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联邦最高法院，华盛顿特区
林秋站在首席**官办公室的窗前，俯瞰着国会山的轮廓。夕阳将大理石台阶染成金色，远处的华盛顿纪念碑在暮色中显得格外肃穆。她轻轻摩挲着胸前的法袍领针——那是一枚小小的金色星星，和多年前迈克尔送给她的那枚书签如出一辙。
“首席**官女士，听证会记录已经整理好了。”助理轻轻敲门，将厚厚一叠文件放在她的办公桌上。
“谢谢，克莱尔。”林秋没有回头，只是微微颔首。
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十二年。从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到最高法院，从**官到首席**官，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清晰。没有婚姻，没有子女，只有法律和那些她曾承诺守护的东西。
有时候，她会在深夜翻阅那些旧信件——迈克尔的、父亲的、大学时代辩论队队友的。其中有一封她从未回复的信，是安德鲁在她四十岁生日那天寄来的。
“JoJo，二十多年了，我仍然会想起你站在哈佛模拟法庭上辩论的样子——锋利、坚定，像一把出鞘的剑。”
她没有回信。
不是出于悔恨，而是因为她太清楚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大学毕业后，她拒绝了安德鲁的求婚，转而投身法律。这个选择让她站在最高处，这个真正掌握话语权的位置。而安德鲁，也在毕业后不久遇到了一个全心全意爱他的妻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她轻轻合上抽屉，拿起今天的案件摘要。这是一起关于艺人肖像权的诉讼，原告是一位过世歌星的家属，被告则是擅自使用其形象牟利的商业公司。
“又是这种案子。”她低声自语，手指在文件边缘下意识敲击。
她想起三十年前，迈克尔曾经半开玩笑地问她：“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有人用我的脸卖劣质商品，你会怎么告他们？”
那时的她刚进法学院，还只会引用课本上的条款：“根据《加州民法典》，未经授权的商业使用构成侵权，可主张损害赔偿。”
迈克尔大笑：“太教科书了！你应该告诉他们——‘你们卖的不是T恤，是谎言’。”
现在，她坐在全美最高司法席位上，手里握着能真正改变规则的权力。
她翻开卷宗，在判决意见书的草稿上写下第一行字：
“本案的核心并非单纯的商业利益，而是对逝者人格尊严的尊重。法律的天平，应当向记忆的真实倾斜。”
听证会当天，最高法院的旁听席座无虚席。媒体早已将这场诉讼渲染成“流行文化VS法律边界”的世纪之战，而林秋知道，这远不止于此。
原告律师慷慨陈词：“我的当事人——已故巨星MJ的遗产委员会——有权控制其形象的商业使用，以维护其艺术遗产的完整性。”
被告方则坚持：“形象权不应无限延伸至死后，否则将扼杀文化表达的自由。”
林秋静静地听着，目光扫过庭下的每一个角落。她看到旁听席上坐着许多熟悉的面孔——帕丽斯·杰克逊，如今已是成功的音乐制作人；理查德·白，白发苍苍却依然精神矍铄；甚至还有几位当年参与《We Are the World》录制的艺术家。
当轮到她提问时，全场安静得能听见钢笔在纸上书写的沙沙声。
“被告律师，”她的声音平静而清晰，“如果一位艺术家的形象可以被随意篡改、扭曲，甚至用于推销与其价值观相悖的产品，那么法律保护的究竟是什么？是资本的自由，还是创造的真实？”
被告律师额头渗出细汗：“首席**官女士，商业社会本就建立在二次创作的基础上——”
“二次创作不等于掠夺。”林秋打断他，“如果法律允许逝者的形象成为纯粹的商业工具，那么终有一天，活着的艺术家也会失去对自己作品的控制权。”
她的目光落在帕丽斯身上，对方微微点头。
判决书公布的那天，全美娱乐法领域震动。最高法院以7—2的票数裁定，逝者的形象权受联邦法律保护，商业使用必须获得遗产管理人的明确授权，且不得违背艺术家生前的价值观。
“艺术家的遗产不仅属于市场，更属于文化。法律的天平，应当守护记忆的重量。”——林秋在多数意见书中这样写道。
媒体称这一判决为“杰克逊裁决”，法律评论员甚至将其与金斯伯格**官当年的性别平权判例相提并论。
那天晚上，林秋独自站在最高法院的台阶上，望着星空。华盛顿的夜空没有洛杉矶明亮，但她仍然能找到北极星——就像三十年前，迈克尔教她的那样。
“你做到了，小星星。”她仿佛听见他的声音在风中低语，“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她微微一笑，转身走进夜色。
法律的天平从未真正平衡，但她会一直站在这里，用自己的重量，让它向正义倾斜那么一点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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