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满仓，水生哥喊我“幺娃”，川东渠县山坳坳里爬出来的泥巴崽儿。水生哥比我大两岁，瘦得跟麻杆似的，眼睛却亮得像落过雨的星子。他教我哼那些川渝娃儿才晓得的调调，在行军草鞋磨破脚底板、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夜里：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家打毛铁……”调子拖得老长，裹着渠江的水汽，也裹着家乡那点暖烘烘、毛茸茸的念想。
这念想，早就碎得连渣渣都不剩了。
屋头遭了兵灾，爹娘倒在血泊里，眼珠子都没闭。我拖着吓傻的妹娃子投奔山外的叔婶。龟儿老天不开眼！还没走到地头，几架铁乌鸦（飞机）就下蛋（投弹）了，轰隆一声，叔婶那间茅草棚子就变成了冲天的火把，妹娃子细弱的哭声被火舌一口吞了。我趴在烂泥沟里，指甲抠进泥巴，抠出了血，硬是没哭出一声。那年，我十岁。渠江的水，在我心里冻成了冰坨坨。
后来跟着流民跑，像条野狗。再后来，遇上了穿草鞋、戴斗笠的川军队伍。水生哥把我从死人堆里扒拉出来，他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破军装裹在我身上，带着汗味和血腥气，却是我这几年头一回尝到的暖和气。“幺娃，跟哥走，打鬼子！给爹娘叔婶妹娃子讨个公道！”他嗓子哑得跟破锣一样，眼睛里的光却烫人。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他那根麻杆似的手臂。
队伍开拔，一路往东，朝着炮火最凶的地方顶。37年冬天，那风跟刀子似的，专往骨头缝里钻。我们这些补充兵，脚上裹着破布烂草，身上的单衣薄得像纸，冻得牙齿打架，浑身青紫。路过南京城边上，离那炮声震天的城墙还有老远，就被散兵、难民、哭嚎裹挟着，稀里糊涂退到了秦淮河边。败兵像潮水一样退下来，丢盔卸甲，满脸的惊惶和麻木，把个好好的江南水乡踩成了烂泥塘。水生哥紧紧攥着我的手腕，生怕我被这乱流冲散了。我们缩在一处断墙根下，饿得眼冒金星，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人都快冻硬了。
“哥……我……我怕是熬不过今晚了……”我牙齿磕得咯咯响，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意识模糊里，好像又看见了爹娘和妹娃子站在暖烘烘的灶火前，锅里咕嘟着红苕稀饭。
水生哥没吭声，只把他那件更破的夹袄脱下来，不由分说裹在我身上，自己只剩一件露着棉絮的烂坎肩。他摸摸索索，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个东西，硬塞进我冻僵的手里。
是半块硬邦邦、冷得像石头的锅盔，椒盐味儿的，边角都磨秃了。他省下来的口粮。
“龟儿子！说啥子丧气话！吃！吃下去就有力气！”他骂着，声音也打着颤，“等打跑了鬼子，哥带你回渠县，老子讨个婆娘，你也讨一个，咱兄弟伙吃香喝辣，生一窝崽崽！”他咧着嘴笑，那笑在冻得发青的脸上显得格外用力，也格外难看。他把那半块锅盔掰得更小，自己只捏了一丁点碎渣放进嘴里，剩下的全塞给我。
就在这时，几个穿着厚实棉袍、脸上抹着脂粉、走路带着香风的女人急匆匆从我们缩着的断墙前跑过。其中一个姑娘，抱着把琵琶，脚步顿了一下。她看到了缩在墙角、抖成一团的我和水生哥，尤其是我身上那件明显大得不合身、破得不成样子的夹袄。她那双眼睛，黑沉沉的，像深潭的水，没什么表情，只飞快地扫了我们一眼，又快步跟上前面那个穿绛红旗袍、走路带风的利索女人（后来才晓得那是陈三娘），闪进了不远处一座挂着“醉仙楼”牌子、大门紧闭的楼里。
隔了不到两天，炮声更近了，天像漏了一样往下倒雪粒子。醉仙楼那扇厚重的朱漆大门竟悄悄开了条缝。一个梳着辫子、眼睛圆溜溜的小丫头（后来听说是厨房刘妈的孙女小芸）探出头，飞快地朝我们躲藏的角落招了招手。水生哥警惕地拉着我挪过去。
门缝里递出来两个粗布包袱。小丫头声音细细的，带着点怯：“三娘让给的……快些走！”没等我们看清她的脸，门又迅速合上了。
包袱沉甸甸的。抖开一看，水生哥和我都愣住了。里面是两件厚实的新棉袄，针脚密密实实，摸着就暖和。还有两双崭新的千层底布鞋，底子纳得硬邦邦。最底下，竟然还有一小卷用红纸仔细包好的银元！
水生哥捏着那卷银元，指关节都泛白了，半天没说话。他猛地抬头，望向醉仙楼那紧闭的、在风雪中显得格外沉默的高墙，嘴唇抿成一条线。我慌慌张张把棉袄套上，那暖和气儿瞬间从四面八方裹上来，冻僵的骨头缝里都像有小火苗在滋滋地烤。我低头看着脚上那双簇新的、合脚的布鞋，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滚了下来，砸在雪地里，烫出一个小坑。
“哥……”我哽咽着，说不出别的。
水生哥用力抹了把脸，把那卷银元仔细揣进怀里最贴身的地方，声音哑得厉害：“幺娃，记住这地方，记住这些……姐姐。袍哥人家，讲究个义字。这恩情，记到骨子里！”他帮我紧了紧崭新的棉袄领子，眼神像淬了火的刀子，“走！有这身行头，有这口气，跟哥打鬼子去！往死里打！”
我们穿着醉仙楼给的棉袄和布鞋，踩着厚厚的积雪，逆着溃败的人流，重新扎进了漫天硝烟里。那棉袄厚实，挡住了刺骨的寒风；那布鞋合脚，走起路来稳稳当当，再不怕烂泥和碎石硌脚。怀里揣着的银元，更是沉甸甸的底气。水生哥哼着“张打铁”的调子，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像一根绷紧的弦，在风雪和炮火中穿行。
38年春天，台儿庄。那仗打得天昏地暗，土都让血泡成了泥浆。鬼子的炮火犁地一样一遍遍翻过阵地。水生哥就在我前头不远，他像头小豹子，咬着牙，顶着弹雨往前冲，草鞋踩在血泥里，溅起暗红色的浆子。他手里攥着的，还是当年那把老套筒。
“幺娃！跟紧老子！”他嘶吼着回头，脸上全是烟灰和血污，只有那双眼睛，亮得吓人。
轰隆一声巨响！地皮猛地一颤！刺眼的火光和浓烟猛地腾起，瞬间吞没了水生哥瘦高的身影！巨大的气浪把我狠狠掀翻在地，耳朵里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见了。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滚烫的泥沙碎石劈头盖脸砸下来。
“哥——！”我撕心裂肺地嚎叫，连滚带爬地扑过去。硝烟散开一点点，只看见一个焦黑的弹坑，几片染血的破布条挂在焦糊的土块上，旁边散落着半只炸烂的草鞋……还有一枚被熏得乌黑、却依旧闪着一点暗黄光泽的子弹壳，孤零零地躺在血泥里。
我扑过去，把那枚还带着余温的子弹壳死死攥在手心，滚烫的泪水混着脸上的血污泥沙，砸在上面。水生哥没了。那个说要带我回渠县讨婆娘、生崽崽的哥，没了。台儿庄的焦土上，只剩下一个叫周满仓的孤魂野鬼，攥着哥哥留下的唯一念想。
后来，我像水生哥当年拽着我一样，跟着残存的弟兄们继续往南打。打鬼子，打完了鬼子又打解放战争。子弹壳我一直贴身藏着，磨得光滑冰凉。无数次摸到它，就像摸到水生哥最后塞给我的那半块椒盐锅盔，摸到醉仙楼门缝里递出来的厚棉袄和布鞋，摸到那个抱着琵琶的姑娘黑沉沉的一瞥。这冰凉的东西，是扎在我心口的一根刺，也是顶着我脊梁骨的一根柱子。
1949年10月1号，北京城的天，蓝得像水洗过的玻璃。满大街都是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口号声震得人耳朵发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那声音从铁皮喇叭里传出来，带着电波的滋啦声，却像惊雷一样炸在每个人心上。我站在人堆里，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前别着崭新的“解放华中南纪念章”。周围是山呼海啸般的欢呼，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笑，在哭，在跳，在拥抱。我咧着嘴，也想笑，可脸上的肌肉僵硬得很，喉咙里堵着东西，**辣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滚了下来，止都止不住。我用力抹着脸，仰头去看那瓦蓝瓦蓝的天。水生哥，爹娘，叔婶，妹娃子，你们看到了吗？天亮了！真的亮了！
挤过欢腾的人潮，街角一个挑担子的小贩在吆喝：“梨膏糖！南京老字号梨膏糖！甜到伤心处咯！”担子一头挂着的玻璃匣子里，金灿灿的梨膏糖方方正正，码得整整齐齐，甜香丝丝缕缕地飘过来。
心头猛地一撞！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擂了一下。那香味，穿透了震耳欲聋的欢呼，穿透了十几年的硝烟血火，直直地勾住了魂魄深处最痛的疤。
“老板，来一包！”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发飘。递过去几张新崭崭的“人民币”，换回一个沉甸甸的油纸包。
回到家，屋里也暖洋洋的。婆娘在灶房忙活，炖肉的香气飘出来。五岁的幺女燕子像只花蝴蝶，穿着新做的碎花小褂，扑腾着跑过来，一把抱住我的腿，仰着小脸笑：“爸爸！糖！燕子闻到糖香香了！”
“小馋猫！”我笑着，蹲下身，剥开油纸包。金黄色的梨膏糖方方正正，在光下闪着温润的光泽，那股甜香更加浓郁了。我掰下一小块，塞进燕子迫不及待张开的小嘴里。
燕子含着糖，大眼睛幸福地眯成了月牙儿，腮帮子一鼓一鼓，忽然就含含糊糊地哼唱起来，是隔壁婆婆教的调调：“城门城门鸡蛋糕（几丈高）？三十六蛋糕（丈高）！骑白马，带把刀，走进城门滑一跤……”童稚的歌声在温暖的屋子里飘荡，带着无忧无虑的甜。
我的手指还捏着一块梨膏糖，正要往自己嘴里送。那甜腻的香气钻进鼻腔，燕子哼唱的童谣钻进耳朵……时间，在这一刻毫无预兆地凝固、碎裂！
眼前燕子天真无邪的小脸猛地模糊、褪色，像被水洇开的墨。另一个场景无比清晰地撞了进来：刺骨的寒风卷着雪粒子，醉仙楼紧闭的朱漆大门开了一条缝，一只纤细、冻得发红的手飞快地伸出来，硬生生将一块金黄色的梨膏糖塞进我那只裹着破布、冻得乌青的手里。雪花落在那只手上，又迅速被体温融化。我惊愕地抬眼，只对上大门合拢前匆匆一瞥——门缝里，一张苍白清秀的脸，眼睛黑沉沉的，像深不见底的寒潭，里面没有笑意，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悲悯和决绝。是那个抱着琵琶的姑娘！清荷姐！
指尖捏着的那块梨膏糖，突然变得滚烫，烫得我手指一哆嗦。燕子还在无忧无虑地哼着走调的童谣：“……走进城门滑一跤……”
我怔怔地看着手里这块金黄的糖，又缓缓抬头，目光穿过窗户，仿佛要穿透这欢庆的节日气氛，穿透十几年的血雨腥风，落回秦淮河边那座飘摇的青楼，落回那个大雪纷飞的绝望时刻。那个塞给我糖的清荷姐，那个挡在地窖前穿绛红旗袍的陈三娘，那个给我棉袄布鞋的醉仙楼……她们，又在哪里呢？
燕子哼唱的童谣还在继续，带着新生活的甜。而我，慢慢地把那块梨膏糖放进了自己嘴里。一股浓郁得化不开的甜味在舌尖弥漫开来，甜得发齁，甜得……发苦。
窗外，新中国的阳光正好，明晃晃地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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