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刑侦法医的第二个年头，我和师父王哥的关系，已从最初的敬畏变成了近乎“剑拔弩张”。我年轻气盛，渴望证明自己，拼命地学习、实践，加班加点处理伤情、死因鉴定、参与痕迹提取、撰写报告，技术活儿上自觉也算得上手快了。然而，迎接我的，始终是他那张紧绷的脸和不咸不淡、甚至带着刺的冷水：“就这？”“还差得远。”“细节呢？法医是讲证据、讲细节的！”“别以为会点操作就了不起了。”仿佛无论我交付什么，在他眼中都蒙着一层“不够格”的灰。那些被泼下的冷水，一次次浇灭我心头燃起的热情火苗。
挫败感像藤蔓般缠绕上来：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刑侦队的法医？我的存在，是不是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错误？
工作上陷入泥潭般的自我否定，生活也似乎归于沉寂。何妍在大学那片广阔天地里如鱼得水，假期也鲜少回来了。那些曾让心跳失序的蛋糕香气和栀子花香，仿佛也随着她的远离，沉淀到了记忆角落，成为了一个遥远却清晰的符号。
2013年的春天，南城检察院一位资深法医退休。在一次前往检察院交流疑难案件的间隙，检察长——一位对我工作能力颇有好感的长者——私下问我：“小贝，有没兴趣到我们这边来？法医岗，也兼点法警的活儿。”
那时，对王哥的不满正达到顶点。这突如其来的橄榄枝，像一道划破阴霾的光。几乎没做多想，带着一种近乎逃离的决绝，我点了点头：“好，我愿意试试。”
一周后，检察院的借调函正式到达局里。在陶然难以置信的眼神和其他同事不解的注视中，我沉默地收拾起个人物品，告别了刑侦大队，前往南城检察院司法警察大队报到。新的岗位果然身兼数职：法医的严谨分析不能丢，法警的日常勤务也得扛。适应期的忙碌，像一道无形的屏障，让我与陶然、何泉的见面骤然减少。偶尔匆匆一聚，话题也多是围绕着各自新环境下的烦恼打转。
一次难得的碰面，何泉脸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光彩：“贝贝，我准备和李所结婚了。”
陶然坐在一旁，嘴角挂着一丝难以名状的笑意。我知道，何泉和那位乡镇所长的恋情，在局里是闲言碎语的佐料，在何家更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我一时语塞，涌上心头的祝福卡在喉咙里，最终只化作一个无声却用力的点头。
“我也谈恋爱了，贝贝。”陶然冷不丁地插话。
“啊？！”这个消息比何泉的婚讯更让我猝不及防，“你……你也谈了？”
“对啊！”陶然把脸凑近，带着审视的目光，“倒是你！都27了！你到底喜不喜欢男的啊？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语气激动起来。
“我……”我下意识地回避着她灼灼的目光，“我也不知道……好像……就是不太想谈。”
“不是也有局里的小伙子跟你示好吗？听说还有检察院新来的同事打听你？”何泉也加入“逼供”行列，语气同样激动，“咱们‘南城姐妹淘’可就剩你一个孤家寡人了！你得抓紧啊！”
“咳，”我清了清嗓子，努力摆出一副正经又无奈的样子，“真是不想，现在新岗位事儿多，光是应付工作就很吃力，实在……分不出心思。”
“行吧行吧，工作狂！”何泉笑着放过我，转而正色道，“说好了啊，陶姐、贝贝，我的婚礼，你们俩必须是我的伴娘！”
“那必须的！”我和陶然异口同声，用力点头。看着何泉脸上真切的幸福，那份光芒似乎也短暂地驱散了我心头的阴霾。
“对了贝贝，”何泉像是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我的婚礼，你能不能……穿裙子啊？我都没见过你穿裙子什么样儿呢？”
“啊？”我顿时有些窘迫，挠了挠头，“我真不习惯……初中以后就没碰过那玩意儿了。”
“嗐！算了吧！”陶然在一旁毫不留情地吐槽，“就她这架势，穿上也像金刚芭比套麻袋！别折腾她了，省得把新郎那边亲戚吓着！”
“陶然！！”我简直想给她一脚。
陶然大笑着躲开，忽然又转向何泉：“对了，你结婚这么大的事，妹妹肯定得回来吧？话说……好久没见你妹了。”
“肯定得回啊！”何泉点头，“天天就知道跟朋友在大学里疯玩，电话都打得少。不过这种正经事，必须回来给她姐捧场！”提起何妍，何泉的语气里也掺进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姐姐式的抱怨。
才刚上大一的小朋友，爱玩爱闹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我在心里默默为那个在记忆中依然明亮的身影辩解。
只是，那个高三暑假里，那些带着甜味和花香的片段，那些曾让我心湖微澜的试探和亲近……
大概，真的只是我会错意了吧？也许，那不过是青春少女一时兴起的善意，或是对一个“特别”职业的好奇投射。而我，在那个特定的疲惫与迷茫时段，自作多情地，赋予了一些它本不存在的意义。
风吹过，带来一丝若有似无的凉意。心头那曾经翻涌的迷茫和悸动，似乎也在这一年多独自前行的日子里，被现实的忙碌与距离，悄然抚平了棱角，沉淀为一段带着暖意却不再困扰的过往。像一枚投入深潭的石子，涟漪散尽，终究恢复了平静的水面。只是那潭水深处，是否还存留着未消散的微澜？我轻轻呼出一口气，未再去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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