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的初春总裹着一层湿润的暖意，风里带着青草和海的咸腥气。我蹲在公寓楼下的草坪上，指尖轻轻挠着橘猫的下巴——这只总爱扒窗户的流浪猫，是我逃到这里后，除了哥哥宋知煜之外，最亲近的存在。它舒服地眯起眼睛，把爪子搭在我的帆布鞋上，尾巴尖扫过沾着露珠的草叶，留下细碎的湿痕。
身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不用回头也知道是哥哥。他的步伐总是很轻，却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就像当初在国内，他攥着我的手腕带我逃出那个冰冷的家时一样。
“别跟它玩太久，豆浆再放就凉了。”哥哥的声音落在风里，裹着淡淡的笑意。我抬头时，正好看见他弯腰把早餐袋递过来，塑料袋上还沾着超市冷气凝结的水珠。他穿了件浅灰色连帽衫，拉链没拉满，露出里面我去年给他买的白色T恤——那是我用第一份兼职工资买的，洗得有些发白，他却总说“穿着舒服”，舍不得换。
我接过早餐袋，指尖不经意碰到他的手腕，下意识往回缩了缩。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手总透着一股莫名的凉，连带着身上也没力气。明明是不算冷的天气，走两百米到便利店买瓶水，都要歇好几次；刷牙时牙龈会莫名出血，吐出来的泡沫里带着血丝，我只能偷偷把漱口水换成深色的，怕被他看见；晚上睡觉也总盗汗，醒来时枕头湿得能拧出水，我趁他没醒，悄悄把枕头套换下来洗，再晾在阳台最里面，生怕他发现。
“怎么了？手这么冰。”哥哥的眉头立刻皱起来，伸手覆上我的额头，掌心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让我鼻子一酸。“没发烧啊，是不是昨晚又踢被子了？”他的指尖轻轻蹭过我的眉骨，动作温柔得像在碰易碎的玻璃。
我摇摇头，拆开油条的包装纸，热气裹着油香飘出来，却没勾起多少食欲。“可能就是有点冷吧，这边早晚温差太大了。”我含糊地应付着，把油条递到他嘴边，“你也吃一根，刚炸好的还脆。”
哥哥咬了一口，目光却没离开我的脸，看得我心里发慌。我知道他在担心，可我不敢说——我们逃到新西兰才半年，他刚拿到大学的奖学金，我也终于敢出门跟人说话，甚至找到了一份在华人餐厅洗盘子的兼职。我怕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平静，会因为我的身体再次崩塌。
哥哥没再多问，只是把自己的连帽衫脱下来，裹在我身上。衣服上还留着他的体温，带着淡淡的洗衣液香味，是我熟悉的味道。“吃完早餐跟我去个地方，”他说，“我朋友推荐了一家中医馆，就在附近巷子里，去给你把把脉，调调身子。”
我咬着油条点头，没看见他转身去扔包装纸时，眼底掠过的那层阴霾——前一天晚上，他在我睡着后翻了我的床头柜，原本是想给我盖被子，却看见抽屉里藏着的半包纸巾，每张上面都沾着星星点点的血迹，有的干透成了褐色，有的还带着腥气。他拿着那些纸巾，手控制不住地发抖，连夜坐在电脑前查资料，“骨髓纤维化”“全血细胞减少”这些陌生的词条，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
中医馆在安静的巷子里，木质门帘掀开时带着艾草和当归的味道。老中医头发花白，手指搭在我的脉搏上，眉头越皱越紧。“小伙子，你这脉象太弱了，气血两虚得厉害，肝脾郁结的症状也明显。”他摘下老花镜，语气严肃，“别在我这儿耗着，赶紧去市中心的公立医院查血液科，一定要查仔细。”
哥哥的手瞬间攥紧我的胳膊，力道大得让我疼，却没松开。他强装镇定地跟老中医道谢，拉着我走出巷子时，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在抖，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老中医就爱夸大其词，”他笑着说，笑容却僵硬得像贴上去的，“我们去公立医院做个体检，让你彻底放心，说不定就是有点贫血。”
我没反驳，只是跟着他走。路过那家我爱吃的冰淇淋店，橱窗里摆着抹茶口味的甜筒，以前他总会拉着我进去买，可今天，他脚步不停地往前走，连余光都没往那边扫。
奥克兰医院的白色走廊长得看不到头，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腔，让我忍不住皱鼻子。哥哥拿着体检单，反复确认科室位置，声音有些沙哑。抽血时，护士拿着针头扎进我的血管，我没觉得疼，反而盯着哥哥的脸——他站在我旁边，眼睛紧紧盯着针头，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好像疼的人是他。
“别怕，很快就好。”他轻声安慰我，指尖轻轻摩挲我的手背，像在哄小时候打针的我。
体检报告要等三天。这三天里，哥哥变得格外黏人：我去餐厅兼职，他提前半小时来接我；我在房间看书，他借口打扫卫生，频繁进进出出；晚上睡觉，他把我的被子掖得严严实实，半夜还会醒来摸我的额头。我知道他在担心，却不敢戳破那层脆弱的伪装。
直到第三天下午，我们走进医生办公室。阳光很亮，却照不进心里的阴影。医生看着报告，沉默了很久，久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骨髓纤维化，中期偏晚。”他推了推眼镜，语气平静却沉重，“目前只有两种办法：一是骨髓移植，找到匹配供体有20%治愈率，但供体风险极高——术后排异、器官衰竭概率很大，死亡率在80%以上；二是药物维持，最多只能延长一个月生命。”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眼前阵阵发黑，下意识抓住哥哥的手：“哥，我不治了，一个月够了，我们好好过这一个月就好……”
哥哥没说话，只是用力攥紧我的手，指节泛白。他对着医生点头：“麻烦您先开点缓解症状的药，我们再想想。”走出诊室时，他才轻声说：“别慌，我已经联系骨髓库了，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志愿者。”
我点点头，没敢看他的眼睛——我怕看见他眼底的绝望，更怕承认自己快要离开的事实。
接下来的一周，哥哥总说“去骨髓库对接”，每次出门都背着双肩包，回来时领口沾着医院的消毒水味，眼底带着藏不住的疲惫，却总笑着说“有进展”。有一次我起夜，看见他在厨房倒水，左手悄悄按着小腹，眉头皱得很紧，听见我的脚步声，又立刻松开手，转身笑着说“怎么醒了？渴不渴？”
我摇摇头，心里却像被针扎——我偷偷查过骨髓纤维化的资料，知道供体捐献后可能会有并发症，可我从没想过，那个“还在找”的志愿者，会是他。
又过了三天，哥哥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手术同意书，脸上带着我许久没见的笑容：“齐章！找到匹配的志愿者了！医生说下周就能手术，成功率很高！”
我看着他眼底的光，鼻子一酸，伸手抱了抱他——他的肩膀好像瘦了一圈，隔着衣服都能摸到突出的肩胛骨。“太好了，哥。”我把脸埋在他怀里，没提半夜看见的他按肚子的动作，也没问为什么“志愿者”从不露面，只是贪婪地感受着他的体温。
手术前一天，哥哥带我去了海边。新西兰的海是深蓝色的，浪花拍着沙滩，卷起白色泡沫。他蹲在沙滩上，用手指画了两个小人，旁边画着极光。“等你好了，我们就去冰岛，”他说，“听说极光下许愿很灵，到时候我们就许愿，一辈子都不分开。”
我蹲在他身边，看着那两个歪歪扭扭的小人，眼泪忍不住掉下来。“好，”我轻声说，“我们去冰岛。”
他伸手帮我擦眼泪，指尖带着细微的颤抖：“明天手术别害怕，我会在外面等你。等你醒了，我们就去吃你最爱的糖醋排骨。”
手术当天，护士推着我进手术室时，哥哥站在走廊里，穿着那件浅灰色连帽衫，手里攥着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他弯下腰，在我耳边轻声说：“别怕，我在。”
麻醉剂慢慢生效，我闭上眼睛前，最后看见的是他眼底的红血丝，和嘴角那抹勉强扬起的、却藏着苦涩的笑容。我以为自己要迎来新生，却不知道，哥哥早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签下了捐献同意书——他赌上了自己80%的死亡概率，换我活下去的可能；他更知道，就算手术成功，他自己也只剩一个月的时间，却只想用这最后的日子，好好陪我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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