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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跨越大西洋

跨越大西洋:交织的共同历史与迥异的生活图景

第一次站在伦敦国王十字车站的站台上时,一种奇妙的熟悉感涌上心头。行李箱的碰撞声、广播里清晰短促的口音、甚至车站咖啡馆杯沿上像墨渍般晕开的茶渍——这一切都不显得全然陌生。然而,在这种熟悉之下,潜藏着微妙却难以忽视的差异:陌生人点头示意而非微笑问候,公制单位的标识让距离变得像谜题,这里的“chips”要配醋而非番茄酱。这提醒着我们,美国和英国尽管共享语言、有着纠缠的过往,却像是用同一块布料织就、却裁成了截然不同样式的两个国家。

日常生活中的历史魅影

走在波士顿的街头,你会不断撞见独立战争的痕迹——英国红衣军曾踏过的鹅卵石路、纪念民兵的牌匾、曾为反叛者密谋对抗英王提供场所的酒馆。跨过大西洋来到约克,历史同样从各个角度逼近,但层次却大不相同:一处罗马城墙、一座中世纪大教堂、一家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士兵曾饮酒的酒吧,他们的靴子蹭过的地板,后来还见证了关于殖民统治的辩论。在这两个国家,过去都不只是故事,而是鲜活的存在,只是呼吸着不同的节奏。

在美国,历史常被演绎为重塑的叙事。我们推倒旧建筑,为摩天大楼让路;为迎合不断变化的价值观而更改街道名称;把“重新开始”挂在嘴边,仿佛过去是一件可以随手脱下的外套。而在英国,过去更像一件穿旧的毛衣——有些地方磨破了,或许有点过时,但太熟悉了,舍不得丢弃。伦敦的一位朋友曾指着她社区的酒吧说,自1660年以来,这家酒吧经历了瘟疫、火灾和战争,一直供应着啤酒。“为什么要拆了它?”她啜着麦芽酒说,“它见证的比我们这辈子能经历的都多。”

这种差异体现在日常的细微之处。美国人用一个个里程碑衡量生活——毕业、第一份工作、买房子——每一步都在向前,远离过去。我注意到,英国人则像拖着行李一样背负着自己的历史:祖母的食谱、家族与几十年前倒闭的本地工厂的联系、关于曾参加战争的叔公的故事。这并非说哪种方式更好,而是它们展现了与时间的不同关系:我们追逐未来,他们则照料过去,仿佛照料着一片既能滋养记忆又能塑造身份的花园。

语言:相同的词语,不同的世界

老生常谈却千真万确:美国和英国是被同一种语言隔开的两个国家。第一次在爱丁堡向店主索要“pants”时,他脸红了,然后指给我男士内衣区。在曼彻斯特跟同事说自己“knackered”时,她笑着说:“亲爱的,这可不是在礼貌场合该说的词。” 即便是看似完全相同的词,分量也不同。在英国,“sorry”是一种本能反应,在街上不小心碰到别人时,用它来确认对方的存在;而在美国,它是认错的表示,只有在明显搞砸事情时才会说出口。

这些语言上的怪癖不只是趣闻——它们是窥探文化价值观的窗口。以“友谊”为例,美国人很容易交到朋友,一次愉快的交谈后就交换电话号码,几小时内就以“兄弟”“伙计”相称。相比之下,英国式的友谊像慢火熬汤。同事可能在共事数月后才邀请你喝一杯,这时候你才知道,你们的关系进入了实质性阶段。这并非说哪种文化更友好,而是它们对“连接”的定义不同——就像两位画家使用同样的颜料,却画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景。

我们谈论阶级的方式是另一个能说明问题的差异点。在美国,我们假装阶级不存在。我们一本正经地说“任何人都能当总统”,尽管心里会暗暗留意哈佛毕业生和没读完高中的人之间的差别。在英国,阶级是公开的,像徽章一样佩戴着。你能从口音中听出来——“water”中清晰的“t”音标志着公立学校的教育背景,伦敦工人阶级柔和的语调。但有趣的是,英国人似乎比美国人更能接受阶级差异。他们拿阶级开玩笑,坦然承认它的存在,这样反而消解了一些阶级带来的影响力。在美国,我们假装人人平等,这种伪装会让现实中存在的不平等显得更加刺眼。

家:四面墙与归属感

房屋也讲述着两种文化的故事。在美国,通常越大越好。郊区的房子向远方延伸,每一栋都有像熨过一样平整的草坪、能停下两辆车的车库,还有改造成“娱乐室”却很少使用的地下室。在英国,空间是奢侈品。维多利亚时代的联排房屋挤在一起,前门直接对着人行道,花园比邮票大不了多少。但英国的房子在空间上的不足,用特色弥补了:几代人踩过的吱呀作响的楼梯、二战闪电战期间家人聚集过的壁炉、有人曾在雨天坐着读狄更斯的窗台。

我们装饰这些空间的方式更能说明问题。美国的家往往明亮通透,开放式的格局让你能从厨房一眼看到客厅。我们用新家具、从大型连锁店买的成套用品,以及寓意欢快的艺术品——海滩景象、野花、色彩鲜艳的抽象画来装点房间。相比之下,英国的家更像收藏品。姑姑留下的椅子挨着现代沙发;跳蚤市场淘来的画挂在带框的家庭照片旁边;书架上摆满了平装书,书脊因常年使用而弯曲。这并非杂乱无章,更像是居住者的生活记录,是“家是日积月累建成的,而非周末一次性买成的”这一理念的实体体现。

这种对待空间的不同态度,反映了我们对自我认知的更深层次差异。美国人希望家能像全新的开始,像可以重塑自我的空白画布。英国人则希望家能延续传统,成为连接自己与先辈的纽带。在约克郡的一个小村庄里,我对此感受最深。一位 elderly 妇人带我看她的小屋时说:“这房子建于1780年,”她抚摸着石墙,“我的曾祖母在这里出生,她的母亲也是。走在这些地板上,就像和她们一起同行。” 在美国,我们的家往往只是房子——住几年就会搬走。在英国,家更像锚,将你与某个地方、某群人紧紧相连。

食物:滋养与身份

或许没有什么比食物更能直观地体现文化差异了。美国的 cuisine 是个大熔炉,是各种影响的混乱又美味的混合:带得州墨西哥风味的意大利披萨、加了玉米和切达干酪的中式炒菜、配烧烤酱的德国香肠。我们吃得快,经常边走边吃,喜欢口味浓郁、分量足的食物——堆得高高的汉堡、浇满奶酪的薯条、像派对一样热闹的甜点。

相比之下,英国的食物植根于传统。配着豌豆泥的炸鱼薯条、配约克郡布丁的周日烤肉、涂着浓缩奶油和果酱的司康——这些不只是食物,更是仪式。它们需要慢慢品味,而且往往和特定的时间地点相关。全套英式早餐是周末专属,不是工作日的选择;下午茶是享受,不是日常;圣诞布丁一年只吃一次,即便吃,也要先浇上白兰地点燃。

但讽刺的是,两种 cuisine 都以适应性为特点。美国是移民国家,吸收了其他文化的食物并将其变成自己的特色。英国作为曾统治全球帝国的岛国,从印度带来香料、从中国带来茶叶、从加勒比地区带来糖,然后将这些融入自己的饮食结构。区别在于态度:美国人推崇新颖、创新和打破常规的“融合”。英国人则珍视熟悉带来的慰藉、童年的味道、代代相传的食谱。

我曾和一位在纽约工作多年的英国厨师聊过。“在美国,人们会问‘有什么新花样?’”他说,“在英国,人们会问‘还是原来的味道吗?’这并非他们不喜欢变化,只是想知道自己钟爱的东西在回来时依然还在。” 我觉得这话很贴切:美国食物关乎探索,英国食物关乎回归。

世界的重量:两种全球力量的行事之道

当然,谈论美国和英国,不能忽视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并肩而立——战争中的盟友、和平时期的伙伴,两个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超群的国家。但它们行使权力的方式截然不同。

美国一直视自己为革新力量,一个诞生于反抗、立志将自身理念传播到全球的国家。我们一本正经地说着“让世界为民主保驾护航”,看到不公时,会迅速采取行动——派兵、实施制裁、领导联盟。这种心态源于它是个年轻的国家,仍然相信自己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改变世界。

英国曾统治过占全球四分之一的帝国,深知权力的局限。英国人更为谨慎,采取行动前更可能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们见证过帝国的兴衰,目睹过出于善意的干预演变成困境,明白影响力往往并非来自武力,而是软实力——文化、外交、历史的无声分量。一位英国外交官曾告诉我:“美国人认为他们能拯救世界。我们知道世界很复杂,有时候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不让情况变得更糟。”

这种差异体现在从外交政策到国际援助的方方面面。美国向军事干预投入数十亿美元,而英国则专注于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见效的发展项目。美国用“自由”“正义”等宏大词汇,英国则更倾向于“稳定”“合作”等务实表述。两种方式都不完美:美国的理想主义可能让它忽视当地实际情况,而英国的务实主义有时会显得冷漠。但它们共同代表着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年轻的乐观与经验的智慧,对变革的信念与对延续性的尊重。

无形的纽带

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仍有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这两个国家。体现在两国人都爱看《巨蟒剧团》的喜剧,即便美国人并不总能理解那些关于板球的笑话;体现在9·11事件后的共同悲痛中,当时伦敦的人群在美国大使馆外高唱《星条旗永不落》;体现在英国演员能在电视上扮演美国总统还让人信服,美国歌手翻唱披头士的歌曲能唱出自己的风格。

我们的联系不止于语言或历史。更在于一种共同的可能性意识,一种相信未来能比过去更美好的信念——即便我们在如何实现这一点上存在分歧。美国人看英国,像看到一面镜子,既映出自己的起源,也照出偏离的轨迹。英国人看美国,像看到一个承诺,一个关于他们曾经秉持、如今却以更怀疑的眼光看待的理想主义的提醒。

站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渡轮甲板上,看着多佛的白崖渐渐远去,我思绪万千——那些历史、语言、家园、食物和梦想。我想,美国和英国就像兄弟姐妹,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被同样的父母影响,却成长为不同的人。他们会争吵,会惹对方生气,有时甚至不愿见到彼此。但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是家人。而家人,尽管矛盾重重,却有着能超越最深分歧的纽带。

当渡轮驶入北海波涛汹涌的水域时,我掏出在伦敦买的一本书——一本英美作家的散文集,每篇都在思考对方的国家。其中一句来自英国作家的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们是被同一种语言隔开的两个国家,却因无数细微的理解而相连。” 最终,正是这些细微的理解——对共同的喜悦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的理解——让这种跨大西洋关系不仅持久,而且至关重要。它们提醒着我们,尽管存在种种差异,我们仍在书写着同一个故事——只是站在大西洋的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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