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玉秀像一棵被移栽的小树苗，在袁家湾慢慢扎下了根。
最初的日子并不容易。虽然袁德厚和刘氏待她好，但她毕竟是个外人。村里人的目光和无处不在的蛛丝一样，黏腻腻地粘在她身上。
“听说周家穷得揭不开锅了，三个大洋女卖给袁家了。三块大洋啊，袁家图什么，得亏多少粮食啊。”
“三个大洋？啧啧，这年头，一个丫头片子连头猪都不如。”
这些话不是当着她的面说的，但风会把它们从各个角落吹进她的耳朵里。她又想到了苍老体弱的父亲和颠着小脚永远忙碌的母亲、大肚子的姐姐、还有后山弟弟的坟包。
她装作听不见，低着头继续做她的事，扫院子、喂鸡、烧火、洗衣裳。刘氏教她做饭，她就站在灶台前，踮着脚够锅铲，够不着就踩个小板凳。她学得很快，没几天就能做出一顿像模像样的饭了，虽然只是稀饭、红薯、咸菜这些简单的吃食，但火候掌握得好，稀饭不稠不稀，红薯不夹生也不过烂。
刘氏逢人就说：“我们家秀儿能干着呢，七岁的伢儿，顶半个大人。”
袁德厚话少，但每次从地里回来，都会捎点什么给她，几颗野莓，一把酸枣，几根甜津津的茅草根。有一次他带回来一只刚出壳的野鹌鹑，黄绒绒的，在掌心里叽叽叫。玉秀高兴得跳起来，用破棉絮给鹌鹑做了个窝，每天喂它小米和水。后来那只鹌鹑长大了，不会飞，每天跟在玉秀脚后面跑，好像一根长毛的小尾巴。
村里时时飘荡着女娃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玉秀知道，这是村里女娃缠足时疼痛的声音，跟玉秀这么大没裹脚的已经算少的了，长青不让母亲给玉秀缠足，刘氏给玉秀缠过几回，都被长青给偷偷解了，刘氏拗不过儿子，也就算了。
日子慢慢的过着，玉秀以为日子就会这么一天天的好起来，但村里永远不缺闲话和事端。
最近玉秀到池塘边洗衣服，隔壁的赵婆子会蹲在她旁边的石头上，一边捶打着衣服一边说“啧啧，这丫头，三块大洋啊，袁家图什么，得亏多少粮食啊”
赵婆子又说：“要我说啊，买来的就是买来的，跟养条狗差不多，得训，她才会听话。”
旁边稀稀拉拉的笑声里玉秀记住了那个尖细的笑声，像指甲划过粗瓷碗的声音。
玉秀垂着头不说话，自顾自的捶打着手里的衣裳。她提着洗好衣裳往回走，，眼泪掉了下来。她不知道是委屈还是气恼，只觉得心里堵了一团湿棉花，上不来，也下不去，堵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没有让眼泪流太久，婶娘说过，哭多了眼睛会瞎。玉秀担心瞎了就做不了活了，做不了活就没有用了。
这天，玉秀还没走到院门口，远远就听见村里那个远房的叔公醉酒的声音在门口嚷嚷“德厚啊，你说你花三块大洋买个丫头，也不怕她跑了，生疙瘩养不熟……”
玉秀站在院外的角落里，手里提衣裳的竹篮攥得咯吱响。
袁德厚和刘氏都没有吱声，长青从里屋冲了出来，手里提着根扁担，梗着脖子，腥红着双眼。
叔公的酒被吓醒了一半，骂骂咧咧的往自家走去，还回头啐了好几口痰。
长青看到了角落里的玉秀，扔下扁担，捏着自己的衣角讷讷地开口“秀儿……，你别听人瞎说，你是袁家人。”
玉秀沉默地点点头，提着衣裳进了院门，继续着手里的活计。
从那以后，玉秀做事更勤快了，天不亮就起来扫院子、喂鸡、做饭、洗衣裳…….，刘氏教她纺线和绣花，她一遍一遍地学习，手指头磨出了血也不吭声。村里人看在眼里，慢慢的闲话也少了，现在听到最多的是“这丫头，是个过日子的”
长青和玉秀越来越熟了，不知道哪一天长青就不再叫她“妹妹”了，改口叫了“秀儿”。他叫“秀儿”的时候，声音总是拖得长长的，“秀——”“儿——”。
他带她去村后的小山坡上捡蘑菇、挖野菜、找刺苔、掏鸟窝。
刺苔是玉秀开春爱吃的小零嘴，每次长青都能找到一大捧又粗又长的，剥掉带刺的皮，喂到玉秀的嘴里，青甜脆嫩，很多年后，玉秀九十多岁了，还会咂巴着仅剩的一颗牙，回味那个滋味。
长青爬树掏鸟蛋最厉害了，他像一只敏捷的猴子，三下两下就能爬到树顶，从鸟窝里掏出几颗温热的鸟蛋，小心翼翼地捧下来，放到玉秀手心里。
“拿好了，别摔了。”他说，“回家让娘给你蒸着吃。”
玉秀捧着鸟蛋，手心痒痒的，心里也暖暖的。
一次，他们在山上遇见一条蛇，青绿色的，盘在路中间，吐着信子。玉秀吓得腿都软了，抱着旁边的小树大气都不敢出。长青一把挡在她前面，从地上捡起一根枯树枝，去挑那条蛇。他的手在抖，但一步也没有往后退。
“别怕，”他没有回头，死死的盯着那条蛇，“有我呢。”
蛇自己游走了。长青回过头，冲她咧嘴一笑，额头上全是汗。
“你看，走了吧。蛇也怕人呢。”
玉秀看着他满额头的汗，看着他故作镇定的笑容，突然觉得这个瘦瘦的、黑黑的少年，像一棵树，一棵还不够粗壮、但已经能够为她遮风挡雨的树。
这年秋天，发生了一件事，让玉秀真正觉得自己成了袁家的人。
一天她在院子里晒衣裳，端着木盆往绳子上搭被单的时候，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倒在地，木盆翻了，湿衣裳散了一地。她的膝盖磕在石头上，破了一块皮，血顺着小腿流下来。她咬着嘴唇没有哭，自己爬起来，蹲在地上一件一件捡衣裳。
刘氏颠着小脚从屋里跑出来，看见她膝盖上的血，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她蹲下来，用围裙包住玉秀的膝盖，声音又急又心疼：“怎么摔了？疼不疼？这伢儿，怎么不喊人呢？”
玉秀摇摇头：“不疼。”
刘氏看着她的眼睛，突然把她搂进怀里。
“你这伢儿，”刘氏的声音闷在她头顶，带着鼻音，“你才七岁啊，摔了疼了就该哭，该喊人。”
玉秀趴在刘氏怀里，闻着她身上那股熟悉的柴火香，膝盖上的刺痛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一波一波的。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无声无息的，打湿了刘氏的肩膀。
那天晚上，刘氏给她上药，用的是土法，把锅底灰和菜油调一调，敷在伤口上。长青蹲在旁边看，眉头皱得紧紧的，感觉受伤的是他自己。
“娘，你轻点。”他不停地嘀咕，“你弄疼她了。”
“我又没使劲。”刘氏瞪了他一眼，“一边去，别在这儿添乱。”
长青不吭声了，但还是蹲在旁边不肯走。等刘氏上完药走了，他从兜里掏出一颗糖，塞到玉秀手里。
“给。这是我去年过年在集市上得来的，娘说过年后会来一个妹妹，我一直给你留着。”
那是一颗水果糖，外面的玻璃纸已经皱皱巴巴的，裹着里面淡黄色的糖块。玉秀把糖放进嘴里，甜的，带着一股橘子的味道。她把糖含了很久，舍不得嚼碎，直到糖在嘴里化成了一小汪甜水。
“好吃吗？”长青问。
“好吃。”
“那我以后得了都留给你。”
玉秀知道，袁家也不富裕，虽然比自家强一些，但也是省吃俭用才能过下去。长青从来没有零花钱，他所谓的“得来”，就是在镇上帮人搬东西、跑腿，换几文铜板，然后去买一颗最便宜的糖。
那颗糖的甜味在玉秀嘴里持续了整个下午，但她心里的甜味，持续了很多年。
袁德厚虽然话少，但对玉秀的好是实实在在的。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刀子一样割人脸。玉秀只有一件旧粗布薄袄，是来袁家时穿的，已经小了，袖口短了一大截，手腕露在外面冻得青紫。袁德厚看在眼里，没说话。过了几天，他从镇上回来，带了一件新棉袄，靛蓝色的面子，里面絮了厚厚的新棉花，领口还镶了一圈毛领子。
“试试。”他把棉袄递给她，语气平淡，和平时递给她一把铁锹、锄头一样。
玉秀接过来，棉袄意外地沉，压在手上十分有分量。她穿上，大了一些，袖子长出一截，但暖和得不得了，仿佛把自己裹进了一团软绵绵的云里。
“大了好，能穿好几年。”袁德厚说，难得地笑了笑。
后来玉秀才知道，这件棉袄是袁德厚把家里那头半大的猪崽卖了换来的。那头猪崽是刘氏开春时抓的，喂了大半年，指望着养到年底卖了换年货。袁德厚自作主张卖了猪崽，刘氏知道后和他吵了起来，那是玉秀在袁家第一次听见他们争吵。
“卖都卖了，吵什么？”袁德厚闷声说，“你沒见伢儿冻得嘴都紫了？”
“我又没说不给她做棉袄，家里有长青穿小的棉袄，我拆了再续一些新棉花，给她做一件就是了！”刘氏又气又急，“你都不跟我商量！那猪崽养了半年，眼看着就能卖个好价钱，你倒好，说卖就卖了。卖了多少？”
“够买棉袄的。”
“够买棉袄的？”刘氏的声音拔高了，“那过年呢？年货呢？走亲戚的礼呢？”
“再说。”
刘氏气得摔了手里的笤帚，但也没再说什么。第二天，她拿着剩下的钱去镇上买了半斤红糖和一小块猪板油，回来给玉秀煮了一碗红糖猪油鸡蛋汤，说是补身体的。
玉秀端着碗，喝了一口，甜滋滋的，甜到了心里。她偷偷看了看刘氏的脸色，刘氏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怒气，只剩下一种淡淡的、无可奈何的心疼。
“娘。”玉秀突然叫了一声。
这是她来袁家快一年的时间，第一次叫“娘”。
刘氏愣住了。她端着碗的手微微发抖，嘴唇哆嗦了一下，眼眶里涌上一层水雾，眼睛瞬间红了。她没有说话，只是伸出长满老茧的手，极轻、极快的抹过玉秀的脸颊，然后转身走到了灶台后面。
玉秀看见她走到厨屋的灶台后面，肩膀一耸一耸的。
从那以后，玉秀就改口了。她管刘氏叫“娘”，管袁德厚叫“爹”。这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起初还有些生涩。后来叫得多了，就顺了，自然了。
周，这个姓在她的记忆里变得越来越模糊。她偶尔会想起父亲和母亲，想起姐姐，想起弟弟的坟包，想起那棵老槐树，想起秃尾巴的老母鸡。但这些记忆像褪了色的年画，轮廓还在，颜色已经淡了。她有时候会想：母亲现在怎么样了？父亲腿还疼不疼？姐姐生了没有？但她不敢想得太深，每次想到这些，心里就会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是心疼，又是愧疚。
她告诉自己：我现在是袁家的人了。我有爹，有娘，有长青。这就是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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