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日-
今日宜嫁娶。
没有大红花轿，也没有吹拉弹唱，一切朴素得像一场儿戏。
他借了一辆摩托车，早上走，傍晚回时车上多了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女人。
去年过年时糊的红灯笼挂在门口，几块红布和喜字潦草地装饰房间，除此之外，也便没有什么了。
她很美。约莫十**岁的模样，皮肤是小麦色，眼睛很大很黑，眉毛很挑，嘴唇略厚，嘴角有一颗小痣，挺高挺瘦。
她先下车，笑着和站在门口的我打招呼。她的声音很好听，像银铃。
她也姓越，叫相逢。好听的名字。
她和妈妈不一样。妈妈的美是柔弱的，是无法在这片群山中生存下去的温室里的美。而她的美是扎根在土地里的，像长在山里的野花，风雨也无法弯折。
或许，她不会重蹈妈妈的覆辙。我一度这样希望。
我望着她的笑颜，望着这个主动选择踏进我身后屋子的女人，不知该用怎样的表情和声音来面对她。
她知道这里曾经发生的事情吗？她知道这个带着她离开家的男人是什么样的人吗？她知道就在两个月以前，另一个和她有同样身份的女人拥有怎样的结局吗？
她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是无知到觉得自己的未来会不一样？
我注意到她身上的衣服，并不鲜艳的红色，像被水洗过多遍又藏在橱柜深处，带着一股潮气，陈旧的样式和她的气质完全不符，袖口和胸前也显得过于窄小。
我动着嘴唇，想要对她说点什么。可是说什么呢？我一下撞上了他的目光，冰冷的、暗含威胁的。
“进去。”他停好车，拉住她的手臂，快步走了进去。在她的脸转向前方之前，我看见她的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我本能地想要捉住她的衣角，但理智很快占了上风。
我在门外又坐了一会儿，村里人远远地围着，指指点点的。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是怜悯还是鄙夷。
出了那事之后，他们都避着我们走。他们说他的命硬，是借了父母的寿才保住自己的命。
不过他不在意那些人的看法，从前如此，如今亦然。父母死后两个月便再娶，爷爷的兄弟们都说他不孝，他也不听。
至于我，一个疯子的孩子，本就不招人待见。现在，不过是多了一层晦气。
起风了，深山里的晚风是凉的，让我发抖。
我站起来，走进去，将门紧紧合上。木门很重，门栓很紧，门缝却大。大到堵不住闲言碎语，躲不开惶惶人心。
我提前做好了饭，六个菜，道道带荤。但作为一场婚姻的开头，实在太简陋。
以至于当我看到坐在桌边的她时，心中率先产生的是恍惚。
越相逢，我还没能习惯她的名字。或许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拥有这样飒爽名字的人，根本不该出现在这儿。
饭桌上很安静，他破天荒地没有挑剔我做的菜，甚至夸了两句。我低着头，很快明白过来他是要给新妻子一个好印象。
他不时还给她碗里夹菜，真是一幅关切的好人模样。若非身上的淤青还未淡退，我都要信了。
她很能吃，吃得很香也很快。我的厨艺算不上太好，可她每吃一道菜，眼睛都是亮亮的，好像这是什么珍馐一样。
看这样的人吃饭是一种享受。
但他不这么觉得。他很早就放下了碗筷，但又不走，就坐在桌边，一边喝酒，一边抽烟。是心里存着事情，等得不耐烦了的表现。
粗糙的手卷烟，味道很呛。风向正对着她，把烟灰都吹到了她的筷子上。
她咳嗽两下，小声让他先别抽了。
他弹烟灰的手一顿，扭头盯着她。
如果是妈妈，当他露出这幅表情时便会迅速低下头、缩起身子，因为很快他的巴掌或拳头便要落下来了。
但她并不知道这个潜规则，把筷子端正地放到桌上，仍然用平静的目光看着他和他手上的烟，一幅绝不让步的样子。
他们僵持了一会儿，最后，他把已经燃烧了大半的烟头狠狠地碾在桌边，再一甩手，熄灭的烟头便弹跳着被掼到了她的脚边。
她对他一笑，拿起筷子继续心无旁骛地吃起来。而他把空酒瓶从桌上拿下，重重敲击地面，厉声叫我再去拿两瓶酒来。
我有些犹豫，没有立刻迈开腿。他的酒量并不好，现在就已在喝醉的边缘，如果让他再喝下去……
我很清楚借着酒劲发疯的他是什么样子。
但我不想让她知道。至少不是在她踏进家门的第一天。
可我还是去了。
或许是出于一种心理不平衡，又或者是单纯的不想再和他起冲突。
不论当时的我心中如何想，这都是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我内心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窗外挂着盈月，屋头掠过鸦鸣。房子的隔音很差，我可以清晰地听见从墙壁那头传来的一切响动。
从一个巴掌，到一声尖叫，然后是床架的吱呀声和布料的撕裂声。
男性粗鲁的呼吸声和女性尖锐的呼救声像两条彼此平行的线被强力扭曲在一起，让我的手和心脏产生了同频的颤抖。
我坐立难安，再写不下一个笔画。
这不是丈夫和妻子，而是罪犯和受害者。
我离开了自己的房间，站在他们的门前。
里面的声音间或传来，我的呼吸因极度的紧张而变得急促，我几次举起手，又在指关节触碰到门板的前一刻骤然缩回。
她的嗓音慢慢低弱，而我的手背也在长时间的踌躇和焦虑间刻上了深深的牙印，乃至渗血。
和里面正在进行的暴行相比，我这点疼痛算什么。
是胆怯吗？还是冷漠？
直到月亮埋入黑云，内里回归静寂，我也没有敲响那扇隔绝犯罪的木门。
我只是默默地离开，缩回床上，用被子将自己裹紧。
好冷，好冷。
-2009年7月2日-
他一大早就出去了，骑着摩托车，没告诉我去哪儿。
我等他走出很远，才走回去，轻敲房门。
没有回应，我缓慢地推门，让光尽可能少地透进来。
她裹着被子蜷缩在床头，头发丧失了昨天的光泽。
“别进来。”她仍旧埋着头，声音隔着布料透出来，低沉的、无力的。
我不敢看她，垂眼看灰色的地面，房间里难闻的气味渐渐散开了，我越发觉得窒息。
他们说得对，我的确是个没用的人。
还是走吧。独自待着对她或许会好些。我只能这样想，才能稍稍减轻我内心的愧疚。
“等等，先别走。”握住门把手时，她在背后叫住了我。
我回过头，撞见她的目光，无神的眼睛里只有一片黯淡的黑。
“能……”她刻意回避我的注视，“能帮我拿件衣服吗？”
我赶忙应下，从柜里翻出一套妈妈的衣服递给她，然后避到一旁的墙角。
“好了。”她动作很快。
“要吃点东西吗？”我问她。
她摇摇头，拍拍床示意我坐下。
我坐过去，闻见被子正散发出汗臭和酒臭。
“家里有伤药，”我说，“我去拿。”
她还是摇头。
空气里一时充满了沉默。
“都是这样的吗？”她看着我，问道。
“不是的。”我用尽全部力气摇头，“只是他……”
“痛吗？”她止住了我的话，轻轻抚摸我额头上的伤疤。
“不痛了。”我回答道。它们已经结痂变淡，只偶尔会发痒而已。
“你呢？”我反问道，“痛吗？”
她缓缓地眨眼，点头：“痛。”
她的脖子上有深色的掐痕，淤青凝在眼角，像白玉上的一块斑。
“对不起。”我不敢再看她了，唯一能从喉咙里发出来的只有这一个词。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有温热的东西流到了我的脸上，而我过了许久才在模糊的视野中意识到那是我的眼泪。
一只冰凉的手碰到了我的泪和我的脸，替我抹去无谓的悲伤。她的手很粗糙，指腹带着厚厚的老茧，是粗重的劳动留下的痕迹。
“别哭，”反倒是她在宽慰我了，“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她抚摸我的头发，脸上的表情不知是无奈还是动容：“你一个小孩子，又不是你逼着我嫁进来的，你说什么对不起呢？”
不，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不是这样的。
我本可以在门外提醒她，本可以不去拿那瓶酒，本可以敲开他们的门……
可我什么都没做。
她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她比我大不了几岁，她凭什么要承受这一切呢？
我沉浸在无限的自责里，竟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尽数脱口而出，没有半分保留。直到房间里陷入新一轮的沉默，我才意识到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我看见她悬停的眸光，如晴天下湖面上的粼粼水波。
她一定会讨厌我的，是我间接导致了她的痛苦。这想法充斥在我的脑中，让我的呼吸都开始凝滞。
我的身上有他一半的血脉，我是帮凶。
然而，她的手又一次毫无芥蒂地搭上了我的肩膀。
“不是的，”她认真地看我，“不要这样想自己。”
“你从来没有错。”
我彻底呆住了，为这个只相识了一天的女人的一句话。
她应该怪我的。她为什么不怪我？
她该怪我的。
她仿佛读出了我的内心，声音越来越沉，透着坚定：“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不会，也不应该责怪你。”
“嫁给他是我自己的选择，世上没有后悔药，如果非要找个罪魁祸首，那么只能是命。”
“怪命让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也走不出这里。”
她的手搭在我的手上，手指微曲，贴合着我手掌的曲线：“知道我为什么要嫁给他吗？”
我摇头。
这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她年轻，大可以去打工赚钱，她还长得好，哪怕去嫁人，也有得挑，为什么要选择他？
她浅笑一下：“为了两万块钱。”
“我爸在我出生前就死了，是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初二那年，她生病了，我就辍学给她挣药钱。”
“起初我还能去打点零工补贴家用，可很快她连床都起不来了，没人陪着实在不行，我就辞职回家专心照顾她。”
“一晃四年，她的病越来越严重，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但以她的情况，哪怕做了手术，好转的概率也不大。”
“我想试试，至少是个机会。可我家太穷，方圆十里的人家都被借遍了，实在凑不出手术费……”她的讲述起先很淡，像在念一个枯燥的故事，直到这一句的结尾，却忽地颤抖起来。
“这时候，有人给我指了条路。”她的眉头渐渐紧皱起来，“他说一个鳏夫想续娶，愿意出两万块钱彩礼，而且同意我把我妈接过去一起住。”
我的第一反应是怀疑：他没有这么好心，愿意照顾一个久病的老人。
很快我想明白了，在他的盘算里，这其实是一个划算的买卖。两万块的彩礼钱，哪怕在深山里也是个低廉的价格，更何况他还带着我这个拖油瓶，没有多少人家愿意把女儿嫁给他。
而如果娶了越相逢，除了丈夫，他还会成为她的恩人，自然便高她一头，还没有娘家掣肘，不论他做了什么，她都无处呼救。
至于她的妈妈——在山里，死一个久病的老人从来不是新鲜事。早早抛开孝道的人远比像越相逢这样不离不弃的多。等她们过来了，一切就由不得她们说了算了。
和他一起生活十几年，我甚至能在脑中构建出他盘算这些时脸上的扭曲笑容。
可是……
可是昨天她是一个人来的。
中间出了什么事？
我猛地领悟，手指倏然攥住了衣角。
她的笑容变得很苦：“因为我妈妈死了。”
“就在……就在我告诉她我要嫁人的第二天。”她的手指紧紧缠在一起，眼睛奋力地闭起，方能找足把话说完的勇气。
“她死了，上吊。”
“她只给我留了三个字，用血写在她的枕头下：‘好好过’。”
她的嘴唇蠕动着，想要说更多，但能流露的只有唇上深深的血印和春雨般嘀嗒掉落的泪珠。
她的悲伤没有渐起的过程，表露的一瞬后便爆发出凄厉的哭声。累积到极致后的决堤，一发不可收拾。
我能做的只有拍拍她的肩和背。她比我想象得更瘦，几乎能隔着布料摸到节节脊骨。
渐渐的，我的鼻子也变得酸涩。
越相逢的情绪稳定下来后，我向她讲述了妈妈的故事。
命运是个可恨的东西，它在赐予我们苦难的同时给了我们微弱的光芒，让我们感受到生命里唯一的温暖。却过早地收回了她们，并且给予她们相同的结局，让我们这些依然活着的人堕入更深的地狱。
妈妈，她的妈妈，我的妈妈，她们都是为了我们选择死亡。她们不愿成为拖累，不愿困住我们的未来。
她们从来不是累赘，而是希望啊！
她们死后，我们的生活有好一点吗？
我仍旧和他住在一起，他出钱替越相逢埋葬了她的妈妈，条件是仍旧嫁给他。
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相聚在一起，能改变的仍旧太少。
这就是命运吧。我们憎恶它、痛骂它，却无法逃开它。
因为没有勇气。
没有勇气抛下一切远走，没有勇气舍下再看自己在乎的人一眼的机会。哪怕明知头上这顶大伞破败不堪，透过洞眼，能望见曦光。
哭一场吧，或笑一场。权当是祭奠。
她的眼睛肿了，我的也是。两对核桃彼此对视，明明长相毫不相似，内心的颤动比任何血亲都要深厚。
“我不想叫你小妈。”我鼓起勇气说，“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她不该被束缚在这儿，被冠上服从于一个男人的称呼。
“好啊。”她答道，“那么，你就叫我阿姐好喽。”
在这一天，我有姐姐了。
…
-2009年7月5日-
今天是实验中学报名的日子。我没去成。
我被锁在阁楼上。
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麻木。
经年的大梦终于破灭，方才从沟沟壑壑里捡回现实的碎片。
分裂出另一个站在世界之外的自己，冷眼看待一切。
他从来就不想让我去读书。他是所有人里最反对的那个。和读书有关的一切都是奶奶在管，上六年级那年，好几个同学辍学了。如果不是奶奶拦着，他也想把我带走。
那件事之后，都不一样了。
先前有妈妈教我，还有奶奶力排众议放我去考试，他几次为此和奶奶争吵，字里行间就一个意思：我一个女孩，就该留在家里帮忙，然后早早嫁出去。
如同这山里所有女人的一生。
现在，奶奶不在了，妈妈也不在了，我的命运落入他一人手中。
像坠入深不见底的谷涧，我只有一次攀爬机会，而他有千百种办法阻止我，让我跌落回原点。
回到深山。
这些天来，他真的完全不知道我心中所想，看不出我对读书的渴望吗？
不，或许他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任由希望发酵、膨胀，等待着时机，一举打散。
他烧掉了我的课本和录取通知书，只有藏在铁盒里的日记和妈妈的信没被发现。在阿姐来之前，他每次出去都要反锁大门，把现金和户口本带在身上。
我从前的一切遐想都寄托在一根渺茫的成功丝线上，以为依靠它，我就能起飞。现在，它断得彻底。
取而代之的是牢不可破的铁笼。
熄灭的未来，用火柴如何能照亮？
空想而已。
其实早该明白，但蒙昧能让人活下去。
或许我该庆幸，至少有饭吃，有水喝。
阿姐送饭时给我捎来了笔和纸，使我得以记录下这一切。
至少我的四肢完整，至少我的大脑清明。
人对生活的标准就是如此步步降低的吧。
活着吧。
活着吧。
-2009年7月6日-
阿姐半夜悄悄来看我，隔着门板低声问我还好吗。
我很好，至少我没让她也受到牵连。
是我主动走进了阁楼，也是我让她别去和他起冲突。
也算是……我对她新婚那夜不作为的赎罪吧。
我躺着狭窄的铁架床上，数着屋顶的木纹打发长夜。
脚边没有动过多少的饭菜飘着发酵的气味，狭窄的窗缝里间或钻进一缕风，搅起几片灰。闷热如重压在胸口的石头，使我丧失抖动手指的力气。
热力和绝望融化外在的所有，只剩腐烂的□□蠕动。
明天会怎样呢？
妈妈，我不是雨燕，我只是地里的蚯蚓。
穴居的生物看不见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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