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绑架之前，我拥有一个虽不富裕但算得上温暖的家庭。
我家不算有钱，住不起漂亮的小区房，但有一个专属我们一家人的、能够遮风避雨的小院。
它是这样的：外墙由斑驳的青砖瓦砌成，上面留满了我小时候的涂鸦。里屋不大，但样样俱全，家具算不上高档，但都是爸爸妈妈一点一滴辛苦置办起来的。屋外的小院子是我的乐园，下雨天，雨水会积在坑洼里，青苔从石板的缝隙里顽强地钻出来。院墙一侧，妈妈种满了花花草草，一年四季都焕发着生机。
我那时最期待的，就是缠着爸爸给我买一顶小帐篷，幻想着晚上能睡在院子里看星星。
那该是多奇妙的体验。
我爸从来不会敷衍我的愿望。有个晚上，我还偷偷看见他摸出藏起来的私房钱，在台灯下一张一张地数，眉头微微皱着，却又带着笑。
第二天，他跑来跟我说：“等爸爸下个月发工资，就给欢欢买最可爱的那个帐篷！”
两千七百块。那是他当时整整一个月的工资。
我爸是某个汽车销售店的保安，但他总是很自豪地说，他是保安里最厉害的——因为他是保安大队长。
出事的前几天，他格外忙碌，每天回到家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被电话叫走。
后来我才知道，店里新来了个年轻气盛的保安，做事冲动鲁莽，得罪了不少客户，我爸作为队长，不得不一次次地去道歉、去处理烂摊子，承受着经理的怒火。
他肚子里积压了太多的委屈和怨气，那段时间，家里总是弥漫着低气压，他和妈妈的争吵也变得频繁起来。
当然，他们以前也会吵架。我为此哭过很多次，也在无数个闷闷不乐的黄昏，拉着参宿坐在学校空旷的楼梯口发呆。
我曾突然问她：“为什么爸爸妈妈总是要吵架？”
对于这个问题，参宿第一次在我面前沉默了，没有给出任何答案。
所以我有理由认为，她或许和我有着相似的烦恼。
好在我的父母是典型的“床头吵架床尾和”。春节那天，我爸特意早早下班，带回了一束巨大的玫瑰花送给妈妈，所有的阴霾仿佛瞬间消散。
春晚晚上八点开始，爸爸在院子外点燃鞭炮，妈妈笑着跑出去捂住他的耳朵，两个人依偎在腾起的淡淡烟雾和火光里，笑容比烟花还明亮。
那时，我正坐在奶奶的腿上，玩着“小马颠颠”的游戏，咯咯地笑。
我们一家四口围坐在电视机前，等着春晚开播。
咻——砰！
咻——砰！
连续的破空声划破夜空，整个城市陷入一场璀璨烟花盛宴。
我玩心大起，撒娇耍赖地非要爸爸现在就出去给我买烟花放。妈妈坚决不许，她觉得烟花又吵又不安全，转而命令爸爸去厨房洗碗。
趁妈妈进卧室给外公打电话的功夫，爸爸偷偷从厨房溜出来，手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水渍，飞快地抽出一张百元钞票塞进我手心。
“快去给老爸买瓶酱油回来！”他故意冲着卧室的方向大声喊，然后捂着嘴，冲我狡黠地眨眨眼，压低声音说，“剩下的钱，想买啥糖就买啥！”
我攥着钱，一蹦一跳地出了家门。我很听话，先跑去小卖部买了酱油，然后独自穿过两条马路，走向了老街热闹的夜市。
我心里还惦记着那个蒲公英水晶球，想着也许摊主今天出摊了呢？
然而现实并没能如愿。
就在半路上，我被绑架了。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在一间堆满杂物、充斥着浓重霉味的陌生屋子里。
绑架我的是一位看起来和我妈妈年纪相仿的女人。
看到我睁开眼，她先是明显地松了一口气，眉毛舒展开——这个细节，当时的我并未读懂，只是在往后无数次的回忆中，才清晰地品味出来。
紧接着，她颤抖地问我：“你爸爸是不是叫商艺康？”
我懵了很久，才迟疑地点点头，心里充满了困惑和恐惧。
但她没给我提问的机会，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猛地拿出手机，毅然拨通了一个号码。
然后，她用命令的语气对我说：“一会儿电话通了，你就告诉那边的人，你被绑架了，让他拿三千块钱，来…来朱国富家。”
朱什么？我没听清。
她看懂了我不解又害怕的表情，烦躁地摆摆手：“算了算了！你就说你被绑架了！剩下的我来说！”
我木讷地点点头。
电话接通的瞬间，我平静无波地复述：“我被人绑架了。”
女人脸上闪过极大的惊愕。
不仅是她，后来每一个参与调查此案的警察，在得知这段经过时，脸上都是如出一辙的难以置信。
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女孩，在遭遇绑架后，怎么能做到不哭不闹，甚至如此冷静地配合绑匪，完成通话。
对此，我无法做出任何解释。
沉稳，甚至近乎冷漠的镇定，仿佛是我与生俱来的特质。
它常常让我显得不近人情，格格不入。但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一种优势。
直到我爸爸的葬礼那天。
我独自坐在灵堂冰冷的角落里，沉默地看着亲戚们忙碌地操持着葬礼，内心像一口枯井，掀不起半点波澜。
过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没有人注意到我。我慢慢走到门口，一次又一次地抬头向外张望，期待着下一秒，爸爸就会像每一天下班那样，推开门走进来，而我正好在这里迎接他。
直到天黑透了，他也没有回来。
哦，不对。
其实他一直都在那里，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再也不会醒来，不会对我笑了。
他们告诉我，爸爸死了。是在急匆匆赶去送那三千块赎金的路上，被一辆失控的汽车撞死的。
我揉了揉干涩的眼睛，彼时还不太明白，我打出的那通电话，究竟引爆了怎样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那通电话，是奶奶接到的。她听到宝贝孙女被绑架，惊惶失措地起身想去厨房喊儿子，结果脚下一滑，重重摔倒在冰冷的瓷白地砖上，后脑勺着地，鲜血瞬间淌了一地……医生说，她颅内有了淤血块，很难清除。
我不知道，这是否和一年后她突发脑梗彻底瘫痪在床有直接的关系。
而我爸爸，听到我被绑架的消息，急得浑身发抖，抓起家里仅有的三千块钱现金夺门而出，生怕去晚一步，绑匪会伤害我。
事实上，他确实去晚了。
晚到我们再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
在我爸出事的前两个星期，他工作的地方死了一个人。
是我爸手底下的一名保安，叫朱国富。
说“手底下”其实并不准确，我爸那个“保安大队长”的头衔，听起来威风，实则就是个空架子，既没有多拿几分钱，也管不住真正惹事的人。他被摆在那个位置上，更多时候像是个立在最前面的、用来承担责任的靶子。
回归正题，我为什么会被绑架。
原因简单到令人唏嘘，甚至有些可笑。
无非是那个新来的刺头保安，莽撞打碎了值班室的一扇玻璃窗。因为不想自己赔那五十块钱，他眼珠一转，就把这烂摊子推到了第二天值班的朱国富头上。
朱国富是个老实人，但老实人也有被逼急的时候。他当然不肯吃这个哑巴亏，便和那刺头理论起来，推推搡搡间，不知是谁失手推重了，朱国富脚下一个踉跄，猛地摔倒在地，后脑勺不偏不倚，重重磕在那一地碎玻璃渣上……当场就没了气息。
刺头保安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跑了，至今不知所踪。
朱国富的妻子接到这个噩耗，两眼一翻就晕死过去。可想到远在老家嗷嗷待哺、等着学费读书的两个娃娃，她硬生生又把眼睛翻了回来。
她跑到汽车店里讨说法，哭诉，吵闹。根本没人真正理会她，只有一个穿着西装的销售走过来，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客气地问：“女士，您要看车吗？”
她崩溃大哭：“我没钱买车！我丈夫死了！死在你们这儿了！我要你们给我一个说法！”
销售脸上露出些许为难，但还是保持着礼貌：“没钱您可以考虑分期贷款，我们这款车现在优惠力度很大，买下来非常划算……”
朱国富的妻子彻底疯了，她哭喊着，说自己连给丈夫办后事、凑齐那三千块火化费都拿不出来，她活不下去了，不如就从这里跳下去一了百了。
那销售无奈地笑了笑，甚至半开玩笑地抱怨：“唉，我车卖不出去，也活不下去了，要不咱们约着一块跳？”
汽车店里看热闹的人群里，传来几声压抑不住的嗤笑。
女人心如死灰，踉踉跄跄地走出店门，腿一软跌倒在门口的砂石地上，巨大的悲恸和绝望抽干了她所有的力气，怎么挣扎都站不起来。
我爸那时正在值班，看见她摔倒，赶紧跑出去想扶她起来，却被她一把狠狠推开。
她像个小孩子一样，就坐在那冰冷的砂石地上，放声痛哭，手脚胡乱地蹬着，满是绝望的撒泼。
我爸搓着手，笨拙地劝她：“大妹子！我知道你心里苦！可你得想想国富留下的两个孩子啊！他们还那么小，你得振作起来，好好把他们拉扯大啊！”
可是……要怎么活呢？
钱从哪里来呢？
她掩面哭了很久很久，哭得声音嘶哑。
我爸重重叹了口气，从自己那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内兜里，摸索出皱巴巴的几张钞票，递过去，声音干涩：“大妹子……我，我也实在没多少能力，这点你先……”
那几张零散的钞票，她最终没有接。
只是颤颤巍巍地、凭借着一股不知道从哪里生出来的力气，自己站了起来，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空壳，失魂落魄地往家的方向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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