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像一道强光骤然照进了他们风雨飘摇的避难所——诺玛·简怀孕了。
起初，这消息带来的几乎是纯粹的、难以置信的喜悦。对梦露而言，这个在她体内悄然孕育的小生命，是她混乱人生中第一个完全属于她、不掺杂任何表演和交易的、真实的存在。她抚摸着自己尚且平坦的小腹，眼中闪烁着迪伦从未见过的、母性的光辉和一种近乎神圣的坚定。
“他会好好的，迪伦，”她依偎在他怀里，声音轻柔却充满力量，“我们会保护他，让他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远离这一切，对不对？”
对迪伦而言，这个孩子同样意义非凡。这不仅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他与诺玛·简可以共同创造一个真正稳固的、充满希望的未来，一个彻底超越他们各自过去伤痕的新起点。他紧紧拥抱她，下颌抵着她的金发，郑重地承诺：“是的，我发誓。他会拥有我们从未有过的一切。”
他们开始秘密地规划未来，讨论着搬去更远的乡下，甚至欧洲。迪伦推掉了所有需要长时间离家的工作，梦露也第一次鼓起勇气，向公司表达了需要减少工作量的意愿。
然而，好莱坞的机器从不因个人幸福而停止运转。梦露的经纪人、制片人轮番施压，提醒她正处在事业上升的关键期，一个怀孕的“性感符号”将带来灾难性的商业损失。他们用甜言蜜语和冷酷威胁，试图让她“处理掉这个麻烦”。
更大的压力来自一次“意外”的片场事故。在拍摄一部歌舞片时，一个本该安全的特技环节出了岔子，梦露从不算太高的舞台上摔落。她当时只觉得腹部一阵绞痛，并未流血，便强撑着完成了后续拍摄。直到深夜回家，剧烈的疼痛和见红才让她和迪伦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迪伦疯了一样地开车送她去医院，一路上紧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冷，冷汗浸透了掌心。急诊室的灯光惨白刺眼，医生和护士匆忙的身影构成了模糊的背景。迪伦被挡在门外，只能听着里面她压抑的、痛苦的呻吟，每一秒都如同酷刑。
不知过了多久，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上是公式化的遗憾：“很抱歉，奥康纳先生。我们尽力了。胎儿没能保住。母体需要休息和恢复。”
迪伦僵在原地，世界的声音仿佛瞬间被抽空。他走进病房，诺玛·简躺在白色的病床上，脸像床单一样苍白，蓝色的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没有眼泪，只有一片死寂的虚无。
流产事件像一把冰冷的凿子，在他们之间凿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
裂痕以不同的方式显现。
对梦露而言，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孩子，是她对“正常”生活、对救赎的最后一次尝试的彻底幻灭。她陷入了更深的抑郁和自责。她开始无意识地排斥迪伦的触碰，认为他的存在、他所在的这个浮华世界，是夺走她孩子的元凶。
“如果我们只是普通人……”这句话成了她噩梦中的呓语，也成了清醒时刺向迪伦的利刃。她无法再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因为他的每一次靠近，都提醒着她那份失去的巨大和无力。
对迪伦而言，他同样承受着丧子之痛，但他更习惯于采取行动去“解决”问题。他请来最好的医生，安排营养餐，试图用无微不至的照顾将她拉回现实。然而，他的理性与务实，在梦露彻底的情感崩溃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和隔阂。
“别难过了，诺玛 ，我们还会再有的。”他试图安慰她。
这句话却像点燃了炸药桶。她猛地抬起头，眼中爆发出歇斯底里的怒火：“还会再有？你根本不懂！你什么都不懂！那是我的孩子！我唯一真实的东西！没了！因为你！因为你们！”
她将药片、水杯、手边能抓到的一切砸向他。迪伦没有躲闪，任由玻璃碎片溅到身上。他看着她被痛苦扭曲的脸，心中充满了同样的绝望——他意识到，他无法将她从这片深渊中拉出来，他的爱，他的保护，在此刻毫无用处。
这次流产，彻底改变了他们关系的动力学。曾经，迪伦是保护者，梦露是被保护者。如今，保护者发现自己无能为力，而被保护者则在彻底的失去中，关闭了所有接受援助的通道。
那个在圣费尔南多谷的“避难所”，不再温暖。它变成了一个充斥着无声的眼泪、压抑的争吵和巨大悲伤的牢笼。空气中仿佛永远回荡着那个从未降临世间的小生命的微弱回声。
1951年的春天，当屋外的花园再次开满鲜花时，迪伦和梦露都明白，有些东西，如同那个逝去的孩子，永远无法回来了。他们的婚姻，这个建立在沙土上的堡垒，在经历了最初的温暖和最终的创伤后，终于走到了风雨飘摇的尽头。分离，成了一个悲伤但必然的选择，如同潮水退去后，裸露出的、无法弥合的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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