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委大楼有着与大学图书馆截然不同的寂静。这里的静，是一种被严格秩序规训过的、带着无形压力的静。厚重的羊毛地毯吞噬了脚步声，光滑的大理石墙面反射着人们克制的神情，连空气似乎都流动得更加缓慢而审慎。
小嘉像一头误入瓷器店的年轻野兽，过去在田野和底层挣扎中养成的野性和锋利，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他必须学会收敛起所有的棱角，放轻脚步，甚至控制呼吸。
他的岗位是在一个政策研究部门的综合处，工作琐碎而严谨：文件流转、会议记录、资料整理、起草简单的通知报告。任何一份文件，从格式、用语到标点符号，都有不成文却必须遵守的规范。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表述，可能背后牵扯着复杂的部门协调和利益平衡。
带他的王处长是个不苟言笑的中年人，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鹰。小嘉第一次独立起草的一份简短通知，被王处长用红笔修改得密密麻麻，几乎面目全非。不是内容有误，而是用语不够“稳妥”，分寸拿捏不够“准确”。
“机关里，话不能说得太满，也不能说得太死。要留有余地，要经得起推敲。”王处长敲着那份被改花了的稿子，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在这里，严谨比才华更重要。”
小嘉默默点头，将那份修改稿要了回来，晚上回到租住的简陋地下室，一遍遍地看，揣摩每一个修改背后的用意。他感觉自己仿佛在重新学习一门语言，一门叫做“机关话语”的精密语言。
他住在离单位很远的郊区，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地下室，终年不见阳光，租金却已占去他工资不小的一部分。每天天不亮，他就要挤上气味混杂、人贴人的早班地铁，颠簸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单位。晚上，常常因为临时性的任务加班到深夜，再拖着疲惫的身躯赶末班车回去。
生活的清苦他早已习惯，但精神上的紧绷和孤独感却与日俱增。同事们大多礼貌而疏离，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他们的谈话围绕着住房、子女教育、出国旅行，那些话题离小嘉的世界太远。他插不上话，只能更加沉默地埋首于工作。
有一次，处里负责汇总一份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小嘉看到报告中那些干巴巴的数字和概括性的结论，脑海里浮现的却是父亲落魄的背影、工地上的艰辛，以及村里那些和父亲一样沉默奔波的中年人。他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忍不住结合自己的见闻，补充了一些报告中未能反映的具体困境和情感代价。
他说得有些激动，直到发现王处长微微蹙起的眉头和同事们略显诧异的目光，才猛然住口。会后，王处长把他单独留下，没有批评，只是递给他一杯茶，说：“小陈，有基层视角是好事。但在这里，情绪和个例，需要转化为更宏观、更理性的政策语言。个人经历是财富，但不能让它影响专业的判断和表述。”
小嘉端着那杯温热的茶，久久不语。他明白了，这里不需要一个有血有泪、带着个人伤痛的陈嘉，需要一个冷静、客观、严谨、符合规则的“陈同志”。
那天晚上，他回到阴暗的地下室，没有开灯，在床边坐了许久。他从箱底拿出那顶红帽子，在黑暗中摩挲着。母亲的温暖，故乡的泥土气，与这个冰冷规整的“瓷器店”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这块千辛万苦敲开命运之门的“砖”，似乎正在将他引向一个与过往彻底割裂的方向。他在这里学习的生存法则，与他血脉里流淌的、那片土地赋予他的本能，正在激烈地冲突。
但他没有退路。
他深吸一口气，打开灯，拿出那份被改得花团锦簇的通知稿，再次摊开。他必须学会，在这间摆满精致瓷器的房间里，如何既能遵守规则、不碰碎任何一件，又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带来的那块带着泥土和棱角的“砖”，打磨成一件能被认可的、有用的器皿。
这个过程，注定痛苦而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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