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的效力像退潮般一点点消散,我先闻到鼻尖萦绕的消毒水味,接着是掌心传来的温热触感——是哥哥的手,正轻轻裹着我的手,指腹带着薄汗,却攥得很稳。
我费力地掀开眼皮,视线模糊了好一会儿才聚焦。哥哥坐在病床边的折叠椅上,头发乱糟糟的,眼底泛着青黑,一看就是熬了很久。可在我睁眼的瞬间,他眼底的疲惫立刻被光亮取代,声音带着刚睡醒般的沙哑,却满是雀跃:“醒了?有没有哪里疼?渴不渴?”
我动了动嘴唇,喉咙干得像要裂开,发不出声音。哥哥立刻拿起旁边的温水,用棉签蘸着一点点擦我的嘴唇,动作轻得像怕碰碎我。“医生说手术特别成功,”他笑着,眼角弯起的弧度里藏着我从未见过的轻松,“那个志愿者的骨髓跟你特别匹配,以后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了。”
我点点头,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却没留意他说“志愿者”时,指尖悄悄蜷缩了一下,眼神也飞快地避开了我的目光。
住院观察的那几天,哥哥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不能下床,他就每天帮我擦脸、擦手,喂我吃饭时会把饭菜吹凉了再递到我嘴边;我夜里因为伤口疼睡不着,他就坐在床边,轻声给我讲他在学校里的趣事——讲教授上课说的冷笑话,讲同学做实验时闹的乌龙,讲楼下那只橘猫又偷了邻居家的鱼干。
那些细碎的小事,被他说得生动又有趣,我听着听着,就忘了伤口的疼,也忘了之前心里隐隐的不安。只是偶尔,我会撞见他趁我睡着时,偷偷从背包里摸出一个白色药瓶,倒出几粒药片就着冷水吞下,再飞快地把药瓶塞回最底层的隔层里。
有一次我假装翻身,眼角的余光瞥见他靠在阳台栏杆上打电话,声音压得极低:“……排异反应比上次检查时重了点……药还够,不用寄……他没发现,别让他知道……”后面的话被风吹散,我只觉得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可不等我细想,哥哥就推门进来,手里端着刚热好的牛奶,笑着说:“刚去护士站借了微波炉,你最爱喝的甜牛奶,快趁热喝。”
他的笑容太自然,自然到我差点以为刚才的画面是我的错觉。
出院那天,哥哥推着轮椅带我走出医院。新西兰的初春阳光正好,洒在身上暖洋洋的,风里带着街角咖啡店飘来的焦糖香味。我看着路边来往的行人,看着远处湛蓝的海面上掠过的海鸥,忽然觉得“活着”是件特别珍贵的事——能和哥哥一起待在这样安稳的地方,能不用再担心母亲的刁难,真好。
“回家先歇一周,”哥哥推着轮椅,脚步轻快,“等你能走路了,我们去逛周末市集,给你买上次没吃到的抹茶可丽饼,再去看看那只橘猫,它肯定还在楼下等你喂它罐头。”
我趴在轮椅扶手上,笑着点头:“还要吃你做的糖醋排骨,要放很多糖的那种。”
“没问题,”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指尖的温度透过发丝传过来,“回去就给你做,调料我都买好了。”
回到公寓,我才发现家里被收拾得一尘不染。我的书桌上摆着一束新鲜的向日葵,花瓣上还沾着水珠,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上面,亮得晃眼。“我住院的时候,你还回来收拾了?”我问。
哥哥正在给我铺带有阳光味道的床单,闻言回头笑了笑:“趁你白天睡着的时候回来过两次,总不能让你住乱糟糟的地方。”他没说,那些日子他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公寓,白天守着我,晚上回来收拾屋子,还要忍着小腹的绞痛准备第二天的饭菜——捐献骨髓引发的排异反应越来越明显,有时候疼得站不住,他就靠在厨房的柜子上,等疼劲过去再继续做饭。
接下来的日子,好像真的回到了我们刚到新西兰时的安稳。我每天在家养身体,看看书,在阳台晒晒太阳;哥哥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回来给我做我爱吃的菜,周末就扶着我在小区里慢慢散步。
他会像以前一样,把剥好的橘子一瓣一瓣喂到我嘴里;会在我看电影时,悄悄把空调调高两度,再给我盖上薄毯子;会在我念叨想吃国内的辣条时,第二天就从华人超市买回来,还假装抱怨“排队排了好久,都是为了你”。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身体里的疼痛在一天天加剧。有时候上课到一半,小腹突然传来尖锐的疼,他只能借口去洗手间,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捂着肚子缓好一会儿,直到冷汗浸透了后背的衣服,才能勉强撑着回到教室;夜里疼得睡不着,他就坐在阳台的椅子上,看着我房间的门,心里一遍遍地数着日子——医生说的一个月,已经过去快一半了。
有天晚上,我起夜时看见客厅的灯还亮着。走近了才发现,哥哥坐在沙发上,双手紧紧按着小腹,眉头皱得能拧出水,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连嘴唇都没了血色。
“哥!你怎么了?”我心里一紧,快步冲过去,伸手想碰他的额头,却被他躲开了。
他猛地抬头,看见我时,慌忙松开手,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没、没什么,就是有点吃坏肚子了,刚才喝了点热水,已经好多了。”他说着,还故意挺了挺腰,装作没事的样子,可我分明看见他起身时,脚步晃了一下。
“真的没事吗?要不要去医院?”我盯着他苍白的脸,心里的不安像潮水般涌上来。
“真没事,”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掌心的温度比平时低了很多,“快回去睡觉,你还在恢复期,不能熬夜。”他推着我往房间走,我能感觉到他的手臂在微微发抖。
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哥哥刚才痛苦的样子,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我想起他藏起来的药瓶,想起他在阳台打的电话,想起他每次提到“志愿者”时躲闪的眼神——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冒出来,让我浑身发冷。
可我不敢深想,更不敢问。我怕那个答案会打破现在的平静,怕我好不容易得来的“活着”,是用哥哥的命换的。
又过了一周,哥哥突然在晚饭时提起:“齐章,我们去冰岛结婚好不好?”
我正低头扒着碗里的米饭,闻言愣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他:“结婚?现在吗?”
“对,现在,”他放下筷子,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像个期待礼物的孩子,“我已经查好机票了,下周就有直飞冰岛的航班,那边这个季节能看到极光,我们去极光下面领证,好不好?”
我看着他眼底的期待,心里却犹豫了——我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之前联系好的语言学校下周就要开学,而且我们刚稳定下来,手里的钱也不算多。“哥,”我斟酌着开口,“不急于一时吧?我现在身体还没好透,学校也马上要开学了,等我读完这学期,我们攒点钱,再安安稳稳去冰岛结婚好不好?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呢。”
我没注意到,在我说“不急于一时”的时候,哥哥眼底的光亮瞬间暗了下去,握着筷子的手也慢慢收紧,指节泛白。他沉默了几秒,才慢慢低下头,用勺子搅动着碗里的汤,声音轻得像叹息:“好啊,等你读完这学期,我们再去。”
那天的晚饭,气氛突然变得有些沉闷。哥哥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吃着碗里的饭,偶尔夹一筷子菜,却没怎么咽下去。我看着他低落的样子,心里有点愧疚,却还是没多想——我以为“以后”还有很长,却不知道,哥哥的“以后”,早就只剩下不到半个月了。
睡前,我看见哥哥在阳台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委屈:“……他说以后再去……可我怕等不到了……”
风把他后面的话吹得断断续续,我站在房间门口,眼泪突然掉了下来。原来我一直逃避的那个答案,早就摆在了我面前——那个匿名的“志愿者”,从来都是他;我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可我还是没勇气推开门问他,我只能躲在门后,捂着嘴,任由眼泪无声地掉下来。我知道,从他签下捐献同意书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结局就已经注定。而我能做的,只有假装不知道,陪着他走完这最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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