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律师而言，没有被害人和嫌疑人，只有委托人。拿起法律的武器，最大化委托人的利益就是律师的职责。
律师从不在意真相，因为律师知道，法律只看重证据。
由于罗女士的推波助澜，本起案件在媒体中宣扬成了“高中太妹从霸凌到杀人”这种惊悚话题。
在舆论的压力下，检察官和法官会倾向重判，确实有以故意杀人未遂的罪名结案的可能。
案件的侦查阶段进展迅速，事实证据清楚充分，半月内就直接移交检察院。
而齐明思就是在这个时候，收到了来自检察院的法律援助申请。
他将作为本案被告人习会欣的辩护律师，站在法庭上。
案件的唯一争议在于，习会欣始终否认自己用夏秋的书包砸了她。而该行为实施与否，将导致习会欣的量刑有极大差异。
一个是三年以下，未成年犯几乎不判实刑；一个是三年以上甚至十年以上。
但是从事实证据链来看，书包背带上检测出了习会欣的皮屑和血液，而习会欣右手虎口也有织物的擦伤，根据口供是双方争抢时造成，随后夏秋过于虚弱没能抢过，因为作用力摔在地上，后脑着地出血后就没有反应。随后的事件发展开始出现分歧，习会欣说她看到流血感到害怕，把书包扔掉就跑了；而从伤情鉴定和现场记录来看，这个书包曾砸在夏秋胸口，导致断裂的肋骨刺进肺部，判定重伤二级。
除了夏秋和习会欣，案件真相如何，只能用现场已有证据推断。
有两个走向两端的推断。
一个是习会欣说谎，为了降低刑期隐瞒自己施行的更严重的暴力。
另一个是夏秋在自导自演，在抢夺背包后她撞地装晕，习会欣害怕离开，随后夏秋自己举起书包砸在身上，拨打报警电话后进入休克。
可以佐证的事实是夏秋没有出现抵抗伤，以及由肋骨的刺入深度推测的书包降落高度，正好是夏秋的臂长。
但是，如果做第二个推断，便是要承认一个女高中生要以生命为代价让霸凌者判刑，而承认第二个推断，就绝不可能达成她的愿望。
况且，第一个推断的逻辑也严丝合缝。没有出现抵抗伤是因为夏秋装晕不敢反抗；书包降落高度与习会欣手提背带，书包自然垂落的高度相近，抢过书包后，直接砸在受害者身上是合理推断；而且根据书包的重量，很难相信一个被殴打者能够不带痕迹的举起。
无论做哪一个推断，除非与事实吻合，都会将其中一人推入深渊。
魏警官偏向第二种推断是因为习会欣的证词。她从一开始就坚持，自己没有用书包砸过夏秋。自从被派出所拘留后，习会欣就没有和外界沟通过。她的父母除了强制传唤，没来过派出所，甚至没有申请过未成年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在法庭上，习会欣注定是弱势的一方。她所有的希望都只能寄托于法官和检察官的怜悯，但显而易见，这个案子，众人的怜悯都倾向了另一人。
从习会欣犯案后表现来看，她并不是一个有经验的人，而且对口供据理力争，根本不知道这会对自己的量刑造成多大影响。没有人透露，因此她也绝不可能知道，如果她不承认砸人行为，而且法官认可了第二个推论的话，她的刑期会直接掉档。
她不像是为自己的刑期而在口供中狡辩，而是为真相，一个法律的公正应该给与的真相。
但是魏警官也在医院见到了夏秋，这个令他满腹疑虑的高中生。
可夏秋表现的太正常了，一个完全的受害者，压根看不出来要为校园霸凌以死明志的意思。
她甚至什么都忘了，连动机都消失了。
如果夏秋还记得，她不可能不知道过去的霸凌行为也能加重习会欣的刑期。按照第二推论的行为，夏秋本应该主动向警方反馈过去的霸凌事件，而不是任由警察自己摸索，给霸凌者隐瞒、抹消证据的机会。
虽然从物理层面无法诊断出大脑的问题，但精神科的诊断证实了夏秋确实没有之前的记忆，可能的解释是长期霸凌的压力，造成大脑反馈的保护机制。
任谁也无法相信，一个失去记忆的人，会做出这么决绝的事。
而且夏秋对于砸伤这个行为并没有特殊的反应：那只是对方暴力行为中并无分别的一个，而承受暴力的她留下的记忆里只有晕眩和疼痛。
正如面对习会欣的审讯时，魏警官做出了第二个推论；面对夏秋时，他再次心生疑窦。
这两人中至少有一人，拥有超乎年龄的狠绝与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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