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周满仓）说，清荷姨的手，是弹琵琶的手，也是塞糖的手。
那年腊月的风，像后娘抽在光脊梁上的藤条，带着响哨，能把人骨头缝里的热气都抽干。他和水生叔缩在南京城根脚一段塌了半边的风火墙底下，败兵像决堤的浑水，裹着哭嚎和硝烟味儿，没头苍蝇似的乱撞。爸爸那时还是个“幺娃”，冻得牙齿磕得山响，人缩成一团，感觉魂儿都要从嘴巴里飘出去了。水生叔把身上最后一件露棉絮的烂坎肩也扒下来，硬裹在爸爸身上，自己只剩件单褂子，嘴唇冻得乌紫，摸摸索索掏出半块硬得像石头的椒盐锅盔，掰了指甲盖大的一点点塞进自己嘴里，剩下的全塞给爸爸。
“龟儿子！吃！吃下去！死不了！”水生叔骂着，声音劈了岔，像破锣，“等打跑鬼子，哥带你回渠县，老子讨个婆娘，你也讨一个，咱兄弟伙生一窝崽崽！吃香喝辣！”
就在爸爸抖着手，想把那点救命的锅盔渣渣往嘴里塞的时候，几个穿着厚实棉袍、头上身上带着香风的女人，急匆匆从他们藏身的断墙前跑过。雪粒子扑在她们脸上。抱着琵琶的那个姑娘（爸爸后来才晓得那就是清荷姨），脚步猛地顿了一下。爸爸说，他永远忘不了那双眼睛，黑沉沉的，像老家深冬夜里结了冰的堰塘，没什么温度，就那么平平地扫过来，扫过水生叔冻得发青的脸，扫过他自己身上那件大得离谱、破得露风的夹袄。
“清荷！作死啊！快些！”前面那个穿绛红旗袍、走路带风的利索女人（陈三娘）回头低喝了一声。
清荷姨像是被惊醒，飞快地收回目光，低下头，抱着琵琶紧走几步，跟着前面的人影，闪进了不远处一座门脸气派、挂着“醉仙楼”三个描金大字的楼里。那扇厚重的朱漆大门在她身后迅速合拢，隔断了外面的风雪和狼狈。
水生叔当时死死盯着那扇关上的门，捏着拳头，半天没吭声。爸爸只记得水生叔的牙关咬得死紧，腮帮子上的肉棱子都鼓了起来。
隔了两天，风雪更大了，炮声也更近了，闷雷一样捶打着城墙。醉仙楼那扇门，竟然又悄没声息地开了条缝。一个梳着双丫髻、脸冻得通红的小丫头（刘妈的孙女小芸）探出头，眼睛滴溜溜转，朝着他们藏身的角落飞快地招手。水生叔拉着爸爸，踩着没脚脖子的雪，深一脚浅一脚挪过去。
门缝里递出来两个沉甸甸的粗布包袱。小丫头的声音又细又急，带着寒气：“三娘让给的……快走！莫回头！”话音没落，门就“哐当”一声合紧了，严丝合缝。
包袱抖开，是两件簇新的、厚墩墩的棉袄，针脚密得能藏住米粒，摸着又软又暖。还有两双结实的千层底布鞋，鞋底硬邦邦，鞋帮子纳得扎实。最底下，垫着一小卷用褪色的红纸仔仔细细卷好的银元。
“幺娃，记住这地方，记住这些……姐姐。”水生叔的声音哑得厉害，他捏着那卷银元，指节泛白，抬头望着醉仙楼那高高的、沉默的墙头，眼睛里像烧着两团火，又像是结着冰，“袍哥人家，讲究个义字。这恩情，记到骨子里！”他帮爸爸把厚实的新棉袄套上，新布鞋穿上。那暖和气儿瞬间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冻僵的骨头缝都舒展开了。爸爸说，他当时眼泪水不听话，啪嗒啪嗒就砸在了雪地里。
水生叔自己也套上棉袄鞋子，整个人似乎都拔高了一截，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他拍了拍胸脯，那卷银元被他贴身藏得严严实实。“走！有这身行头，有这口气，跟哥打鬼子去！往死里打！”
他们逆着溃散的人流，重新扎进漫天的风雪和炮火里。水生叔又哼起了那调子：“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声音不高，却像根绷紧的弦，稳稳地穿透了呼啸的风雪。爸爸说，那新棉袄新布鞋，像是给了他们一层铁打的盔甲。
爸爸关于清荷姨的记忆，到那扇门关上，就断了。剩下的碎片，是后来水生叔在行军路上、在战壕里，断断续续讲给他听的。
水生叔说，清荷姨的琵琶弹得极好，不是那种软绵绵的江南小调。她指头上有厚厚的茧子，虎口尤其硬，那是下了死功夫磨出来的。醉仙楼里的丝竹管弦，多半是给那些脑满肠肥的客人助兴，带着脂粉气。但清荷姨弹琴时，眼神是空的，像是透过雕花的窗棂，看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看到了渠江的水，或者东北的雪原。她指下的弦音，有时候铮铮的，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硬气。
水生叔还说，清荷姨腕子上，常年戴着一枚磨得光溜溜的子弹壳，用一根褪色的红绳系着，像个不起眼的镯子。那子弹壳，是水生叔第二次见到清荷姨时给的。
那是1938年初，南京城破后不久，水生叔所在的小股部队奉命在南京外围袭扰，传递情报。一次执行任务，为躲避鬼子巡逻队，他慌不择路，翻进了醉仙楼的后院。那时醉仙楼早已不复往日繁华，门窗破败，院子里积着厚厚的灰。水生叔躲在假山石后头，正心急如焚，却听见一阵极轻的脚步声。他握紧了枪，屏住呼吸。
来的正是清荷姨。她穿着一件半旧的素色夹袄，怀里抱着琵琶，脸色苍白，眼神却比水生叔记忆中更沉静，像深潭的水。她显然也吓了一跳，看清是水生叔后，紧绷的身体才稍稍放松。她没说话，只飞快地扫了一眼院墙外，然后朝水生叔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跟自己走。
水生叔跟着她，七拐八绕，悄无声息地溜进了后厨。灶台后面，一块不起眼的青石板被她费力地移开，露出一个黑黢黢的洞口，一股浓重的霉味和灰尘气涌了出来。
“下去！快！”清荷姨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不容置疑的急促。
水生叔来不及多想，矮身钻了进去。地窖不大，阴冷潮湿，堆着些杂物。清荷姨在上面把青石板推回原位，只留下一道极细的缝隙透气。
“莫出声！鬼子……常来！”她的声音从缝隙里传来，闷闷的。
水生叔蜷在地窖的黑暗里，能听到外面隐约传来的皮靴踏地和鬼子叽里咕噜的呵斥声。他大气不敢出，心提到了嗓子眼。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嘈杂声才渐渐远去。又等了好一阵，青石板才被再次移开。
清荷姨的脸出现在洞口的光线里，依旧苍白，额角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她朝水生叔伸出手，把他拉了上来。
“多谢……清荷姐！”水生叔喘着气，心有余悸，声音干涩。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上，想找点东西答谢，却发现自己除了枪和几发子弹，身无长物。他窘迫地抠了抠后脑勺，最后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了那枚他一直带着的、磨得锃亮的黄铜子弹壳——那是他第一次上战场，从打死的鬼子枪里退出来的，一直当个念想留着。
“这个……不值钱……清荷姐，你拿着……防身也好……”水生叔把那枚子弹壳塞进清荷姨冰凉的手里，笨拙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们……我们川军，一定打回来！”
清荷姨低头看着掌心里那枚小小的、带着体温的子弹壳，黑沉沉的眼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波动了一下，像投入石子的深潭。她没说话，只是慢慢收拢手指，将那枚子弹壳紧紧攥在手心。她抬起头，看着水生叔，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极轻微地点了下头。
水生叔说，他离开醉仙楼后墙时，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清荷姨还站在那破败的后院门边，穿着素色的夹袄，身影单薄得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叶子。她一只手紧紧攥着琵琶的琴颈，另一只手，则死死地按在胸口——那里，贴身藏着水生叔给她的那枚子弹壳。她的目光穿过院墙的缺口，投向灰蒙蒙的、炮火连天的天际，那眼神里，不再是空茫，而是一种近乎冰冷的、坚硬的决绝。水生叔心头猛地一沉，那眼神，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生疼。
“清荷……”水生叔喃喃地喊了一声，声音低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清荷姨似乎听见了，或者只是感觉到了他的注视。她没有转头，只是那只按在胸口的手，攥得更紧了，指节都泛了白。然后，她决然地转过身，抱着琵琶，一步一步，走回了那死寂、破败的醉仙楼深处，身影很快被昏暗的门洞吞噬。
水生叔说他后来在战场上，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清荷姨最后那个攥紧胸口、决然转身的背影。那枚小小的子弹壳，成了扎在他心上的刺。
关于清荷姨的结局，爸爸说，他是在很多年后，从一位侥幸活下来的、当年也在醉仙楼帮佣的老婆婆（刘妈）嘴里听到的。那是在一次民间组织的抗战史料收集会上，刘妈已经老得不成样子，说话含混不清，断断续续。
刘妈颠来倒去地说：“作孽哦……作孽哦……三娘硬气……清荷也硬气……”
她说，1939年春天，鬼子在南京城里像疯狗一样到处嗅探，搜捕所谓的“反日分子”。不知怎么的，醉仙楼被人点了眼药（告密），说这里窝藏“抗日分子”，传递情报。
一天夜里，醉仙楼被鬼子兵围得水泄不通。陈三娘穿着她那身标志性的绛红旗袍，被刺刀逼着站在大堂中央。鬼子军官叽里咕噜地吼叫着，翻译官在旁边恶声恶气地逼问：“说！谁给游击队送过信？谁藏过□□兵？”
陈三娘只是冷笑，下巴抬得高高的，一句不答。
鬼子军官暴怒，一挥手。几个如狼似虎的鬼子兵就冲上去，把楼里的姑娘们一个个拖出来，拳打脚踢，逼问。凄厉的哭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
混乱中，清荷姨被一个鬼子兵从角落里粗暴地拖了出来，她怀里的琵琶摔在地上，琴弦崩断，发出刺耳的哀鸣。
“你的！良民证的有没有！”鬼子兵用生硬的中国话吼道，刺刀几乎要戳到清荷姨的脸上。
清荷姨没说话，只是低着头，身体微微颤抖着。她的一只手，死死地按在胸口——那个位置，贴身藏着水生叔给她的子弹壳。
鬼子军官似乎注意到了她这个动作，狐疑地眯起眼睛，示意士兵上前搜查。
就在那个鬼子兵的手即将碰到清荷姨衣襟的瞬间！一直沉默的清荷姨猛地抬起了头！刘妈说，那一刻，清荷姨的眼睛亮得吓人，像烧着两团火，又像淬了冰的刀子！她不知从哪里爆发出的力气，猛地挣脱了抓住她的鬼子兵，像一道闪电般扑向那个鬼子军官！
“小鬼子！我日你先人——！”
一句用尽全身力气、带着浓重川渝腔调的怒骂，像惊雷一样炸响在混乱的大堂里！所有人都惊呆了！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清荷姨的手从怀里掏了出来！她手里攥着的，不是枪，也不是刀，而是一块小小的、金黄色的东西！
刘妈浑浊的老眼里涌出泪水，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是……是块梨膏糖……三娘藏起来……最后……最后几块……”
清荷姨把那块梨膏糖，用尽全力，狠狠地砸向了那个鬼子军官的脸！
“砰！”
枪响了！几乎是同时！不止一声！
清荷姨的身体猛地一震，像一片被狂风撕碎的落叶，向后倒了下去。鲜红的血，迅速在她素色的夹袄前襟洇开，像一朵骤然绽放的、凄厉的花。
那块金黄的梨膏糖，在空中划过一个短促的弧线，“啪嗒”一声，落在光洁的地板上，摔成了几瓣。碎裂的糖块边缘，很快沾上了从她身下蔓延开来的、暗红色的血。
刘妈哭得喘不上气，反复念叨：“她……她倒下去的时候……手还死死地……死死地按在……胸口上……那里头……肯定……肯定是那个子弹壳……”
爸爸说，刘妈讲到这里，就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老泪纵横，反复地说：“硬气……都硬气……”
水生叔没能活着听到清荷姨的结局。他在台儿庄的焦土上，化成了一缕英魂。那枚他留给清荷姨的、磨得光滑的黄铜子弹壳，终究没能护住那个在风雪中塞给他一块梨膏糖的姑娘。
爸爸后来辗转托人打听过，醉仙楼在那次劫难后，就被鬼子一把火烧了，烧得只剩断壁残垣。陈三娘、清荷姨、小芸……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都化作了秦淮河呜咽水流里的一个泡影，化作了南京城灰烬里的一粒尘埃。
我坐在灯下，面前摊着泛黄的采访笔记、模糊的老照片复印件、爸爸絮絮叨叨的录音带，还有从档案馆里抄来的、字迹潦草的旧时记录。爸爸的川渝方言还萦绕在耳边，水生叔在回忆里年轻而鲜活的脸庞似乎就在眼前晃动，刘婆婆含混不清的悲泣也穿透了时光。所有关于清荷姨的碎片，那些坚硬的、冰凉的、带着血色的碎片，在我手中艰难地拼凑着。
窗外的南京城，华灯初上，车流如织。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城，在新世纪的暖风里安静地呼吸着。我推开窗户，冬夜清冷的空气涌入，带着一丝隐约的、属于这座城市的复杂气息。远处，秦淮河的方向，灯火璀璨，画舫游弋，隐约传来丝竹管弦的悠扬乐声。那乐声飘荡在流光溢彩的水面上，温柔地抚平着历史的褶皱。
我轻轻合上笔记。清荷姨的故事，连同那个风雪交加的秦淮河畔，那些在绝境中挣扎、在黑暗中闪耀的人性微光，暂时栖息在了这薄薄的纸页间。
清荷姨，水生叔，三娘，小芸……那些冰冷的名字，那些滚烫的魂魄。秦淮水暖，河灯依旧，愿你们安眠。
——周燕写于一九八七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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