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的生活，最初是按部就班的平稳。
他动用家里的关系，为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也为了与他组建家庭留在这个城市，随后也如约举行了婚礼。
一切都像是沿着预设的轨道运行，给了我一种虚假的掌控感。
直到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他内心深处曾经那段至关重要的经历，那像一枚深埋的定时炸弹，始终影响着我们的婚姻格局。
他的父亲在他大学刚毕业时，事业正值上升期，却在那时与他母亲签署了离婚协议。
不料协议墨迹未干，父亲便遭遇严重车祸，摔断脊柱，九死一生。
全家人齐心协力将他从鬼门关拉回，他的奶奶和亲属们千方百计恳求他母亲留下，承诺只要她答应照顾父亲一辈子，家族会给予各种保障。
他母亲最终妥协，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担忧——如果她拒绝，这份沉重的责任最终会压到儿子肩上。
毫无疑问，他母亲那次的决定是伟大无私善良的，那是他对儿子这辈子最大的庇护和安稳。
为此，他的大伯甚至承诺，未来他结婚时会出资买车。
一大家人用种种承诺，勉强维系了一个表面完整的家庭，却也这样携手共同度过了人生一大难关。
因此，他骨子里认为，他欠母亲一份天大的恩情，这份亏欠感刻入了他的骨髓。
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家庭背景，他在选择妻子时，掺杂了太多现实的考量。
那时的我太过年轻，看不懂这背后的逻辑。
我天真地以为，他选择我，仅仅因为炽热的、非我不可的爱。
这段婚姻存续了八年，离婚三年后，我才终于想明白：他看中的，或许正是我的“好拿捏”和“好掌控”。
我犹如一只被收留的流浪猫，因此而感激他，后来他的母亲也一直这么认为。
不断骂我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课题和困境，这么多年我已经不奢望别人会站在我的立场上理解我，我只是看清楚了很多人性之间的博弈。
我母亲远嫁外省，无力干涉；
父亲一贯缺乏责任心，对我最大的“投资”就是供完大学以及结婚时给的三十万陪嫁。
当时的我单纯到毫无保留地将这笔钱交给了他，坚信我们是一体的，永远不会分开。
然而，孩子的降生成了关系的转折点。
婆婆来帮我们带孩子，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摩擦开始出现。
可是无论矛盾因何而起，我都处于绝对的弱势。
父亲回避，母亲远水难救近火，我的工作、生活、经济完全依附于他的家庭。
于是，无论我如何拼命履行母亲职责，如何忍耐妥协，丈夫和婆婆永远是规则的制定者，是那个居高临下指点、批评的权威。
我似乎永远无法让他满意。
他对我越来越不耐烦，连电话都懒得接，仿佛我身上已无任何值得他尊重或对话的价值。
家中一切事务，均由他和他母亲决定，我只有服从的份。
我没有婚后财产，没有房产，没有话语权。
婆婆更是直言不讳：“母亲只有一个，媳妇可以再娶。”
丈夫从未在她面前维护过我。
有一次，公公看不下去为我说了句话，婆婆便指着他的头骂他是“白眼狼”，认为他应该无条件站在她那边。这样的相处逐渐变得令人窒息。
婆婆会因极小的事大吵大闹，甚至声称“在这个家里是她在伺候我”。
我除了一顿晚饭，从未要求她额外付出什么，但在她眼中，我依然是亏欠她的。
我知道从我十四岁的时候就知道要做家务来换一个容身之所，更何况现在，那个寄人篱下的熟悉感犹如宿命一般回到了我的生活里。
她事事与我斤斤计较，小到煮一碗面，全家人的她可以代劳，唯独我的必须自己动手。
带孩子出门，我若忘了带保温瓶，她都能撺掇丈夫跟我离婚。
我将这些委屈告知父亲，换来的依旧是他一贯的回避。
这种来自原生家庭的后撤，让他们更加有恃无恐，深知无人会为我出头。
我忍耐了四年。
当初结婚，我没要一分钱彩礼，酒席费用我父亲甚至与丈夫分摊，孩子满月收的礼金我也全部交给了他。
孩子三岁时，他开始嫌弃我不修边幅，身材走样，觉得我带出去让他没面子。
我质问他，以为有了孩子，感情应超越外表。
我将所有钱和精力都投注在孩子身上，若我打扮，他是否又会怀疑我别有用心？
他却告诉我。
娶我是他“眼瞎”，只是在适婚年龄刚好遇到，不是我也会是别人，我并无特别，甚至嘲讽我瘦下来也不会有人惦记。
回到家，婆婆也附和着指责我不如堂嫂精致。
我感到人性的凉薄。
堂嫂嫁入大伯家，零花钱充裕，生完孩子就充值数万医美，用着海蓝之谜，有大伯和丈夫的补贴，自身职务和收入也比我高。
她的精致可以说是用钱堆砌出来的，而我得到的，只有几句风凉话和满满的嫌弃。
于是，我花了一年时间，瘦了二十斤。
三十三岁，才开始真正学习打扮、化妆、买衣服。
不出所料，我变得漂亮了许多。
但丈夫未曾有一句肯定，婆婆反而质疑我“在外面有人了”。
压抑和绝望达到了顶点。
我决心离开这段“吃人不吐骨头”的婚姻。
这真的是我赖以生存的家吗？或许早在我九岁开始，我人生中所有的获得都明码标价，我的生活总是缺乏包容，我的能量很微弱，任何人都可以来轻易的欺负我，我几乎没有人权可言。
我开始计划自救。
首要目标是拥有自己的房子。
丈夫起初不同意，在我坚持要与他母亲分开住后，他勉强答应，但条件是：用我的公积金抵扣贷款直至退休，并且房产证上必须写上他父母和我们四个人的名字。
我提出了条件，顺势答应并要求再买一套。
最终方案是以夫妻名义申请贷款，由他偿还，我则要回父亲给我的二十万陪嫁（这笔钱若不及时要回，恐怕再无踪影）支付了首付。
我自己节约着存了四万，用于补贴装修。
待一切就绪后，我贷款了三十万用于装修。
当所有准备完成，我向他摊牌，提出离婚。关于那套四人共名的房子，我选择放弃，尽管它捆缚了我的公积金。
爸爸给我的三十万，余下那十万给他作为贷款的补贴。
但两人名下这套，我必须争取到手，这是我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所。
为了能常见到孩子，我特意将两套房子买在了同一栋楼。
这样，我既能保有清净，又不至于与孩子疏离。
至少我给孩子一个安稳而清净的环境，这一次不是容身之所，而是由我来为他撑起的避风港。
离婚手续办妥的那一刻，积压心头多年的乌云仿佛瞬间散去。
我对婚姻的幻想彻底破灭，对男人也更加失望和不信任，这不仅仅源于对婚姻的失望，也源于对父亲的失望。
然而，这一次，我感到的不再是恐慌，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带着苦涩滋味的轻松。
我的生活再一次回归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但这一次不同的是。
我终于从那个规则的服从者，变成了自己人生的制定者。
我也从那个能量微弱无人庇护的小女孩，变成我孩子的大树，为他遮风挡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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