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屿洲，干销售的。
说好听了叫销售经理，说难听点就是高级打工仔，只不过卖的东西单价高一点，提成够我在深圳租个像样的公寓再养一辆车。二十六岁那年我升的职，公司里有人说我命好，有人说我会来事，我听了都笑笑。我自己知道，我就是比一般人能熬。别人跟不下来的客户我能跟，别人喝不了的酒我能喝，别人受不了的气我能受。
就这点本事。
那天周五，我加班到快十点。从写字楼出来的时候脖子僵得转不动，站在路边点了根烟，等网约车。手机显示排队第23位，预计等待二十分钟。我把烟灰弹在地上，骂了一句。
街对面也是一排写字楼，灯火通明的，加班的人比我想象的多。我就是这时候看见那个人的——倒不是因为他长得帅或者怎么的，主要是他走路的姿势。很慢，每一步都像在犹豫要不要落下，身体微微往前倾，好像随时会被风吹倒。十一月的深圳不冷，但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风衣，裹得很紧，衣摆下面露出来一截蓝色的裤腿。
条纹的。病号服那种条纹。
我烟抽到一半，手顿了一下。那人走到路边拦出租车，侧过脸的时候路灯正好打在他脸上——白，白得不像活人。颧骨很高，眼窝凹进去，嘴唇没颜色。他抬手拦车的时候手腕细得袖管空出一大截。
出租车停了，他弯腰钻进去，车门关上的声音隔着一条马路都听得见。车开走了。
我的烟烧到了手指头，烫得我一哆嗦。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不是失眠，就是翻来覆去地老想那张脸。白得过分了，瘦得过分了，可那双眼睛——我隔着一条马路其实看不清他的眼睛，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那双眼睛应该是好看的。你说我发神经也行，我自己也觉得有病。
第二天周六，我睡到十一点起来，煮了碗面吃了，打了会儿游戏，打到下午三点觉得胸闷，就换了衣服出门。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上了出租车师傅问我去哪儿，我张嘴就说，去二院。
说完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市第二人民医院离我公司不远，就在CBD后面。到了地方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进进出出的人，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傻逼。我不知道人家叫什么，不知道长什么样，不知道他在不在这个医院，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
我在医院对面的奶茶店买了杯柠檬水，坐在靠窗的位置。坐了大概半个小时，我准备走了，然后我看见他了。
还是那件黑风衣，从医院大门出来，还是那种走路的姿势。我放下杯子就冲出去了，柠檬水被打翻了都没顾上。
我跑到他面前的时候差点没刹住。他停下来，抬头看我。
这回我看清他的眼睛了。眼尾微微往上挑，瞳仁很黑，但不是很亮，像蒙了一层什么东西。看我的时候他没什么表情，就是那种很平淡的打量，好像在确认我是不是他认识的人。
“有事？”他问。声音比我想象的低，有点哑。
我这人平时跟客户谈事情嘴皮子利索得很，但那一刻我脑子短路了。我站在他面前，嘴巴张了张，最后蹦出来一句：
“你吃了吗？”
他看着我，没说话。那个沉默大概有三四秒钟，但我觉得特别长，长得我想转身跑。
然后他嘴角动了一下。
不是笑，就是动了动。但那个动作让他整张脸忽然有了一点活人的气息。
“还没。”他说。
“我请你吃饭，”我赶紧接话，生怕他走了，“旁边有家粤菜馆，汤煲得好，你——”
“好。”
他答应得太快了。快得我准备好的那一堆说辞全噎在喉咙里，一个字都没用上。
那家馆子叫荣记，不大，开了有些年头了，老板是广东人，见我就喊“陈生来咗”。我平时应酬常来这儿，熟门熟路。我点了一桌子菜，花胶鸡、清蒸石斑、白灼菜心、老火靓汤。他坐在我对面，吃东西的样子很奇怪——不是吃相难看，是太小心了。每一口都嚼很久，咽下去的时候眉头会微微皱一下，像是在忍什么。
“胃不好？”我问。
他嗯了一声。
吃了几口他就放下筷子，碗里的饭只动了一个角。我说你这也太少了，猫都比你吃得多。他说吃不下。语气很淡，不是在客气，是真的吃不下。
“你叫什么？”
“沈寒。寒冰的寒。”
“我叫陈屿洲。”
“嗯。”他又嗯了一声，低头喝了一口汤，然后忽然说，“我知道。”
我愣了一下：“你知道什么？”
他没回答。我当他随口说的，没追着问。我这人有个优点，不该问的时候不问，这是跟客户打交道练出来的。
后来那顿饭我一直在说话。我说我做什么工作的，深圳哪儿好玩，最近有什么电影。他大部分时候听着，偶尔点个头，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不问就不说话。不是冷漠的那种不说话，更像是——没力气说。
吃完饭我买单的时候，他忽然开口：“你请我吃饭，图什么？”
我扭头看他。他坐在椅子上没动，两只手放在膝盖上，那个姿势看着特别乖，和他脸上的表情完全不搭。
“图你陪我说说话，”我说，“我一个人吃饭挺没劲的。”
他好像不太信，但没再问了。
送他回医院的路上我问他什么病，他说胃癌。我说严重吗，他说晚期。
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正在过马路，脚步没停，语气也没变。就好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我脚步顿了一下，然后跟上去。“多久了？”
“查出来半年。”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还有三个月。”
他说的是“医生说”，不是“我还有”。这个细节我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他从一开始就没把那个期限当成自己的，他只是转述了一个别人给他的判断。
走到医院门口，我说我明天再来。他转过头看我，那双蒙着雾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点明显的情绪，是困惑。
“你到底想干什么？”
“想跟你交个朋友。”
“和一个快死的人？”
“你一个快死的人，”我说，“大晚上穿着病号服跑出来，被陌生男人搭讪还请吃饭，你也挺不正常的。咱俩扯平。”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路灯在他脸上投下一半阴影，他的表情我看不太清。然后他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到我差点以为是风声——
“反正都要死了，还在乎什么正常不正常。”
他说完就走了。风衣的衣角在玻璃门后面一闪，不见了。
我站在医院门口抽了根烟。抽完又站了一会儿。我不太想回家。也说不上为什么，就是觉得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公寓里，四面白墙，特别没意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你跟一个人待了几个小时，什么重要的话都没说，但你觉得比跟别人说了一整天的话都踏实。就是舒服。不费劲。
沈寒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
我跟他认识不到一天，话都没说几句，但我就是觉得跟这个人在一块儿待着，我不需要装。不需要装成功人士，不需要装风趣幽默，不需要装什么都搞得定。我可以就是陈屿洲，一个加班到十点抽根烟还要排队等车的普通打工仔。
第二天我请了年假。同事在群里问我干嘛去，我说私事。领导打了个电话过来，阴阳怪气地说最近项目紧你这时候请假不合适吧。我说不合适我也请了，回头补你。挂了电话我就去了医院。
肿瘤科在住院部十二楼。电梯里有对中年夫妻，女的眼睛红红的，男的板着脸不说话，气氛压抑得要命。到了十二楼，消毒水的味道直接往鼻子里钻，走廊里安安静静的，偶尔某个病房里传出来几声咳嗽。
沈寒住单人间，条件还行。我进去的时候他靠在床上看书，看见我，书放下了。
“你真来了。”他说。不是惊喜，但也不是不耐烦，就是一句陈述。
“说了来就来，”我把水果放床头，“吃了吗？”
“医院有早饭。”
“那玩意儿能叫饭？”我拉椅子坐下，“明早我给你带。”
他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不是那种客气的笑，是真的觉得好笑的那种。
“陈屿洲，”他说，“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像追姑娘。”
“那你被我追到了吗？”
“没有。”
“那我继续。”
他翻了个白眼。那一下我觉得他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不那么像一具会呼吸的尸体了，像个正常的人——一个会翻白眼的、有脾气的年轻人。
护士进来给他输液。他挽起袖子的时候我看见了那条手臂——皮包骨，青筋一根一根凸着，手背上全是针眼，旧的新的摞在一起。护士扎针的时候他眉头都没皱，眼睛看着窗外，好像扎的是别人的手。
护士走后我说：“疼你就喊一声，没人笑话你。”
他说：“疼习惯了。”
那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接。我就坐在那儿看着他输液，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掉，他闭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房间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管里电流的嗡嗡声。
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开口：“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怜？”
“没有。”
“说实话。”
“一开始有一点，”我说，“但现在不了。”
“为什么？”
我想了想：“因为你看上去不需要。”
他睁开眼睛看我，表情有点意外。然后他把头转回去，没再说话了。
那天下午他做检查，我在走廊里等着。旁边坐了个老太太，问我你是病人的家属吗，我说不是，朋友。老太太说，能天天来的朋友，比家属还难得。我笑了一下没说话。
检查做完了他回来，脸色比出去的时候更差，躺下就不想动了。我问他晚上想吃什么，他说什么都不想吃。我说那不行，多少得吃点。他说你真烦。
但他说“你真烦”的时候，嘴角有个很浅的弧度。
我就当他是在撒娇了。
后来的日子大概就是这样。我每天去医院，早上带早饭，中午陪他吃饭——虽然他总是吃几口就放下，但至少愿意吃我带的。下午他在床上休息或者做治疗，我就在旁边用笔记本办公，有时候开电话会议我就去走廊。护士们跟我熟了，查房的时候会跟我点点头。有一次一个新来的实习护士以为我是他哥，沈寒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说，不是。
两个字，干脆利落。
我说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他说事实有什么好说的。
但其实我知道，他已经慢慢习惯我了。证据是有一天我上午开会来晚了，到病房的时候他的早饭还放在床头没动。护士跟我说，他等你呢。我问沈寒，你怎么不先吃？他说不饿。但他明明饿了，我看见他偷偷瞄了我带来的塑料袋，瞄了好几次。
我没戳穿他。把粥倒出来递给他，他接过去低头喝，喝了两口说，凉了。我说那给你热一下，他说不用，然后继续喝。
就是这种时候，我会觉得心里有个地方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不疼，酸。
有一天他精神不错，让我带他下楼。我扶着他去小花园转了一圈，他走得很慢，走几步就要歇一歇。以前他可不是这样的，他跟我说他大学的时候是校辩论队的，拿过最佳辩手，说话又快又准，一个人能压对面四个人。我没办法把那个形象跟眼前这个人对上号。
他说他以前很能喝，刚毕业那会儿跟客户拼酒，一个人喝倒三个，后来胃出毛病了就不喝了。查出问题的时候他还觉得没事，自己买了点胃药吃了半个月，实在疼得扛不住了才去的医院。一查，晚期。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淡，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我听了也没做什么夸张的反应，就安静地听。我觉得他也不需要我同情他，他只需要有个人听着。
“你家里人呢？”我问他。
他没回答。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打算说了。他忽然开口：“没告诉他们。”
“为什么？”
“我妈心脏不好，我爸血压高。告诉他们，除了多两个人难受，有什么用？”
“那他们以后知道了呢？”
他看着远处的一棵树，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他们会以为我不要他们了。恨我。恨一个人，比想一个人好过。”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没走。我坐在病房的陪护椅上，关了灯，看着走廊里透进来的光。半夜沈寒醒了一次，翻身的动作很轻，大概是怕吵醒我。我没睡着，但我没动。
然后我听见了一个声音。
很轻，几乎被被子捂住了。但我听见了。
他在哭。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把声音全部吞进喉咙里的那种，只有气流的微弱的呜咽声。被子下面的肩膀在微微发抖。
我躺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不是我不想过去，是我知道他不想让我看见。这个人连哭都要躲起来，他把体面看得比什么都重。我要是这时候过去，他大概这辈子都不会再在我面前露出任何软弱的痕迹。
我就那么听着。听着他哭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安静下来，呼吸重新变得平稳。
第二天他醒过来，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你怎么还在这儿，不上班吗。我说我请了长假。他说你是不是有病。
我说，可能吧。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公司那边催了好几次，领导在微信里骂我，说你再不回来项目就黄了。我回了一条，说黄了就黄了。领导打了三个电话我都没接。
我妈也打了电话。她说你干嘛呢，我说一个朋友生病了在医院照顾。她问什么朋友，我说很好的朋友。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好好照顾人家，家里不用操心。
挂了电话我站在走廊里发了会儿呆。我妈肯定猜到什么了。她从来没问过我有没有对象，也没催我结婚。有些事情我们心照不宣。
沈寒的身体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下床走几步，我陪他在楼下晒太阳，他会跟我说小时候的事。说他北方的老家，冬天下很大很大的雪，他说雪刚下完的时候地上是软的，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坏的时候他整个人都脱了相。止痛针打下去只能管几个小时，药劲过了就开始疼。他不喊，但我能从他的眉毛和攥紧的拳头看出来。他攥拳的时候手背上的青筋会鼓起来，像要从皮肤下面炸开。
有一次疼得狠了，他咬着嘴唇把嘴唇咬破了，血顺着下巴流。我按铃叫护士，护士来了说刚打过止痛针不能再打了。我说那怎么办，你看他疼成这样了。护士也没办法，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我蹲到床边，把手伸过去握住他的。他一把攥住，力气大得惊人，指甲直接掐进我手背的肉里。疼得我龇牙咧嘴，但我不敢松手。我怕我一松他就散了。
等那一波过去，他松开手靠在枕头上，满头都是汗。他看了看我的手背，上面好几道血印子，有一道还在往外渗血。
他说：“你这个傻子。”
我说：“傻就傻吧。”
他笑了。笑得很虚弱，但是真的。
“陈屿洲，”他说，“你有没有想过，等我死了你怎么办？”
我说没想过。
“你得想。”
“不想。”我站起来给他倒了杯水，“喝水。”
他没接杯子，就那么看着我，眼神里有我看不太懂的东西。过了好一会儿他接过杯子，低头喝了一口。
“你这个人，”他说，“真是个傻子。”
有一天他忽然说想看海。我跑去问医生，医生说身体允许的话出去走走也有好处，但别太远，别太累。我借了辆车，把后排放了条毯子，带他去了深圳湾。
那天天气很好，深圳的十一月不冷不热，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他坐在轮椅上，我推着他走到海边一块平地上。他仰起头闭着眼，海风吹过来，他的头发被吹乱了，他也没理。
“很久没看见海了。”他说。
“你要是喜欢，以后常来。”
他没接这话。他知道我在撒谎，我也知道我在撒谎。没有以后了。我们俩都不想戳破。
太阳开始往下沉的时候，天边烧成了一片橘红色。沈寒看着那个方向，忽然说了一句话。
“如果时间能停在这里就好了。”
我站在他身后，没说话。因为我没办法答应他。我能帮他做很多事——带他出来看海，给他带饭，在他疼的时候握住他的手——但停住时间是唯一一件我做不到的事。
回来的车上他睡着了，头靠在车窗上，呼吸很浅。我开得很慢，尽量不颠着他。路上的车一辆一辆从我旁边超过去，我无所谓。我就想让这条路长一点，再长一点。
那个黄昏后来在我的记忆里反复出现。每次想起来的时候我都在想，如果时间真的能停在那里，我愿意拿任何东西换。
从海边回来没几天，沈寒开始不行了。
癌细胞扩散了，肝、胰腺都有。医生说没有治疗意义了，剩下的时间做临终关怀。说白了就是让他别那么疼，体面地走。
我不信邪，托关系问了好几个城市的专家，把病历和检查报告发过去。回复都差不多——太晚了，没办法。有一个老专家跟我通话的时候说，小伙子，我理解你的心情，但医学是有边界的。
我挂了电话在走廊里站了很久。手机屏幕亮着，是领导发来的消息，说你再不回来就办离职。我打了三个字：那就离。
那之后我就住在医院了。护士站的人看我的眼神从好奇变成了同情，后来变成了习惯。我每天睡陪护椅，沈寒半夜疼醒了我给他倒水、按铃叫护士、握着他的手跟他说我在这儿。
他开始说胡话了。是止痛药的作用，意识模糊的时候会叫一些我听不懂的名字，有时候是一个人的名字，有时候只是一些零碎的词语。我听不太清，也没问。
有一天晚上他忽然清醒了。清醒得不正常——眼睛亮亮的，说话也有力气，还坐起来让我给他削苹果。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奶奶走的前一天也是这样，回光返照。
我没说什么，给他削了苹果切成小块。他吃了三块就吃不下了，靠在床上看着我。他瘦得太厉害了，病号服穿在身上像一口袋，锁骨凸出来像两根棍子。
“陈屿洲，我想回家。”
“回哪儿？”
“北方的家。”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
我去办的出院手续，订的机票。护士长把我拉到一边，说以他目前的情况，路上随时可能出事，建议还是留在医院。我说我知道，但他想回去。护士长看着我，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我租了辆商务车去机场，后排放平铺了毯子和枕头，让他能躺着。他躺在那上面，轻得像一捆干柴，我抱他上下车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飞机上他靠着窗，看着外面的云。我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我怎么捂都捂不热。
“陈屿洲。”他叫我。
“嗯。”
“你手好热。”
“你手太凉了。”
他没说话，把另一只手也搭在我的手上。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碰我。
北方在下雪。
飞机落地的时候是傍晚，出了机场，雪花细细碎碎地飘下来，落在地上就化了。沈寒站在机场门口，没有打伞，仰起头让雪落在脸上。他闭着眼睛，那个表情我形容不出来——像是见到了一个等了很多年的老朋友。
“真好。”他说。
我们在当地的酒店住下来。他不要回家，也不要见家里人。理由还是那个——不想让他们看到他现在的样子。我说不过他就只能顺着。
那几天他只要精神好一点，我就带他出去转。小城不大，他指给我看这家面馆是他小时候最爱吃的，那条巷子是他第一次跟人打架的地方，那个学校是他上小学的。他说这些的时候神情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点满足。
他在跟自己的一生告别。用最安静的方式。
第五天晚上他开始发烧。
急救车把他送到县医院。医生检查完把我叫到走廊里，说的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只看到他的嘴巴在动。最后我点了头，表示我知道了。
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醒了。
凌晨三点。
他烧退了一点，但说话已经非常吃力了，每吐一个字都像是在耗费身上仅剩的那点力气。他让我靠近一点，我把耳朵凑到他嘴边。
“谢谢。”
就两个字。
我那一下没绷住。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哭过，再怎么难受我都忍着，笑嘻嘻地跟他说话。但那一瞬间有什么东西断了，眼泪直接涌出来，止都止不住。
他看着我哭，嘴角弯了弯。
“好丑。”他说。
我哭得更厉害了，上气不接下气，声音都变调了。我说你他妈别走，你再坚持一下，明天我带你去吃那家面馆，你不是说想吃吗，我带你去。
他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眼神已经开始散了。
“沈寒，”我握着他的手，“你听我说——”
他微微摇了摇头，让我别说。我闭上嘴，眼泪掉在他手背上。
“你要好好活下去。结婚生子……过正常的日子。”他的声音越来越轻，我得把耳朵贴在他嘴边才能听清。
“陈屿洲。”
“嗯。”
“认识你……是我最后这段日子里……唯一不疼的东西。”
我攥紧他的手，说不出话来。
他闭上了眼睛。
我以为他走了。
过了几秒钟他又睁开了，嘴唇翕动了一下。我把耳朵凑过去。
“对了……有件事……一直没告诉你。”
“什么？”
“那天晚上……在CBD……”
我愣住了。
“是我先看见你的。你站在楼下抽烟……看起来……也有点孤独。”
他的声音已经细得像一根快要断掉的丝线，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你走过来……说要请我吃饭……那一刻……我觉得……挺神奇的。”
“你看……这种事……居然发生在我身上了。”
他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很淡，但眼睛里的雾散了，干干净净的，像他二十五年人生里所有没被疾病染指过的时刻。
“不是巧合……可能是……”
他没有说完。
心电图的长鸣声响起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还握着他的手，等着他继续往下说。护士和医生冲进来的时候我还跪在床边，脑子里一片空白。
窗外，雪忽然下大了。铺天盖地的白，像是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痕迹都埋掉。
我跪在那里，握着他的手，直到他的指尖不再有一丝温度。
沈寒死在北方的一个雪夜里。窗外的雪下了一整夜，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雪。
后事是我办的。联系了他家里人，他母亲在电话里哭得喘不上气，他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谢谢。我说不客气。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立场被谢。
葬礼在一个阴天。来了几个他的老同学和同事，加起来不超过十五个人。遗像摆在那里，照片上的他胖一些，笑得很灿烂，眼睛里有光。那是我没见过的沈寒，那个还在上大学的、能一个人喝倒三个客户的、辩论赛最佳辩手的沈寒。
我站在最后面，穿了件黑西装，从头到尾没说话。
葬礼完了他妈叫住我。她眼睛肿得睁不开，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说是收拾遗物的时候在枕头底下找到的，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我接过来，手抖了一下。
信封里面是一张纸。普通的A4纸，对折了两下。打开，上面只有一行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没什么力气的时候写的。
“你让我在最后的时光里，忘了自己是一个要死的人。”
我拿着那张纸站在雪地里，哭得像个傻逼。
回深圳以后，日子继续过。
我换了家公司，还是做销售。业绩不错，老板器重我，同事觉得我是个拼命三郎。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在拼命，我只是不能停。一停下来我就想起那间病房，那张陪护椅，窗外下个不停的雪。
我开始频繁地回那家荣记，一个人坐我们以前坐过的那张桌子，点那几样菜。老板有一次问我，之前跟你一起的那个瘦瘦的小伙子呢？我说他回老家了。老板说哦，他看起来身体不太好。我说对，不太好。
我低下头继续喝汤，不敢再接话。
深圳湾我也经常去。傍晚的时候一个人坐在海边的长椅上，看太阳一点一点沉下去。海还是那片海，落日还是那个落日，但推轮椅的那个人不在了。我有时候会对着海说话，说今天干了什么，遇到了什么奇葩客户，吃了什么难吃的外卖。说完了就坐着，等天黑透了再走。
有一年冬天我回了北方，那天是他的忌日。
我买了一束白玫瑰放在墓碑前。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墓碑前面很干净，大概有人来过了。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
沈寒。二〇〇一——二〇二六。
二十五年。
我蹲在碑前点了根烟，放在墓碑上。他不抽烟，但以前老盯着我抽烟的样子看，说像个傻子。
“沈寒，”我说，“我想你了。”
说完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来之前想了很多话，到了这儿全堵在嗓子里。我就那么蹲着，看着碑上那个名字，直到烟自己燃尽了，灰被风吹散。
天黑了我才走。走下山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漫山遍野的墓碑，灰蒙蒙的冷风从中穿过去，呜呜咽咽的。我觉得这世界好像空了一块，怎么都填不满了。
后来我去了北京。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觉得应该换个地方。走之前最后一次去深圳湾，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我要走了，我在心里说。我这次是真的要往前走了。不是忘了你，是带着你一块儿走。
那天晚上做了个梦。梦里是深圳CBD的那个路口，路灯黄黄的，他穿着黑风衣站在对面。我走过去说，你吃了吗。
他抬起头看我，笑了。
他说，吃了。
我说你今天怎么样。
他说，挺好的。不疼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北京干燥得像沙漠。我躺在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浑身发抖，终于没忍住，哭出了声。
不疼了。
他真的不疼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疼痛能追上他了。唯一还会疼的，是被他留在原地的我。
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从那天晚上我脑子一抽冲到马路对面问他“你吃了吗”开始，到在机场外他仰着脸接雪，到凌晨三点他笑着说完最后那句话。每一个瞬间都不后悔。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了趟纹身店。纹身师问我要纹什么，我把一张纸条递给她。她看完愣了一下，说，你确定？
我说确定。
纹在左边锁骨下面，贴着心脏的位置。
纹的是他最后说的那句话——
“唯一不疼的东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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