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冬天，好莱坞似乎比往年更冷。迪伦·奥康纳在银幕上依旧光芒万丈，但私下的生活却像一场无声的默剧，充满了挥之不去的、关于伊丽莎白·泰勒婚姻不幸的传闻，以及他自己内心的某种漂泊感。
诺玛·简——此时已越来越多地被称为玛丽莲·梦露，在公司的打造下，正艰难地朝着那个性感的金发 bombshell（炸弹）形象跋涉。但每一次公众面前的媚眼如丝，都伴随着私下的崩溃与自我怀疑。她像一件被过度打磨的瓷器，表面的光泽愈发明亮，内里的裂痕却也愈发深邃。
转折点在一个雨夜降临。迪伦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梦露邻居打来的，说她“情况很不好”。他驱车赶到她那间依旧杂乱的小公寓，发现她蜷缩在浴室角落，手腕上有几道新鲜的、不深的划痕，泪水混着睫毛膏在她脸上留下狼狈的痕迹，身边散落着空酒瓶和安眠药片。
她没有自杀的勇气，更像是一种绝望的、对自身存在的嘶吼。
迪伦没有说话。他默默地清理了伤口，为她披上外套，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行李。然后，他看着她空洞的蓝眼睛，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近乎命令的语气说：
“收拾东西，诺玛·简。离开这里。”
他没有带她回自己的公寓，那里有太多狗仔。他驱车带她来到了圣费尔南多谷一栋租来的、毫不起眼的平房。这里没有好莱坞的闪光灯，只有安静的街道和邻居家修剪整齐的草坪。
“这是……”她茫然地看着这栋陌生的房子。
“暂时的家。”迪伦打开门，里面陈设简单，但干净温暖。“在你学会如何真正保护自己之前，这里没有试镜，没有制片人，没有那些只想占你便宜的男人。只有你，和我。”
他的求婚，发生在一周后。在一个平静的傍晚，两人刚刚一起吃完他做的、味道普通的意面。没有戒指，没有单膝跪地，他只是在收拾碗碟时，背对着她，用平静却异常坚定的声音说：
“我们结婚吧，诺玛·简。”
梦露愣住了，手里的叉子掉在盘子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迪伦转过身，看着她，眼神里有疲惫，有决心，有一种复杂的温柔：“我受够了看着你被他们一点点撕碎。也许我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但至少，我可以给你一个名字，一个能暂时挡住那些豺狼的名字。在这里，你可以只是你。”
这不是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更像是一份战地同盟的契约。但正是这种毫不浪漫的务实，击中了梦露内心最深的渴望——一个安全的港湾，一个被承认的归宿。她的眼泪涌了出来，不是悲伤，而是某种巨大压力释放后的洪流。她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们的婚礼极其隐秘，只有寥寥几位绝对信任的朋友在场。没有通知媒体，没有盛大的派对。当迪伦·奥康纳和玛丽莲·梦露成为法律上的夫妻时，好莱坞的八卦机器甚至都未曾察觉。
最初的日子，如同一个不真实的、温暖的梦。
迪伦推掉了所有不必要的工作，专心经营着这个“避难所”。他教她做饭，虽然她总是把厨房弄得一团糟；他们一起在后院晒太阳，他读书给她听，从海明威到菲茨杰拉德；晚上，他们会挤在沙发上，看老电影，迪伦会暂停下来，为她分析某个演员的微表情和台词处理。
梦露，或者说，诺玛·简，在这里仿佛真的活了过来。她素面朝天，穿着迪伦宽大的衬衫，头发随意扎起。她眼中的惊恐渐渐淡化，偶尔会露出毫无防备的、孩子气的笑容。她会因为学会了一道新菜而得意洋洋，也会在迪伦分析剧本时，提出充满灵气的、稚嫩却真诚的见解。
“你看，”有一次，她靠在他怀里，看着窗外的夕阳，轻声说，“就像普通人一样。”
迪伦吻了吻她的头发，心中一片宁静。是的，就像普通人一样。这短暂地让他忘记了外面的风刀霜剑，甚至淡化了泰勒留下的隐痛。他扮演着保护者、丈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父亲的角色，这让他找到了一种新的、踏实的存在感。
然而，裂痕如同地壳下的暗流，始终存在。
梦露的不安全感会毫无征兆地爆发。她会反复追问迪伦是否爱她，是否会离开她。深夜，她常被噩梦惊醒，浑身冷汗，需要迪伦长时间地拥抱和安抚才能再次入睡。她对他有着病态的依赖，仿佛他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
迪伦尽力包容着，但他并非完人。有时，当他沉浸在自己的阅读或思考中，对她的情绪波动反应稍慢，便会引来她更大的恐慌和指责。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你和他们一样，觉得我疯了，是不是？”她会歇斯底里地哭喊。
“诺玛·简，冷静点！我没有那么想！”迪伦也会被逼到极限，声音不自觉地提高。
争吵，和好，再争吵。这个小小的避难所，在给予温暖的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压力锅，浓缩了他们各自从过去带来的所有创伤和焦虑。
但无论如何，在1949年到1950年这段时光里，他们是彼此唯一的浮木。直到那根将彻底击沉这艘小船的桅杆——那个意外来临又骤然逝去的小生命，将他们之间所有脆弱的平衡，彻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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