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殡仪馆的电话一遍遍催,催促她尽快办理火化手续,缴纳费用,语气冰冷而程序化,警告她若再拖延,将按规处理,甚至可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那一天,是万家团圆的春节。
她无法忍受出租屋里那能把人逼疯的死寂和冷清,脚步虚浮地出了门,鬼使神差地,朝着那条热闹的老街一步步走去。
街边有卖江米条的小摊,那种外层裹着白色糖霜,咬下去会嘎嘣脆响的廉价零食。
她忽然想起来,在老家的女儿最爱吃这个。
于是她掏遍全身,摸出仅剩的五块七毛钱,称了小小的一袋,自己抓着,一根一根机械地往嘴里塞。
女儿吃不到了,她还在老家,等着爸爸妈妈回去过年,等着学费,等着也许永远无法实现的新年礼物。
他们夫妻俩原本……是准备好了今年一定要回去过年的。
……
遇见我,成了一个偶然却又带着某种残酷合理性的必然。
那时,我正因为摊主告诉我“那个蒲公英水晶球早就被人买走啦”而瞬间垮下肩膀,垂头丧气地站在街边,觉得全世界我喜欢的、我想要的东西,都在一点点离我远去。
她看见我的时候,我正耷拉着脑袋,慢吞吞地往家的方向挪步。
她认出了我——商艺康的女儿。
同时,一个可怕又疯狂的念头,如同毒蛇般猛地窜入她的脑海,来势汹汹,瞬间吞噬了她仅存的理智。
如果她还有一丝清醒,她一定会想到这件事可能引发的可怕后果。
可惜,没有。
如果她能提前预知最终的结局,那么在与我擦肩而过的那个瞬间,她一定会头也不回地继续走下去,哪怕前方是更深的地狱。
可惜,没有。
如果在她看到我稚嫩脸庞的那一刻,想起的是她自己那乖巧懂事的女儿,而不是那冰冷的、象征着终结的三千块火化费……
如果……如果我呢?
如果当时的我,能够机灵一点,敏锐地察觉到她的绝望,能开口告诉她:“阿姨,我爸爸是个好人,你跟他好好说,他会帮你的,他一定会心甘情愿地拿出那三千块钱……”
可惜,我也没有。
我是一个被所有长辈夸“听话”、“懂事”的好孩子。
潜台词往往是:木讷,循规蹈矩,不懂变通,在巨大的变故面前,只会被吓得呆住,遵循最直接的指令。
爸爸的死,成了我人生剧本中最荒诞、最无法原谅的一处情节。
我后来时常陷入一种假设性的癔想:如果当初这个情节的设计者,哪怕手抖了一下,让它的走向出现一丁点的偏离,我的人生,我妈妈的人生,是不是就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幸福的光明?
然而现实冰冷而坚硬。
我和妈妈站在原告席上,听着审判长用平稳无波的语调念完长长的判决书。然后,我听到对面被告席上那个瘦弱憔悴的女人,用尽全身力气般,吐出三个字:
“服从判决。”
思绪从沉重的回忆里挣扎着浮起,我彻底明白,爸爸将永远不会再推开那扇门回家了。我默默走回灵堂,重新在那个小马扎上坐下。
来来往往忙碌的亲戚们,我很多都喊不出准确的称谓,也帮不上任何忙。
我就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愚笨,且显得无比冷漠,没有礼貌。
我想,他们心里一定对我厌恶至极。不然,那些躲在门框后、看似压低却又能恰好让我听见的议论,是从何而来呢?
“老商家真是倒了血霉了,生出这么个女儿!”
“就没见过这么没心肝的,亲爹死了,一滴眼泪都不掉!”
“要不是她贪玩跑出去,怎么会惹出这种天大的祸事!”
“骨子里就是冷的!就是个克父克母的灾星!”
……
这些话语,其实我听得并不真切,以至于在往后无数个自我折磨的夜里,我甚至恍惚地怀疑:那些话,真的有人说过吗?
还是说……那根本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审判?
然后,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个绑架我的女人。
就在那通致命的电话结束后,她看着面无表情的我,突然毫无预兆地崩溃大哭起来。
她把兜里那没吃完的、已经有些受潮发软的江米条掏出来,塞到我手里。
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孩子……吓着你了……阿姨真的……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了……等你爸爸拿钱过来,你就跟他回家,好好过年……年后、年后阿姨争取想办法把钱还上……”
我承认,在那一刻,透过她满脸的泪水和绝望,我心底曾泛起过一丝微弱的、属于孩童最原始的同情。
但我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原谅她的权利。
连同被原谅的资格,也一并失去了。
从这件事发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一种清晰的、冰冷的预感——
我过不好我的一生了。
小升初,我考了297分,离满分只差3分。尽管手握这样的成绩,我却别无选择,只能走进那所教育资源匮乏的初中。
选择它只有一个原因:离家近。
一来不需要人接送,能省下宝贵的通勤时间;二来,也是最重要的,我可以随时回家照顾已经瘫痪在床的奶奶。
那时,妈妈在一家超市当收银员。
她原本刚烈的性子,在生活的重压下被磨得变了形。她时常要面对一些蛮不讲理的顾客,为了保住这份微薄的薪水,她只能选择将所有的委屈和怒火生生咽下。久而久之,那些无法对外人发泄的情绪,便转化成了家中一点就着的易燃物。她变得异常易怒,经常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冲着我和奶奶发脾气,而后又在每一个深夜里,独自坐在漆黑的卧室中,压抑地啜泣。
……
爸爸死后,妈妈的胆子似乎一下子变得很小。她不敢一个人睡觉,于是某天晚上,她小心翼翼地,甚至带着点卑微的试探问我:“欢欢……能不能搬过来陪妈妈睡?”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总在半夜被她惊醒。意识朦胧中,听见她在睡梦里发出痛苦的、含糊不清的“咿咿呀呀”的呻吟。
我隐隐觉得,她的精神恐怕也出了些问题。
这个毛病后来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了。
她似乎能睡得很沉,一夜再无动静。可我却被养成了习惯,总在夜半莫名惊醒,然后下意识地扭头,借着窗外微弱的光,盯着身旁一动不动的她。心里会掠过一阵没由来的恐慌,最终忍不住从被子里悄悄钻出来,伸出一根手指,颤抖地探到她的鼻下。
感受那温热的气息拂过指尖时,心里涌起的,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的复杂滋味——她还活着。
爸爸在世时,妈妈常念叨着想出省进厂打工。一是听说能挣得多点,二来,她也想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透一口气。
可爸爸不在了。她就像被一根无形的铁链牢牢拴住的看门狗,困在这方寸之地,哪里也去不了,所有的梦想和念头都成了奢望。
妈妈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所以,当她用近乎恳求的语气问我“愿不愿意就在家门口这所初中上学”时,我几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点了点头。
因为那个时候,我比谁都清楚,这个家再也经不起任何风浪,我不能再添任何麻烦。
还有一个深埋心底的原因:我确实是一个极其“擅长”服从命令的小孩。
习惯性地压抑自我,去满足别人的期望,或者仅仅是避免冲突。
而这最后一点,或许正是导致我后来某个时期变得异常叛逆的根源。
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初中三年。起初也曾在泥泞中试图挣扎着站起来,却被现实这片巨大的沼泽一点点吞噬了所有力气。
中考那年,我考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分数,最终进入一所普通的高中。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从长久的麻木中获得了一丝刺痛般的清醒。
具体表现在,我开始不可抑制地哀怨自身的遭遇。
我会阴暗地想,如果奶奶没有瘫痪,妈妈就不会逼我选择那所破初中。那样的话,以我的成绩,一定能进入一所教育资源优质的中学,在那里充实而顺利地度过三年,然后稳稳地踏入重点高中的大门,回到那条原本或许光明顺遂的人生轨道上。
这个念头一旦滋生,便像藤蔓般缠绕着我。我甚至不敢再与妈妈和奶奶对视,生怕自己眼底会泄露出一丝一毫的埋怨与不甘。
不过好在,高中我开始住校了,暂时物理上脱离了那个令人窒息的环境。
但我依旧死性不改,像从前那样稀里糊涂地生活、学习,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对待每一件事。那时的我认为,仅仅是“活着”本身,就已经要耗费掉所有的力气了。
现在的我回看那段日子,只觉得矫情又可笑。
——
我跟我妈第一次爆发剧烈的争吵,发生在高一的最后一个学期。
下了晚自习,我照例去学校的公用电话亭给我妈打电话。这个行为并非她要求,而是我自愿的。
看,我就是如此矛盾,内心既抗拒面对她们,又被无形的牵挂牢牢捆缚。
我们通常的对话千篇一律:“今天吃的什么?”“有没有吃饱?”“学习怎么样?”“上班还顺利吗?”每天的问题和答案都出奇地一致,像设定好的程序。
接着,我会问:“奶奶睡了吗?”
潜台词是:我想和奶奶说说话。
她年纪已经很大了。没瘫痪前,她最爱跟着老街坊们出去打牌唠嗑,精神头十足。可如今,她甚至连迈出家门门槛都做不到,每天只能无助地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发呆。
我总害怕她活不长了,只能拼命地想多和她说几句话,试图从那些平淡无奇、甚至有些重复的问候里,传递出我笨拙的本意:奶奶,我爱你,我在乎你。
妈妈在电话那头回应:“还没睡。”
接着,便是漫长的沉默,和意料之中的没有下文。
……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妈妈开始有意无意地阻止我和奶奶交流。最初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我脑子里冒出的是那句老话——久病床前无孝子。
我以为她是厌倦了日复一日照顾瘫痪老人的生活,厌倦了奶奶的病痛,进而蔓延到了厌恶奶奶的一切……
我仍然记得某个晚上,奶奶难得有精神,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得很入迷,还夸里面的演员演得好,说掉眼泪就掉眼泪。
妈妈坐在我旁边,闻言冷冷地哼了一声,说:“我也应该去当演员,像我这样经历的女人,谁还不能随时挤出两滴眼泪呢?”
扯远了……
电话里,我们沉默地对峙着。
我不想每次都卑微地请求:“可不可以把电话给奶奶?我想和她聊两句。”
这样太没劲了,太伤了。
我固执地想,作为母亲,你难道不能体谅一下你的女儿吗?不要逼你的女儿成为一个“不孝顺”的孙女,不要让你的女儿,再背负上更多无法弥补的遗憾。
可她始终揣着明白装糊涂。
于是,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决堤,我冲着电话那头失控地呐喊,将心中所有的不满和委屈倾泻而出:“为什么你总要这样呢?!我只想和奶奶讲讲话!为什么你每次都装作不明白?!你这么做是在报复我吗?是因为怨恨我,觉得是我害死了爸爸,对吗?!”
“商尽欢!你胡说八道什么?!”
那个总是对我轻声细语的妈妈,第一次用如此尖利的声音破口大骂:“那你呢?!你不恨我吗?!当初要不是我阻止你出去买烟花,你和你爸就可以一起出去!你就不会被绑架!他也不会急着出去送钱然后被车撞死!难道你不是一直在怪我吗?!”
“我……”
“我知道的!你一直怨我!怨我不让你买烟花!怨我让你委曲求全读那个烂初中!怨我毁了你的一辈子!你觉得都是我害的,对不对?!”
“我……”
“你是我的女儿!你在想什么,难道我不清楚吗?!”
我猛地掐断了电话,听筒里刺耳的忙音像一把刀割裂了周围的寂静。
转身,看到电话亭外已经排起长队的学生,他们投来或同情、或好奇、或看热闹的目光,那些眼神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看得我胃里翻江倒海,看得我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最后,我几乎是落荒而逃,狼狈地冲回了宿舍。
那个周末,我怀着极度忐忑的心情回家。妈妈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表现如常。她给我夹菜,问我学校生活怎么样,学习跟不跟得上……
我机械地回答完,她点点头,而后,便是我们之间更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不知道,这次撕心裂肺的争吵,是不是最终驱使我开始拼命学习的契机。
——
高二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学校意外获得了两个去师大附中借读的宝贵名额。在经历完层层残酷的选拔考试后,我拿到了其中一个。
这是爸爸离开以后,这个支离破碎的家里发生的,唯一一件算得上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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