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女x迷茫神父
战时背景，应该算是青梅那一篇的联动或者补充番外，可以把青梅的看完再看这一篇。
*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
雨下得像是整个世界都要被泡发了。
亨德森神父的棺材落进坑里时，发出的那声闷响，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不是“咚”的一声，而是“噗”的一声，好像这片贪婪的土地，张嘴吞下了一点最后属于英格兰的东西。
泥水迅速漫过了棺木的顶部，淹没了那粗糙的木纹。我手里那本湿透了的《圣经》，重得快要拎不住。我该念点什么的。
“尘归尘，土归土——”
可我张不开嘴。雨水顺着我的头发流进脖子，冰冷，黏腻，像这整个该死的日子。
围在墓坑边的几个村民，穿着蓑衣，沉默得像山上的石头。他们来看这个老洋人下葬，眼神里有点好奇，有点怜悯，但更多的是漠然。对他们来说，他只是又一个死在了异乡的人，和那些死在逃荒路上的人没什么不同。仪式结束了，他们点点头，深一脚浅一脚地消失在灰蒙蒙的雨幕里，回去照看他们的田和牛。
只剩下我。
我站在这里，站在中国腹地这片不知名的山丘上，守着一座新坟。雨声哗哗作响，盖过了一切，也盖过了我心里那点微末的、早已摇摇欲坠的祈祷。
老亨德森把我带来这里。他说这里是需要上帝光辉的地方，说这里有迷途的羔羊。可现在，他自己先被黄土埋了，留下我，一个连自己都快信不下去的蹩脚货色，对着一群根本听不懂“阿门”的羔羊。
我对他那套东西从来就不那么热忱。我来，或许只是因为肯特郡的阴雨同样让人窒息，而东方的苦难听起来至少比较…遥远。
像一场冒险。
现在冒险结束了。现实像这冷雨一样拍在我脸上。
我回到教堂——说是教堂，其实更像是一座废弃祠堂改的，十字架挂得不伦不类，散发着老木头和霉斑混合的气味。空气里还残留着一点消毒水的味道，那是老亨德森最后几天躺在这里时留下的。
我脱下湿透的黑袍，它沉甸甸地搭在椅背上，像一只死去的乌鸦。
炉子冷着。我不想生火。
我就这么坐着，听着屋顶永无止境的漏雨声，嘀嗒，嘀嗒，计算着我被遗弃在此地的分秒秒。
上帝沉默着。
而我，除了手里这本湿漉漉的、无关紧要的书，一无所有。
*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二日
雨终于停了。泥土的腥气混着腐烂稻草的味道，从窗外一股脑地涌进来，浓得化不开。
我今天必须去村里一趟。老亨德森之前定期会给几个最穷的人家发一点玉米面，这事现在落在了我头上。我拎着那袋沉甸甸的面粉，感觉它比我的《圣经》实在得多。
孩子们看见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窝蜂地围上来，喊着“洋神父！洋神父！”了。他们只是停下来，隔着几步远的距离，用黑溜溜的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我，然后一扭头跑开。他们知道那个总是笑呵呵、口袋里有时会有水果硬糖的老神父不见了。
我敲开第一家的门。一个老婆婆，沟壑纵横的脸像这山地的缩影。她看到我，又看看我手里的面袋，明白了。她没说话，只是双手合十，对我拜了拜，不是基督教的那种，是这里人拜菩萨、拜祖宗的那种。一种通用的、对某种模糊善意的感激。
我笨拙地把面袋递过去，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堵住了。她接过，又拜了一下，门就轻轻关上了。自始至终，沉默无声。
我站在那扇斑驳的木门前，感觉自己像个送错的邮差。
回去的路上，经过村头那棵巨大的老槐树。树下总是聚着人。今天也不例外。但我看见人群中间，蹲着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年轻女人。
她没穿蓑衣，只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裤腿挽到小腿，赤着脚，脚上沾着新鲜的泥巴。她正抓着一个老人的脚，那脚底板一道深口子，红肿不堪。她身边放着一个破旧的藤箱，里面是些瓶瓶罐罐和草叶。
她低着头，动作利落得像在收拾一条鱼。用清水冲洗，捣碎草药敷上去，然后用看起来不算太干净的布条飞快地包扎好。整个过程，老人龇牙咧嘴，却一声没吭。周围的人都屏息看着。
她包扎完，抬起头，撩了一下滑到额前的头发。我看到了她的脸。很年轻，甚至可以说清秀，但眼神却有一种不符合年龄的沉静和…疲惫。她开口对那老人的家人嘱咐着什么，语速很快，声音不高，却有种不容置疑的力道。
我像个傻瓜一样站在路边看着。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忽然转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那眼神没有任何情绪，只是短暂地在我陌生的脸孔和身上的黑袍停留了一秒，就像看一棵树、一块石头，然后毫无波澜地移开了，继续收拾她的藤箱。
她提起箱子，赤脚踩过湿漉漉的石板路，走向下一户人家。村民们自然地给她让开路，眼神里带着一种对老亨德森截然不同的、更为实际的尊敬。
我忽然觉得，我手里曾经视若珍宝的经卷，我学了好几年的那些深奥教义，在她那双沾着泥污、能迅速解除痛苦的手面前，显得无比苍白。
上帝或许真的存在。
但祂大概不会穿着黑袍站在漏雨的教堂里。祂可能正赤着脚，走在泥泞的田埂上，背着一个装满草药的破箱子。
而我，只是迷路了。
*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
教堂的米缸快要见底了。老亨德森似乎从未记录过这些琐事，或者他自有办法。而我，对着空荡的缸底，第一次感到胃里传来一种实实在在的恐慌。信仰不能果腹。
我必须去镇上。去找教会的办事处，或者任何一个能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办的人。我把最后几枚铜板揣进兜里，锁上了那扇其实什么也防不住的门。
去镇上的路泥泞不堪，被前几日的雨水泡发了，每一步都像要拽掉我的鞋。独轮车压出的深辙里积着浑浊的水，倒映出铅灰色的天空。这条路，老亨德森带我走过一次，那时他觉得一切充满希望，指着路边的稻田和水牛，努力向我解释这片土地的脉搏。
现在我独自走着，只感到它的沉重和陌生。
镇子比村里多了几分嘈杂的生气。茶馆里坐着穿长衫的人，小贩在吆喝，空气中混杂着桐油、汗水和某种油炸食物的腻人香气。我凭着模糊的记忆找到那条巷子，一栋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门口挂着的木牌上，字迹已有些模糊。
我推开门，里面一股旧纸张和灰尘的味道。一个戴眼镜的中国办事员从账本后抬起头，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一种程式化的、略带疏离的同情。
“劳伦斯神父？我们听闻了亨德森神父的不幸，深感哀悼。”
他说着流利的英语，语气平稳得像在背诵。
我说明了来意——补给，经费，以及未来的安排。我是否需要留下？还是会有别人来接替？
他耐心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等我说完，他叹了口气，那口气里充满了现实的重量。
“劳伦斯神父，目前的局势…您知道，并不平静。北边，南边…都在打仗。上面的款项时常中断，运输也极为困难。”
他摊了摊手。
“对于您所在的那个小地方，恐怕…短期内很难有新的支持。”
我的心沉了下去。
他似乎看出我的无措，语气缓和了些：“当然，您个人的安全至关重要。如果您觉得无法坚持，我们可以安排您去长沙，或者更大的口岸城市，那里…”
“不。”这个字脱口而出，快得让我自己都惊讶。我立刻为自己突兀的反应感到尴尬，补充道：“我的意思是…亨德森神父的工作，不能就这样中断。那里还有人…需要帮助。”我想起那个接过面粉沉默叩拜的老婆婆。
办事员推了推眼镜，仔细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仿佛在重新评估我这个过于年轻的神父。
“我敬佩您的决心。”他最后说，但语气里听不出多少敬佩，更多的是事务性的无奈。“我会尽力为您争取一些应急的资金和物资，但请做好等待的准备，并且…不要抱有太高期望。在此期间，您可能需要…自谋一些生计。”
他递给我一个小信封，里面是极少的一点钱。“这是最后一点微薄的经费，请您谨慎使用。”
我捏着那薄薄的信封，它轻得几乎没有分量。走出办事处，镇上的喧嚣瞬间将我吞没。我感到一种比来时更深的茫然。
自谋生计？一个只会念拉丁文祷词和一点粗浅神学的英国人…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是英国人，毕竟被老神父捡到之前，我只是街上要饿死成千上万的孤儿之一…没有人和我一样有一双绿眼睛，谁知道是哪里扔下来的野种？…
我在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能做什么？
回去的路显得更长，更泥泞。我低着头，看着自己沾满烂泥的皮鞋，它们和这片土地格格不入，就像我一样。
快到村口时，我又看到了那个女医生。
她正蹲在河边，不是在洗东西，而是在采挖什么。她专注地辨认着水边的植物，熟练地掐下嫩叶或拔出根茎，抖落泥土，放进身边的藤箱里。阳光透过云层缝隙，短暂地照亮她那片角落，给她周身镀上一层微光。她与这条河、这些泥泞、这些野草是如此和谐，仿佛她就是从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我停下脚步，不敢打扰。
她似乎感觉到了，抬起头。平静无波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这次停留得稍久了一些，或许是因为我脸上无法掩饰的落魄。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低下头，继续她的工作。
我忽然觉得，那个办事处职员说的“自谋生计”，或许并不是要我去镇上找份差事。
它可能意味着，我得学会认识脚下的这些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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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
饥饿是世界上最诚实的哲学家。它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向你提问，不容回避。
米缸彻底空了。最后一把米，我熬成了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喝下去之后，胃里反而更尖锐地叫嚣起来。办事员给的那点钱，在镇上换成了更实在的一小袋米和几块咸菜，但我知道，这支撑不了几天。
老亨德森的书架上除了神学著作，还有几本关于本地植物和民俗的杂书，大概是前任们留下的。我从前从不翻阅，认为与圣言无关，皆是杂学。
现在，我像搜寻圣谕一样急切地翻找它们。纸张脆黄，散发着霉味。我找到了一本薄薄的、没有署名的手册，上面用笨拙的钢笔线条画着各种草、树叶和根茎，旁边标注着奇怪的中文名称和少量英文注释：“清热”、“止痢”、“捣敷外伤”、“可食，味苦”。
“可食”。
我的目光停留在这两个字上。像溺水者抓住了浮木。
下午，我揣着这本小册子，像个蹩脚的侦探，在教堂周围的田埂野地里逡巡。对照着那些模糊的图画，试图在杂乱生长的野草中找到能下肚的东西。我蹲下身，揪下一片叶子，揉碎了闻，又迟疑地放进嘴里咀嚼。苦涩的汁液弥漫开来，让我差点干呕。
这简直是对知识的最大嘲讽。书上轻飘飘的“可食”二字，实践起来却如此艰难而充满不确定性。
“那个吃了会拉肚子，拉到脱力。”
一个声音突然从我身后响起，平静，甚至带着一点淡淡的嘲讽。
我猛地站起身，因为蹲得太久一阵头晕，险些摔倒。她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就站在几步开外，提着她的藤箱，像是刚从地里回来。
她看着我手里攥着的那棵歪歪扭扭的野草，又看看我狼狈的样子和嘴角可能残留的绿色汁液。
“书上是死的。”她说，语气算不上友善，但也并非指责，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很多能吃的，也得会做。泡水，焯过，才能去毒去涩。”
我脸上一阵发烫，手里那棵草扔也不是，拿也不是。在她面前，我总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试图找回一点尊严，清了清嗓子：“我只是…想辨认一下。亨德森神父留下的书…”
她没理会我的辩解，目光落在我手里那本翻开的册子上。她走过来，很自然地从我手里拿过那本书。她的手指粗糙，沾着药渍，却异常灵活，翻了几页。
“这画得不准。”她指着一幅画着三片叶子的草圖，“锯齿画少了。而且，它最好和糯米一起煮，才不会伤胃。”
然后她合上书，递还给我。动作干脆利落。
“你要找吃的，”她看着我的眼睛，那双黑曜石一般沉静的眼睛似乎能看穿我空荡荡的米缸和更空荡荡的胃，“后山坡上有一种蕨菜，这个时候正嫩。还有水边的野茭白，剥开硬壳，里面的芯是甜的。”
她说完，提起箱子转身就要走。
“等…等一下！”我脱口而出，声音有些发干。
她停下，半侧着身子看我。
“苏…苏小姐…”我用了那个她并不喜欢的称呼，她说“小姐”听起来像城里那些搽粉的太太。因为不知道还能叫什么。我试探性的喊着“su…”我试着改正，声音更低了，“你能…教我认一认吗？”
问出这句话，几乎用尽了我所有的勇气。这等于向她，向我曾经认为需要“救赎”的对象，承认我彻头彻尾的无能和依赖。
她沉默地看了我几秒，那眼神像是在权衡什么。最终，她几不可查地点了一下头。
“明天早上，”她说，“带个筐子。”
然后她不再停留，踩过那些我试图辨认的野草，走向村庄深处。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捏着那本无用的书和那棵会让人拉肚子的草。胃里依然饥饿，但某种更尖锐的恐慌，似乎暂时缓和了。明天早上。带个筐子。
我忽然有了一种奇异的、实实在在的期待。
这期待与上帝无关，与蕨菜和野茭白…还有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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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我找到了一个破旧的藤筐，边缘的藤条已经散开。天刚蒙蒙亮，我就等在教堂门口，像个等待老师的小学生。
她来了，准时得如同日出。看到我手里的破筐，她没说什么，只是转身走向后山的小路。我赶紧跟上。
清晨的露水打湿了我的裤脚。她走得太快了，布鞋在湿滑的泥路上稳当得很，我却好几次差点摔倒。她偶尔会停下，不是为我，而是蹲下身，用手指点着某株植物。
“这个，”她掐下一根顶端卷曲的嫩芽，“蕨菜。焯水再炒，或者晒干。”
又走几步，她用脚拨开一片叶子，“它的根，磨粉可以吃，救过荒年。”
在水边，她利落地剥开一个硬壳，抽出里面白玉般的芯，“野茭白。生吃，或者煮。”
她的话很少，每一个词都像石头一样实在。她教我辨认，哪些是能吃的，哪些有毒但能入药，哪些只是无用的杂草。
这不是神学院的知识，这是活命的学问。
我笨拙地跟着学，把蕨菜和茭白放进破筐里。这个过程沉默而专注，几乎带着一种神圣感。当她纠正我摘取的手法时，她的手指偶尔会碰到我的，冰凉粗糙，却让我感到一种奇异的温暖。
回来的路上，我的筐里有了小半筐收获。她突然在一棵老树下停住，指着树皮上附着的一种绿色苔藓状的东西。
“这个，”她说，“‘雷公屎’。下雨后才长。很难采，洗起来更麻烦。但很好吃。”
她顿了顿，补充了一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一句极轻的叹息。“老神父…以前会来问我这个。”
我愣住了，看着她继续前行的背影。原来老亨德森，也曾经像我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学习过如何生存。
中午，我用她教的方法，焯炒了蕨菜。味道苦涩，后味却有一点奇异的甘香。这是我吃过的最艰难，却也最踏实的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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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十月五日
我开始习惯在清晨跟她去辨认植物。日记里不再是虚无的祷文和迷茫，而是渐渐画满了歪歪扭扭的植物图样，标注着“可食”、“清热”、“止血”。
教堂依旧冷清。但我开始用学来的粗浅知识，试着帮村民处理一些极小的问题：用捣碎的草药给小孩敷擦伤的膝盖，告诉他们哪种野果吃了会肚子痛。
他们看我的眼神，渐渐从对一个陌生洋和尚的疏远好奇，变得稍微有些不同。依然不是对神父的敬畏，而更像是对一个…稍微有点用处的傻子的容忍。
怀瑾有时会来教堂。不是来做礼拜，是来借用我的小炉子熬药，或者清洗一些需要干净水源的药材。我们很少交谈。她忙她的，我有时在旁边看医书——她扔给我一本破烂的《本草备要》，比我的神学书有用得多。
一种奇怪的默契在我们之间滋生。建立在泥土、草药和沉默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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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
平静碎裂得毫无征兆。
那天下午，爆竹声在村外炸响，此时的爆裂声不可能是节日的喜庆…它代表着死亡。村民们惊慌地跑回家，紧紧关上木门。
我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教堂那扇从不锁的门被人猛地撞开。两个满身是血和泥土的年轻人搀扶着另一个几乎昏迷的人闯了进来。他们的眼神锐利，充满惊恐和决绝，穿着打补丁但浆洗过的灰布军装。
“医生…找苏医生…”其中一个人喘着粗气，用带口音的官话对我喊。
我愣住了。他们的样子和气势让我心惊。
怀瑾像是早有预感，几乎立刻就从侧门闪了进来。她脸色凝重，看了一眼伤员，没有任何废话。“抬到后面去。快！”她指挥着，声音压得很低，却不容置疑。
她转向我，目光第一次带着一种近乎严厉的请求：“热水。干净的布。还有你之前用的那种止血药粉，全部拿来。别问。”
我冲去烧水，手在发抖。我没有害怕（或许也有点），某种巨大的我无法理解的东西突然砸进了我贫困但平静的生活。
后面几个小时，成了模糊的血腥记忆。昏暗的灯光下，怀瑾的侧脸绷得紧紧的，汗水浸湿了她的鬓角。她没有手术刀，用火烧过的小刀划开伤口，取出了子弹。伤员咬烂了木棍，没有麻药。我按着她的指示，按住挣扎的身体，递上热水和药粉。
空气里全是血和汗的咸腥味。我的黑袍染上了大片大片的暗红，比葡萄酒渍更深，更沉重。
当一切终于结束，伤员昏睡过去，两个护送的人对我们重重抱拳，无声地消失在夜色里。怀瑾瘫坐在墙边，累得几乎虚脱，手指还在微微颤抖。
地上是一片狼藉的血布和污水。
我看着她，看着地上的血，看着自己污秽不堪的黑袍。我忽然明白了她藤箱里那些药是为谁准备的，明白了她偶尔的夜归和疲惫从何而来。
“他们…”我的声音干涩。
“他们是好人。”
她打断我，声音疲惫却坚定。
“他们在为穷人打仗。”
信仰告诉我，要顺从权柄。但眼前的现实是，权柄在追杀这些“好人”，而我在帮他们。
那一夜，我没有祈祷。我只是反复地看着自己沾满血污的手。上帝会如何审判今夜的我？我不知道。但我似乎，触摸到这片土地痛苦而真实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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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
夜闷热，蝉鸣聒噪
地板下的暗格，是我和她共享的第一个秘密。
撬开那几块松动的木板时，灰尘簌簌落下，混合着老木头和潮湿泥土的气味。下面是一个不大的空洞，黑黢黢的，像大地悄然睁开的一只盲眼。我把怀瑾带来的那包东西小心地放进去。不是经书，不是圣器，是绷带，奎宁针剂，还有一小瓶珍贵的磺胺粉。它们用油纸包了好几层，沉默地躺在那里，散发着淡淡的药味和危险的气息。
盖上木板，再用一个破旧的跪凳压在上面。一切恢复原样，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只有我知道，这座祈祷之所的心脏下方，跳动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隐秘的脉搏。
做完这一切，我直起身，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手心里全是汗。热，掺杂着无法忽略的恐惧。每一次敲门声，每一次村口陌生的狗叫，都能让我的心脏猛地缩紧。我成了哨兵，守卫着一个我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阵地。
但她来了。
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轻得像一阵风。她敲门有特定的节奏，三长两短。我打开门，她侧身闪进来，带着一身夜露和草药的气息。有时是送来新的需要藏匿的药品，有时是默默取走一些。
我们很少说话。交换物品，交换一个眼神，偶尔，她会极快极低地说一句：“风声紧，这几天别开地窖。”或者：“谢谢。”
然后她便消失，如同从未出现过。
这种沉默的共谋，比任何言语都更深刻地将她与我捆绑在一起。我们共享着同一种恐惧，也共享着同一种近乎叛逆的快意。在这巨大的沉重的阴影下，我们偷筑了一个只属于我们两人的、微小而坚固的堡垒。
阿廖娜是这个堡垒里唯一的光。
她不知道地板下的秘密，不知道夜半的来客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这个叫“教堂”的大房子里，有会给她粥吃的“大卫”，和会给她擦脸、有时带来甜草根的“阿妈”。
她那双湛蓝的眼睛，像两颗不属于这里的异域宝石，却倒映着最纯粹的依恋。她奔跑在长条凳之间，把这里当成了她的乐园。她学会的第一个中文词是“阿妈”，第二个词是“大卫”。她叫得那么自然，那么响亮，仿佛天生就该如此。
她的土话学得飞快，带着孩童特有的软糯，但带着方言泼辣的腔调。她已经会用本地话抱怨粥太烫，会学村里孩子唱我完全听不懂的童谣。那调子从她嘴里唱出来，古怪又生动。
每当这时，怀瑾忙碌而紧绷的脸上，会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极其柔软的神情。她会蹲下身，用那种我几乎没听过的、温柔的语调纠正阿廖娜的发音，或者用手指梳理她淡金色的头发。
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个由迷茫神父、赤脚医生、战争遗孤组成的，古怪、脆弱却又异常坚韧的“家”。
恐惧仍在，但它被一种更强大的东西压了下去。
阿廖娜跑过来抱住我腿时咯咯的发出的笑声，怀瑾偶尔投来的不再全然是审视的目光，深夜里，我们三人围着一盏小油灯，分吃一块她带来的米糕，寂静而温暖。
我知道这不合规矩，亵渎神圣。
但那一刻，大逆不道的我认为，或许…才是真正的“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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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山雨欲来的压抑，持续了整整一周。连阿廖娜都变得安静，不再满院子疯跑，只是抱着我给她缝的破布娃娃，坐在门槛上，望着村口的方向。
风声鹤唳。这个词，我今天是真切地体会到了。
马蹄声和皮靴踩踏碎石路的嘈杂声终于还是来了，粗暴地撕破了村庄表面脆弱的平静。不再是零散的散兵，是一队穿着整齐灰军装的人，挎着枪，由一个面色冷硬的军官领着，径直朝教堂而来。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几乎能听到血液冲上头顶的嗡鸣。地板下的那些东西，像炭火一样灼烧着我的意识。
几乎是本能，我深吸一口气，抓起那本平时几乎不碰的厚重《圣经》，大步走到教堂门口，在他们即将推门而入的前一刻，自己拉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光线涌进来，勾勒出他们带着尘土和戾气的轮廓。我挡在门口，努力让自己站得笔直，用我最庄重（或许更接近僵硬）的姿态，举起手中的《圣经》。
“这里是神圣的场所。”我用练习过无数次、却依旧生硬古怪的中文开口，声音因紧张而有些发干，“愿主保佑你们。请问有何贵干？”
那军官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会是一个洋人神父挡路。他上下打量我，眼神里的凶悍掺杂进一丝狐疑和不耐烦。他大概见过砸庙拆祠，但对这个带着十字架和洋人面孔的地方，还是存有片刻的迟疑。
“搜查！”他粗声粗气地说，“有赤/匪流窜，奉命检查所有可疑房屋！”
“这里只有祈祷和寻求安宁的人。”我紧紧攥着《圣经》，指节发白，感觉它是我唯一的盾牌，“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上帝注视着他的殿堂，不容打扰。”我试图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不容置疑，像老亨德森曾经那样，但我知道我的声音在微微发抖。
军官皱紧眉头，显然对我的“上帝”不感兴趣，但他似乎也不想立刻对一个洋人动手。他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脏话，大概是嫌我碍事。
“让开！看一眼就走！”
“抱歉，”我半步不退，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圣所之内，唯有和平。暴力与武器，不得入内。”我几乎是在背诵教条，笨拙地用自己的身体和这身黑袍筑起一道脆弱的防线。
他身后的士兵们开始躁动，有些不耐烦地拉动枪栓。那声音让我头皮发麻。
僵持。令人窒息的几秒钟。
军官死死盯着我，似乎在权衡强闯一个洋教堂可能带来的麻烦。最终，他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妈的，穷酸地方，能藏个屁！”他骂骂咧咧地一挥手，“走！去下一家！”
马蹄声和脚步声再次响起，像潮水般退去，留下满地狼藉的脚印和一种劫后余生的虚脱感。
我依然僵硬地站在门口，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村道尽头，才敢缓缓吐出一口一直憋着的气。后背的黑袍已被冷汗浸透，紧紧贴在身上，一片冰凉。
我下意识地望向教堂内部的阴影处。
她就在那里。站在祭坛旁的阴影里，一动不动。我看不清她全部的表情，但能清晰地看到她的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带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有惊魂未定的余悸，有看到危机解除后的松懈，更有一种…一种前所未有的、锐利的审视和评估。
我清晰地看到了一丝波动…我刚刚笨拙而冒险，但我守住了我们的秘密，守住了她视若生命的东西。
紧接着，迅速被另一种更浓烈的情绪覆盖。她的眉头微微蹙起，目光落在我依然微微颤抖的手上，落在我苍白的脸上。
我意识到那是担忧。
…为我而生的担忧。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悄然退入更深的阴影里，如同从未出现。
我靠在门框上，双腿发软。《圣经》从汗湿的手中滑落，沉重地砸在地上，扬起细微的灰尘。
上帝没有显灵。
是我，用我的异域的面孔和蹩脚的中文，赌赢了一把。而赢得她的一个眼神，比赢得一万次弥撒的胜利，更让我感到一种虚脱般的满足。
*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
寒彻骨。
记不清日子了。自从那消息像带着血的冰雹一样砸进这个山村，时间就失去了意义。
南京。
一个我在地图上见过的名字。一个遥远的、属于“城市”的概念。如今，它只剩下一个含义——炼狱。人们低声交谈时，声音是压碎的，眼神里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还有一种被点燃的、冰冷的愤怒。田埂间的争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死寂的凝聚。共同的敌人，用最残酷的方式，将所有人钉在了同一根命运的楔子上。
怀瑾几乎看不见人影。她变得更瘦，影子更单薄，但眼睛里的火却烧得更旺。她不是在采药，就是在邻村奔走，组织起那些面色惶惑的妇女，教她们如何撕扯布条捆成担架，如何辨认最简单的止血草药。她的藤箱越来越满，脚步越来越急。
空气里绷着一根无形的、越来越紧的弦，仿佛下一秒就要断裂。
夜里，她终于来了。带着一身凛冽的寒气，头发被风吹得凌乱。她没有点灯，只是摸黑坐在长凳上，累得几乎坐不稳。
阿廖娜已经睡熟。小小的胸膛随着呼吸轻轻起伏，对即将倾覆的世界毫无所知。
寂静在黑暗中蔓延，只有她压抑着的、疲惫的呼吸声。
“我可能……”她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要走了。”
三个字。像三颗钉子，楔进我的心脏。
我猛地抬头，尽管在黑暗里什么也看不清。
“上面来了人……队伍需要医生，缺得厉害。”她继续说，语气平板，像是在复述一道无法抗拒的命令，又像是在说服自己。“这里……暂时不会有事。那边……更急需。”
我懂。我怎么会不懂。报纸上那些节节败退的消息，地图上不断被涂黑的城市名字。更大的风暴，终于不再是远处的雷鸣，它已经扑到了我们的屋檐下。
她知道怎么做担架，知道怎么救枪伤。她不属于这个小小的、暂时的避风港。她决心要踏入那条更汹涌、更残酷的河流。
黑暗放大了一切细微的声音——我骤然加快的心跳，她指尖无意识摩擦着板凳的轻响。
一种巨大的、几乎要将我淹没的恐慌攫住了我。比面对搜查的军队时更甚。那时我知道要守护什么。而现在，我要失去它了。
毫无预兆地，几乎是凭着动物般的本能，我伸出手，在黑暗里准确地抓住了她放在膝上的手。
冰冷。
粗糙。
指节僵硬，掌心有厚厚的茧和细小的新伤口。
这就是我所能抓住的全部。没有神性的光辉，没有柔软的承诺，只有这双沾满药渍和泥土、无数次从死亡边缘抢夺生命的手。这双此刻冰冷而疲惫的手。
她猛地一颤，下意识地想抽回。但我握得很紧，用一种我自己都未曾料到的力气。
她不再挣扎。黑暗中，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她手的冰冷，和那细微的、无法控制的颤抖。
我们就这样僵持着。在绝对的寂静里。在阿廖娜平稳的呼吸声旁。
我握着的，不是一個女人的手。我握着的是我在这片狂暴土地上唯一的锚点，是我所有迷茫和痛苦的唯一解答，是我背离了上帝却找到的人间真实。
我不能放她走。
这个念头如此强烈，如此自私，却又如此真实。
我的手也在抖。传递着我的恐惧，我的祈求，和我所有无法用中文、也无法用英文甚至拉丁文言说的情感。
她没有抽走，也没有回应。只是任由我握着，在那片无边的、寒冷的黑暗里。仿佛这片刻的接触，是她奔赴下一个地狱前，所能汲取和给予的最后一点点微弱的温暖。
风暴真的要来了。而这一次，它可能要彻底吹散我们了。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烟尘蔽日，人心惶惶
怀瑾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传言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每个角落，比日本人逼近的消息更让人窒息和难以置信。
长沙烧了。
一整座城市 。
不是被日本人烧的。是我们自己的人，放火烧的！说是“焦土抗战”，不让任何东西资敌。
他们说火有多大？天都烧红了，百里之外都能看见滚滚浓烟。说逃难的人有多惨？江边挤满了人，船翻了，火追上来……说是烧死了三万？还是五万？没人说得清，只知道那是一座人间炼狱。
村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恐惧变了味道。以前是怕东洋鬼子打过来，烧杀抢掠。现在，一种新的、更冰冷的恐惧渗进了骨头缝里——我们不仅怕敌人，也开始怕自己人那不分青红皂白、宁可错杀一千的“决绝”。
怀瑾是今天凌晨回来的。她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整个人被烟灰熏得黢黑，眼白和牙齿在那片黑里显得格外吓人。她的藤箱不见了，衣服被刮破了好几处，眼神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空洞的绝望和愤怒。
她一头扎进河里，狠狠地搓洗着手脸，仿佛要洗掉的不是污垢，而是那段恐怖的记忆。
阿廖娜吓坏了，不敢靠近。
我给她递去干净的布和热水。她接过，手抖得厉害。
“他们……他们怎么下得去手……”她声音嘶哑，像是被烟呛坏了，“那么多的人……哭喊着……跑不动了……就在我眼前……”她说不下去了，猛地弯下腰，剧烈地干呕起来，却什么也吐不出来。
那一刻，我所有学过的教义、所有关于牺牲和伟大的说辞，都显得无比苍白和可笑。什么样的“胜利”，值得用这样一座城市和无数平民的性命来铺垫？
那天晚上，她坐在黑暗中，很久都没有说话。
然后，她用一种极度疲惫、却也因此变得异常清晰和冷静的声音说：
“我可能真的要走了。”
这一次，她的理由里不再只有“那边更急需”，更增添了一种沉重如铁的决绝。
“不能再让那样的事情发生。无论如何，得挡住他们。得有人去救，能多救一个是一个。”
她的去意，因这场大火的悲剧而变得无可挽回。我明白她从不冲动，这是经过地狱淬炼后的清醒选择。
也正是在她这种被巨大悲剧重塑的决绝面前，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失去的恐慌。
她真的要走了…在如此的战况里，她一走…可能此生就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寒气渗骨，血与碘酒的气味挥之不去
她终究没有走。
或许是因为那晚我失态紧握的手，传递了过于滚烫的祈求（我妄想我能占有一部分比重）；或许是因为阿廖娜在睡梦中死死攥住了她的衣角，呢喃着“阿妈别走”；又或许，只是因为命运的车轮无情地碾到了这里。
前线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炮声在几十里外沉闷地轰鸣，溃退下来的散兵与伤员，开始像潮水般涌入这片曾经宁静的山坳。
教堂的宁静被彻底击碎了。
长条凳被拼凑成简陋的床铺，洁白的圣坛布被撕开成了绷带。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汗臭味、以及刺鼻的碘酒和草药混合的辛辣气息。痛苦的呻吟和偶尔抑制不住的惨叫，取代了往日低沉的祷文。
我的黑袍再也看不出原本的颜色，浸满了血污、药渍和尘土。我不再是神父大卫。我是护工大卫，是那个力气很大、能按住清创时挣扎身体的洋人，是那个捧着水壶、用生硬中文说着“很快…不痛”的蹩脚安慰者。
我的祷告词变了。
拉丁文的吟诵向虚空中的上帝祈求宽恕与安宁，比不过对着一个可能只有十五六岁、疼得浑身哆嗦的小战士耳边的低语：“快了，快了，再忍一下…好了，好了…”
词语贫乏，重复，毫无神圣性可言，却是我唯一能给出的、具象的慰藉。
信仰？
它不再存在于那本被血污沾染、塞在角落的《圣经》里。我甚至很久没有想起过它。
它存在于我递过去的一碗温水里，存在于我稳稳按住伤员肩膀的手臂力量里，存在于我能多撕出一条干净布条的急切里。
它更存在于当一天的混乱暂时平息，怀瑾累得几乎虚脱，靠在墙边短暂闭眼时，我给她披上一件外衣的瞬间。存在于阿廖娜蜷缩在角落的干草堆上，因为疲惫和恐惧而终于酣睡的脸庞上，在摇曳的油灯光下，是这人间地狱里唯一残存的宁静与美好。
在短暂而间歇的平静中，我有时会给病房里的人，讲一下外面的事。这群战士也许第一次踏出远门，就是为了保卫家乡。
他们用各自带着口音的家乡话和我交流。
我有些羞涩，说实话，在家乡，我也不过是一个乡村少年，如果不是到东方，一辈子可能也不会踏出自己的方寸之地。
我不时常想起家乡，但在异国他乡，一些美好的瞬间却也越发清晰。
我的家乡在肯特郡，位于英格兰东南部，隔多佛尔海峡与法国相望。
冬季极少低于0°C，全年多雨，但少有极端天气。而这边炎热潮湿，冬季阴冷，刚来时让我适应了很久。
肯特的冷是那种湿漉漉的、侵入骨髓的阴冷，而东乡的冷则更显凛冽。肯特的雨是绵绵细雨，而这边的雨则更倾盆有力。
肯特的雾能柔化世界边缘、让一切变得安静的平流雾，与这边则是雨后清澈的山雾。
肯特是英国最重要的啤酒花产地，所以拥有大片的啤酒花田。还有漫山遍野的苹果园和樱桃园，春季开花时，漫山遍野，如梦似幻…
我之前长大的修道院，后院就有几棵苹果树，花开时落下花瓣，秋天时结出酸涩的果子…从没有考虑过远方，只过着一种过一天是一天，重复的生活。
…对了，春季，肯特郡的蓝铃森林地面会被盛开的蓝色风信子覆盖，形成一片浓郁的、近乎梦幻的蓝色花海。
我不知道如何用中文来准确的描述我想要说的那种花，最后我只能解释说是“一种蓝色的、像小铃铛一样的花，开在古老的树下”。
当我刚来的时候 我几乎天天抱怨这的天气…“太粗野”、“太极端”，总之一切都很糟糕。
但不知从何时起，我的呼吸逐渐的融入了这一片土地，这里有我爱的人，我的成就，我的一切。当然，在肯特郡并非全部都是快乐的回忆，但现在那一点点的欢乐都显得尤为珍贵，如同钻石一般。
看着阿廖娜在田野奔跑，我忽然想起肯特森林里的那片蓝铃花，心想“她一定会喜欢那里”…我迫不及待的想和怀瑾，想和阿廖娜分享我所见过的美好，分享我所长大的地方…
战士们发出了赞叹的声音，我摆着手对他们的称赞难以适从。而怀瑾则抱着阿廖娜在一旁含笑看着我们。
透过人群，我看着怀瑾 ，看着他们笑着的眼睛。
一种情感汹涌而来，清晰得不容置疑，强烈得让我浑身战栗。
我爱她。
我爱这个赤着脚、双手粗糙、眼神却亮得像淬火钢铁的女人。我知道这违背了我所有的誓言，背离了我曾经立下的一切准则。这是亵渎，是堕落，是信仰的彻底沦丧。
但我对着我的上帝，已无话可说。
我的神学院，我的肯特郡，我那点微不足道的迷茫和反叛…所有的一切，都被眼前这片土地的巨大苦难和坚韧冲刷得失去了意义。那个上帝太遥远，太沉默，他听不懂这里的呻吟。
于是，在又一个弥漫着血腥气的深夜，当我给一个发高烧的伤员换下额头的湿布，抬头看见怀瑾正用牙咬开一个新的绷带卷时，我的心默默地、虔诚地、完成了最后一次祷告。
不是向那个十字架上的神明。
是向她。
我的祈祷词只剩下最简单的一句，反复叩击着我的灵魂：
让她活下去。让我能守护她。让这一切苦难，最终能换来她片刻的安宁。
阿门。或者说，以这人间仅存的所有善良与爱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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