十分。
我不禁又一次腹诽，这个老头子绝对不是专门来教课的，肯定是来这儿找灵感的。因为周围同学们的表情实在太痛苦了啊，就没有一个不抓耳挠腮、面红耳赤的。
抱着一种既安心又自暴自弃的心态，我奋笔疾书，写下了一堆我也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
终于，我来到最后一题。想了想，还是厚脸皮地写下：
鸟
鸟，鸟，鸟，振翅离山坳。
羽翼过春风，尖嘴衔环草。
虽然万般对不住骆宾王老人家，可是，谁让我是个厚颜无耻的人呢？况且，世间早已为我这种行为妥帖地找到了代言词——致敬！
无论如何，我是绝不会承认自己“抄袭”的，若有谁不服，大可举证来反驳我，他举得出来吗？就算举证成功了，我又能失去什么呢？毕竟，除去作者本人，又有谁是真心在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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