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庄子．人世间》写到：颜回见仲尼，请行。曰：奚为焉？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名也者，相轧也；智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且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为人菑夫！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若唯无诏，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
人们常说：“顺境读孔孟，逆境读老庄。”苏轼一生酷爱研读《庄子》，其包括《前后赤壁赋》在内的大部分文章都深受《庄子》思想的浸润。在苏轼的诗词中，我们能深刻体会到庄子那种“自然为宗，复归与朴”的道家理念。林语堂曾评价道：“苏轼是天生的乐天派，也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
苏轼生于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此时的宋朝虽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但已初现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现象。尽管“澶渊之盟”签订后，宋朝短期内无战事，但边境却危机四伏：辽国对宋朝虎视眈眈，西夏迅速崛起，大宋的富饶令边境游牧民族垂涎。加之宋朝重文抑武的政治环境，导致军事力量积贫积弱，战斗力低下，使得宋朝面临巨大的边境威胁。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神灵的力量被视为无比巨大。无论是大人物的诞生与离世，还是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神灵附体的传说。例如，黄帝降生时草木提前发芽，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红光满室、异香三日不散，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以及广为传颂的水浒梁山天降石碑、天罡地煞大排名等。
作为唐宋八大家的领袖，苏轼也不例外。关于他的出生，流传着诸多神鬼异象的传说。有祥云金光之说，称苏轼降生时天降异象，金光冲天，祥云化作七彩，片刻后祥龙破云而出，盘踞在苏家大宅，约一小时后才缓缓散去。这一描述显然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可能是后人对其才华的浪漫化想象。
另有彭老山草木枯荣之说。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苏轼出生时，眉山的彭老山突然草木枯萎、百花凋零。60多年后，苏轼去世的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彭老山又重放光彩，恢复生机。当地人认为这是彭老山的灵秀精华被苏轼吸收，其去世后又归还山林。这一传说体现了人们对苏轼超凡才华的惊叹与敬仰。
苏轼降生在天蝎宫之下，天蝎宫是占星术黄道十二宫的第八宫，天文学对应的星座是天蝎座。在刺骨寒风中降生到这一星座的人，性格粗犷而倔强。他沉闷的个性和紧张的神经常使接近他的人感到压抑和迷惘，他的爱情心理也常充满矛盾。他拥有一双极其敏锐的眼睛，能洞察并利用人性的弱点和利弊。此外，他的神秘性、极端性、好斗性和狂热性，也常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无法摆脱的烦恼常纠缠着他，使他感到精神疲惫。照苏轼自己的话说，出生在天蝎宫是他一生饱经忧患的原因，不管是好谣言还是坏谣言，他总是语言的箭垛，太好的谣言他当之有愧，太坏的谣言他无端受辱。
苏轼自幼志向远大，十岁时便写出“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失声于破釜，能博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蛰”的佳句，从小锋芒毕露，不懂内圆外方之道。以至于苏洵在其十一岁时为其更名为“轼”，以时刻提醒他懂得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屈为伸。后来，苏洵曾作文《名二子说》，可见作为父亲的苏洵用心良苦。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辙乎，吾知免矣!
苏轼父子抵达京城不久，苏洵的才华终于得到了施展的机会，如愿不经考试被授予校书郎一职，随后又改任亲职，专门为本朝皇帝撰写传记。朝廷也为两年前中进士的苏轼和苏辙安排了官职，苏轼担任正九品的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则任渑池县主簿。在欧阳修的建议下，兄弟二人决定参加来年的制科考试，因此决定辞去官职。
制科考试是唐宋时期特有的一种考试制度，与科举考试有所不同。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而制科考试则不定期举行。制科考试的程序比科举考试繁琐更为复杂。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员需由朝廷大臣推荐，并经过一次预试。最终，由皇帝亲自出题。制科考试的选拔标准极为严格。据记载，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科举考试共选拔了四万多进士人，而制科考试仅举行过22次，成功通过者仅有41人。
苏轼、苏辙兄弟在恩师欧阳修的推荐下参加了制科考试。制科考试分为七个等次：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其中第一等和第二等是虚设的，第三等即为最高等。苏轼当年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荣获第三等，而苏辙则列为第四等。《宋史·苏轼传》记载：“自宋以来，制策入三等，唯吴育与轼而已。”然而，纵观大宋三百年的历史，制科入三等的仅有苏轼、吴育、范百禄、孔文仲四人。但经考证，吴育、范百禄、孔文仲实则属于第三等次等，整个宋朝真正获得第三等的唯有苏轼一人。成绩公布后，苏轼欣喜若狂，在《谢制科启二首》中用“非怀爵禄之荣，窃喜幸会之至”这句话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
制科考试后不久，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及凤翔府通判。宋朝的行政区划包括路、府、州、军、监和县，其中路为最高一级，相当于现代的省级区划。当时天下共分为十五路，相当于十五个省。府则相当于现在的市一级行政区划。苏轼担任的凤翔府通判为正九品官职，通判是州府的幕职，负责掌管文书，协助州官，其职责类似于今天的市委办公厅主任或秘书长。
与此同时，苏轼还兼任大理评事一职，这是宋朝掌管刑狱的京官，相当于现代的检察院检察长，官阶为正八品，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和管理。苏辙则被任命为商州推官，宋朝的推官因级别不同而权责各异，苏辙所任的推官职务较低，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加之商州地处偏远，苏辙对朝廷的任命并不满意。
此时，苏洵被任命为校书郎（京城图书馆的助理研究员），需留在京城工作。苏洵已年届五十，且刚刚经历丧妻之痛，孤身一人，亟需子女在身边照料。于是，苏辙以需留京照顾父亲为由，向朝廷请求改派官职。宋朝以孝义治天下，朝廷遂答应了苏辙的请求，同样任命他为校书郎，与苏洵一同受命修订《礼书》。
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苏轼携妻子王弗和幼子苏迈离开汴京，告别父亲和弟弟一家，启程赴凤翔任职。凤翔，即今陕西省宝鸡市，曾是秦始皇的加冕之地，在宋朝隶属于秦凤路。秦凤路治所位于秦州，统辖2府19州5军，辖区涵盖今甘肃、青海东部、宁夏南部及秦岭以北地区。其提点刑狱设在凤翔府，府治天兴，下辖9县。凤翔府距汴京680公里，素有三绝：东湖柳、姑娘手、西凤酒。东湖乃苏轼在凤翔府任期内，于周文王“饮凤池”基础上扩建而成。苏轼酷爱柳树，遂组织百姓在东湖四周广植柳树，形成千年园林胜景，誉满神州。苏轼一生嗜酒，偏爱微醺之感，西凤酒更是其心头所好，曾赋诗“花开美酒曷不醉，来看南山冷翠微”，赞誉西凤酒的回绵甘醇。后来在黄州，苏轼还仿效西凤酒的酿造技艺，创造性研制出东坡酒。所谓“姑娘手”，则指凤翔手工艺之精湛。
此次离别，是苏轼与家人的首次分离，尤其与弟弟苏辙，自幼一同求学、嬉戏，后共举仕途，同守母丧，二十余载形影不离，几乎书读同桌、食则同席、寝则同床、玩则同路，情同手足。分别之际，二人依依不舍，苏辙送兄长一家一程又一程，情景宛如《西厢记》中的张生与崔莺莺：“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又如“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苏辙一路送至郑州西门外，方才不舍别离。苏轼目送弟弟渐行渐远的背影，心中恨不得效仿刘玄德送别徐庶，砍去遮挡视线的树木。为纪念此次别离，抒发离愁，苏轼特作《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这首诗描绘了为何未饮酒却似醉意朦胧的情景。原来，我的心早已随着弟弟的归鞍，一路追随至京城。想象兄弟回到家中，仍在回味共学庭闱的欢乐，而我独自漫步在寂寞的旅途中，又该如何抚慰内心的孤寂。我登上高高的山岗，回首远眺弟弟，却见他身影被坡垅阻隔，仅见乌帽随着马匹颠簸，时隐时现。天气严寒，弟弟却衣衫单薄，独自骑着瘦马，踏着残月归去。路上行人边走边歌，路旁住户满心欢喜，僮仆不解我为何愁苦凄凉。我深知人生终有离别，却忧虑岁月匆匆流逝。面对寒灯，追忆往昔，夜雨声竟显得如此萧瑟。兄弟啊，切莫忘记我们“风雨对床”的约定，切勿沉迷于高官厚禄。“风雨对床”是苏轼与苏辙年少时的誓约，此次别离在千里黄云蔽日、北风吹雁雪纷飞的郑州西门外，兄弟二人并肩而行，马鬃相触，诉不尽的相思，道不完的离愁，共同回忆“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的情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黯然**者，唯别而已，苏轼不得不独自踏上荆棘密布的仕途。
苏轼携妻子儿女一路前行，不久便经过渑池。他回想起去年二月进京时，朝廷曾任命苏辙为河南渑池县主簿，自己则为河南福昌县主簿。若非兄弟二人嫌官职低微，辞官不就而参加制科考试，此刻在渑池或许还能与弟弟苏辙相聚。同时，苏轼又忆起六年前进京赶考时，父子三人因旅途劳顿，马匹疲惫，曾寄宿于渑池的一座寺庙。当时，主持奉闲和尚对他们招待甚周，兄弟二人为表感激，还在居室的墙壁上题诗二首。
怀着探访故人之情，苏轼兴致勃勃地走进寺庙。看门的小和尚告知，奉闲和尚已于几年前圆寂，骨灰安葬在寺庙院中的舍利塔内。苏轼步入六年前居住的居室，只见墙上的题诗已然脱落，仅剩几个字的偏旁。此时，他恰好收到弟弟苏辙的来信《怀渑池寄子瞻兄》。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
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
这首诗描绘了兄弟俩手牵手在郑州郊原上送别的情景，我们一同感慨长途跋涉中最怕遇到雪泥。我骑着归途的骏马，寻觅前往大梁的道路，而大哥你已翻越至崤函的西边。我差点成为渑池县的县吏，不知当地百姓是否还记得我？那旧日的僧房，仍留存着我们兄弟的题诗。遥想未来，独自游历的日子，欢乐将日渐稀少，那迷失方向的乌骓马，只能徒然嘶鸣。看着弟弟的来信，回想起不过六年光景，奉闲和尚便已离世，寺庙墙上的题诗也已蒙上尘埃。自己的仕途才刚刚起步，苏轼不禁感叹世事变幻无常，时光流逝迅速，于是挥毫赋诗《和子由渑池怀旧》，寄予弟弟苏辙。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飞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封回信堪称苏轼诗歌创作的巅峰之作。清代纪晓岚对此诗评价道：“前四句单行入律，唐人旧格；而意境恣逸，则东坡之本色。”苏轼在诗中感叹人生漂泊无定，究竟像什么呢？或许，正如那纷飞的大雁，在雪泥上匆匆踏过。雪泥上偶尔会留下指爪的痕迹，然而大雁仍需继续飞翔，不论东西。这恰如我们兄弟，一个西去凤翔，一个东归汴京。
当年请我们题诗的老僧奉闲，如今已逝，化作一座寂静的新塔；题诗的墙壁亦已毁坏，旧日痕迹无从寻觅。弟弟啊，你可还记得往日的崎岖路途？马死于二陵，我骑驴至渑池。道路漫长，人困马乏，唯有蹇驴的嘶鸣声，一声接一声。
这首诗蕴含着亦庄亦禅的人生哲学。当时26岁的苏轼未曾料到，他未来的人生，竟会如孤鸿一般，拣尽寒枝不肯栖，飞至黄州，飞至惠州，飞至儋州，最终抵达人生终点。他终究像孤鸿一样，在人生的雪泥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的深刻痕迹。而他的兄弟，亦将自身的人生深深嵌入了他的轨迹之中。
宋朝的邮递业已极为发达。据史料记载，宋朝的邮传分为三等：日急脚、日马递、日步递，每隔十八里或二十里设一铺。其中，日急递一日可行达四百里，且昼夜不间断地送递。得益于宋朝高度发达的邮递系统，苏轼与苏辙两兄弟得以频繁书信往来，书信通常仅需两三日即可送达，极大地缓解了兄弟二人因离别而产生的相思之苦。
这些书信往来中，既有对日常琐事的絮叨，也有对人生理想的探讨。苏轼在信中常提及仕途的起伏、诗文的创作心得，苏辙则更多倾诉对兄长的牵挂与自身宦海的沉浮。一封封书信如纽带，将分隔两地的兄弟紧紧相连，即便相隔千里，彼此的心却从未疏远。在书信往来间，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慰藉，共同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这份手足情深在发达邮递业的助力下，愈发深厚且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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