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屿离开后，病房彻底沉入一片死寂。只有监测仪器规律的滴答声，像冰冷的秒针，丈量着我所剩无几的时间。
他带着困惑和怒气而来，又带着更深的困惑和无奈而去。他甚至没有发现，我枕边散落的几根头发，比往常要多得多，那是化疗副作用初现的端倪。
身体的痛苦暂时被一种更深沉的麻木覆盖。我躺在那里，盯着天花板上被夜灯投射出的、扭曲晃动的阴影，思绪却飘回了很远很远的过去。
飘回了那个，一切都还没有开始，或者说，一切才刚刚开始的冬天。
那是八年前的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十年不遇的大雪。我和江屿都还是穷学生，挤在五环外一个没有暖气的老旧筒子楼里，靠一个小小的电暖器过冬。
那天是我二十岁生日。晚上我从家教的地方回来，手脚都冻僵了，推开门的瞬间，却愣住了。
狭小的房间里没有开灯，只有地上点着几圈小小的、摇曳的电子蜡烛，拼成一个歪歪扭扭的“生日快乐”。烛光映着窗外的雪光，给冰冷的房间镀上了一层不真实的、朦胧的暖色。
江屿站在烛光中间，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羽绒服，鼻子冻得通红，手里捧着一个……勉强能看出是蛋糕的东西。白色的奶油涂抹得坑坑洼洼，上面用果酱写着“言言生日快乐”，字迹幼稚得像小学生，旁边还插着几根细细的、显然是反复使用过的彩色蜡烛。
“回来了？”他看着我，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亮得惊人，带着一点紧张，和藏不住的期待，“快，许愿！”
我看着他被冻得通红的耳朵，看着那个丑得有点好笑的蛋糕，看着这间四面漏风却被他布置得像个秘密基地的破屋子，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发什么呆啊？快点儿，蜡烛要烧完了！”他催促着，把蛋糕往我面前又送了送。
我闭上眼，双手合十。愿望是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和身边这个人有关的、关于未来的、傻气又虔诚的期许。
吹灭蜡烛的瞬间，他啪地按亮了屋里唯一的那盏节能灯。光线惨白，瞬间将刚才那点浪漫的幻象击得粉碎，也让他手里的蛋糕显得更加……惨不忍睹。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突然同时大笑起来。
“丑死了！”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指着那个蛋糕。
“顾言，”他叫我的名字，声音在寂静的雪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我们以后，会一直在一起吧？”
我没说话，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然后，他俯身过来，吻住了我。
那个吻，带着蛋糕奶油的甜腻，和他身上清冽的、像雪一样的味道。生涩，却无比炽热，几乎要烫伤我冻僵的嘴唇。
在那个漏风的出租屋里，在窗外漫天大雪的见证下，我们笨拙地交换了彼此的第一个吻，和一句没有说出口，却彼此心照不宣的誓言。
回忆的潮水骤然退去，留下的是现实冰冷坚硬的礁石。
病房里依旧寂静，仪器滴答作响。
我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那条红色的、粗糙的围巾，早就在某次搬家，或者某次争吵后的清理中，不知所踪了。
就像那个在雪夜里笨拙地为我织围巾、为我做丑蛋糕的少年，也早已被时光和名利场，打磨成了另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人。
他曾问我，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吗？
我那时用力点头，以为承诺就是永远。
可现在，“永远”这个词，对我而言，已经变成了一个冰冷而残酷的倒计时。
窗外的夜空是窗外的夜空是沉沉的墨蓝色，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雪。
只有城市永不熄灭的霓虹灯光，虚假地映照着这片钢筋水泥的丛林。
我蜷缩起来，将冰冷的双脚互相摩擦，试图汲取一点微不足道的暖意。
身体内部，那场看不见的战争仍在继续。化疗的药物像无形的军队，在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横冲直撞，剿杀着癌细胞，也摧毁着所有健康的壁垒。
而我的心，在那场初雪告白的回忆映照下，只觉得比这病房的空气，还要寒冷千百倍。
原来，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清晰地意识到，有些东西，早在死亡降临之前，就已经死了。
死在了那些不被在意的细节里，死在了日渐遥远的距离中，死在了……一次又一次，无法言说的失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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