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新一届国家领导核心就位不久，一场席卷全国的“反贪肃贪”风暴平地而起。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重拳，检察院反贪局骤然被推向了风暴中心，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运转状态。
作为检察院司法警察队伍的一员，我们责无旁贷地投入了这场战斗。任务像潮水般涌来：配合反贪局蹲点布控，押送嫌疑人穿梭于办案点与看守所之间，以及最耗费精力的——24小时轮班执勤看守被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嫌疑人。院里紧急采购了一批先进的电子数据恢复设备。作为全院唯一的技术员，我肩上的担子又添了一重：在法警任务间隙，必须争分夺秒地恢复嫌疑人手机、电脑、硬盘中删除的关键数据，为突破案件寻找铁证。
2013年的下半年，是异常高压、连轴转的炼狱。
莫大因连续执行了长达两个月的看守任务，不堪重负，突发心脏病累倒住院。本就仅有3个编制的法警队，瞬间捉襟见肘。作为技术骨干又相对年轻的我，临时代管法警大队长职责，不仅要统筹协调本县反贪案件的警力保障，还要随时应对市检抽调人手的要求，奔赴市里指定的看押点执行任务。分身乏术，疲于奔命。
更关键的是，在看守嫌疑人期间，我们与外界彻底隔绝。按照规定，执勤法警严禁携带私人手机，整个指定的看押场所更是进行了严格的信号屏蔽。我们和羁押人员一样，被封闭在这个信息孤岛里，唯有8小时一班岗的轮替，标记着时间的流逝。时间紧迫，任务如山，“反贪”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我，也自然而然地处于了一种持续的、彻底的“失联”状态。
这长达近半年的高强度法警任务，也成了我切断与何妍联系的一道看似“正当”的闸门。
配合反贪工作的特殊保密性和封闭性，给了我充分的理由将私人手机锁在宿舍抽屉的最深处。内心深处，未尝不是想借此机会，彻底将这根牵动心绪的丝线斩断。忙碌与疲惫是最好的麻醉剂。这六个月里，我甚至错过了挚友陶然人生最重要的婚礼。
当县里的反贪工作终于取得阶段性战果，我才得以从那个充当临时看押点的酒店解脱出来。然而，身心早已被透支殆尽。
近半年的黑白颠倒轮班执勤，累积的压力如同沉重的枷锁。
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发生在邻县看守点的一起恶性责任事故：一组法警人员在押送一名涉嫌受贿的重要官员进入羁押点时，搜身严重疏忽。该官员将一片锋利的刀片藏匿在布鞋鞋底的夹层中。更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其中一名法警是嫌疑人的老乡，竟违反规定，出于“情面”考虑，没有按规定收走布鞋、强制其换上羁押场所的拖鞋！就在被羁押的某个深夜，该官员在监室厕所内，从鞋底抽出刀片，毫不犹豫地割断了自己的颈动脉，鲜血瞬间喷涌，因失血过快，虽经抢救，当夜即宣告死亡。
这一死，后果极其严重。不仅导致该官员经手的大量赃款去向成谜，更使得顺着他往上深挖的关键线索彻底中断！整个案件陷入僵局。更糟糕的是，一大批相关干警受到严厉处分，前途蒙上阴影。
这起发生在兄弟单位的血淋淋的惨剧，如同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执行看守任务时，精神绷紧到了极致，目光不敢有丝毫松懈，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要反复核查，唯恐成为下一个追悔莫及的疏漏者。即使下了班轮岗休息，神经也丝毫不敢放松，长期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备勤”状态。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持续的身体透支之下，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
整夜整夜的失眠如影随形。即使身体极度疲惫，大脑却异常亢奋，各种案件细节、可能的疏漏、惨烈的后果在黑暗中不断回放、纠缠。每天的有效睡眠不足3小时。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眼神涣散，整个人形销骨立，憔悴不堪。
在领导强制命令和同事担忧的目光下，我去医院开了强效的安眠药。遵照院领导的明确指示，带着大包小包的药物，回到检院宿舍，开始为期一周的强制休整，调整睡眠，恢复正常作息。
回到冷清宿舍的第一晚，在药物强大的镇静作用下，那些纷乱缠绕的思绪、紧绷的神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暂时抚平。
我沉沉地睡去。
这是近半年来，第一个没有在噩梦中惊醒、没有被焦灼感撕扯的、真正意义上的好觉。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终于在药物的辅助下，为这具濒临极限的躯壳，争得了一丝宝贵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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