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四川安岳人，生于1905年。她从小受父亲影响，具有反叛思想，不缠脚、不穿耳。7岁时进私塾，读《女四书》《烈女传》和《女儿经》。雷对这些书很反感，和塾师顶撞起来，而弃学回家，由父亲亲自教读《三字经》《四字经》《百家姓》和《增广贤文》的蒙学教材。1916年进入安岳县立小学学习。13岁时就读于县立女子蚕桑传习所。所长具有新思想，他所宣传的“男女平等”、
“实业救国”思想深受学生拥护，但不容于县当局，于是下令停办这个传习所。雷在进步教师的带领下，积极参加了护校运动，赶跑了这个昏聩落后的县长。1920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中学部。1922年6月，成都爆发了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学生罢课游行请愿活动。为了扩大声势，受四川学联总会派遣到一女师联系，雷被同学们推为代表与联系，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去。最终，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作为学生领袖，雷却被校方开除。之后她便离开成都，来到重庆，进入重庆第二师范学校继续学业。当时，萧在重庆二师任教。在萧的引导下，雷思想进步很快，初步具备了革命觉悟，更加积极地投身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活动。1925年3月，20岁的雷还被四川各界推选为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赴北京参加会议。她也成为四川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后接到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的李来信，邀她到上海报考上海大学，于1925年7月以雷之名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这一年的7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上海大学录取新生布告，其中有“社会学系二年级（试读生）雷”。这样，雷成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
上海大学开学以后，校舍迁到了闸北青云路师寿坊，作为临时校舍。虽然被称为“弄堂大学”，但是，雷在学校里受到了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是**员施存统，等**员也在学校任教，尤其是雷在重庆二师的老师萧也在上海大学担任教授。在这样的环境下，雷进步很大。10月，加入了共青团，12月，在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11月29日，上海大学学生、工人领袖刘被反动当局逮捕，雷根据上海大学党组织负责人的要求，与一起去打听被军阀当局关押的地方，以便营救。通过努力，终于弄清楚被关押的准确地址，受到党组织的表扬。1926年1月，她参加了由上海大学建筑校舍募捐委员会组成的“上海大学募捐团”，来到广州进行募捐活动。任务完成回到上海以后，就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于同年3月正式离开上海大学，来到重庆，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
在重庆，雷在**四川省工委书记公安排下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妇女部长。她积极组织和发动妇女，组建了“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把重庆的妇女运动推向了新的**。8月，雷被选举为全国妇女大会代表。万县惨案发生后，她参加了“雪耻执行委员会”，由于斗争激烈，工作繁忙，未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妇女代表大会。
1927年1月，雷受党组织派遣来到武汉，与昔日的革命引路人和挚友李以及他的妻子、也是上海大学的同学赵并肩战斗在一起。当时，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赵任湖北省妇女协会宣传部长，雷任汉口市妇女协会宣传部长。她大力组织妇女开展反帝反军阀的运动，由于工作出色，1927年初，雷被湖北选区选为党的“五大”代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雷在武汉光荣地出席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
“七一五”□□政变后，武汉形势十分危急，雷再度转移至重庆。这时，重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公等许多**人惨遭杀害。为防不测，她将原名雷改为。雷到重庆后又辗转至宜宾，被安排任宣传部长。1928年初，到潼南县双江镇教书，和**员一起建立了潼南县第一个地方党组织——衡石任支部书记，雷负责宣传。1929年秋，经党组织研究同意，让雷利用她在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任军需处长兼广汉县县长的堂叔雷语高的关系，进入第二混成旅担任行营秘书，并以广汉女中校长的身份作掩护。雷在的领导下积极在国民党驻广汉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负责联络和情报传换工作。1930年10月25日，参加了由等领导的震惊巴蜀的广汉起义，建立了广汉苏维埃政府，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等20人为委员。起义失败以后，遭到敌人的追捕，又回到重庆，改名为雷。1931年9月，在海口英勇就义，妻子带着一双儿女来到重庆，雷晓一家接到家中，共同生活了半年多。从1931年至1949年,为躲避敌特搜捕,她辗转重庆、巴县、北碚、广安一带,以教书为职业,一路播撒革命火种,并于1946年在广安恢复重建了党的地下组织。
新中国建立后,雷同志一直在广安、南充教育战线工作。1950年2月任广安城关区第一小学校长，后到广安师范和广安一中任教，1957年，她被错划为“□□”，从此工作和生活都处在逆境之中。她坚信自己的历史是清白的，于是她分别给和已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去信，求助他们给予自己证明。1979年5月21日，**□□副主席办公室给雷发来一封证明信，信中说：“雷同志：来信悉。同志说，他是‘五大’代表，记得你也是‘五大’代表，以后‘四·一二’□□政变发生，他奉命去上海了解情况，因此没有出席‘五大’。特此证明。”6月3日，也给南充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发来证明信，信中说：“同志和我是上海大学社会系同班同学，我当时是上海大学的党总支书记，所以对她的情况比较了解。她1925年参加了革命，在‘五卅’运动和北伐时期都是很活跃的积极分子，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并参加了**。1927年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她是湖北区的代表之一。同志当时在武汉从事妇女运动，是武汉妇女工作的骨干分子。当时党中央是由和负责妇女工作，所以同志和的确有过工作关系。当时我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做党的工作，所以上诉情况我可以作证。”《**“五大”代表澜曲折的革命人生》，《文史春秋》2010年第4期）由于有的书面证明，的这段不凡的革命经历才被承认，她的一切问题也随之而解决。紧接着，**中央组织部来公函，承认1925年参加革命和“五大”党代表资格，享受地市级待遇。1983年，出差到四川，专程将这位他在上海大学学习的老同学接到重庆，同学、战友劫后重逢，真是道不尽的千言万语。1985年，80岁的被批准离职休养。从1995年开始，多次为家乡安岳“希望工程”捐款，又多次将自己省吃俭用积下的钱缴纳特别党费，表达了一个□□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2005年1月8日，在南充病逝，终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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