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书到来的消息，像一阵风，迅速吹遍了杨柳村。羡慕、祝贺、以及更多的窃窃私语和意味深长的目光，纷纷投向那间村西头的小屋。
艾玛拿着那张薄薄的纸，却觉得有千斤重。她开始机械地收拾行李。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几件衣服，几本书，一个奶奶留下的旧木匣子，便是全部家当。每拿起一样东西，都像是在从自己心上剥离一块血肉。
那件她为顾良缝制的新衬衣，他终究没怎么穿，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角落。艾玛的手在上面停留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将它放进自己的行囊。
顾良变得更加忙碌，几乎不见人影。他不再回家吃饭，艾玛做好饭，等到凉透，也只能自己默默吃掉。晚上，他回来得极晚，带着一身寒气，倒头便睡，仿佛刻意避免任何交流。
离别的日子定在三天后。艾玛去公社办好了所有的迁移手续。回来时，她在村口遇见了周晓琳。周晓琳看着她，眼神复杂，没有了往日的尖刻，反而带着一丝说不清的同情和感慨。
“要走了？”周晓琳问。
艾玛点点头。
“顾良哥他……”周晓琳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也好，走了干净。”
这句“走了干净”，像针一样扎在艾玛心上。是啊，她走了，对顾良而言，或许真的是一种解脱。
最后一天的夜晚，格外寒冷。艾玛把所有的行李都打好了包，放在墙角。小屋一下子空荡了许多，就像她此刻的心。
顾良很晚才回来，身上带着浓重的酒气。这是他第二次在艾玛面前喝醉。他没有像上次那样崩溃哭泣，只是沉默地走到炕边，和衣倒下，背对着艾玛。
艾玛坐在炕沿，看着他的背影，知道这是最后一个夜晚了。她鼓起毕生的勇气，轻声开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颤抖：
“顾良……对不起。”
炕上的身影僵硬了一下，没有回应。
“还有……谢谢你。”艾玛的眼泪滑落下来，“谢谢你……救过我，照顾我，还有……成全我。”
回应她的，只有窗外呼啸的北风，和顾良压抑的、粗重的呼吸声。
艾玛知道，他醒着。她也知道，任何语言都无法弥补她带来的伤害。她吹熄了油灯，在黑暗中躺下，最后一次，睡在了这个她名义上的丈夫身边。两人中间，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也隔着即将到来的、永久的别离。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艾玛就起来了。顾良破天荒地没有早起，依旧面朝里躺着，仿佛沉睡未醒。
艾玛最后看了一眼这间生活了一年多的小屋，看了一眼炕上那个一动不动的背影。她提起那个轻飘飘的行李包，轻轻拉开院门，走了出去，没有回头。
在她关上院门的那一刻，炕上的顾良猛地睁开了眼睛，眼底一片血红，布满了彻夜未眠的痛楚。他死死咬着嘴唇，直到尝到腥甜的血味，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村口的土路上，一辆接知青去县城的拖拉机已经在等候。艾玛爬上拖斗，找了个角落坐下。拖拉机突突地发动起来，喷着黑烟，缓缓驶离。
当村庄的轮廓在视野中渐渐模糊时，艾玛终于忍不住回头望去。风雪弥漫中，她仿佛看到村西头那个小院外，有一个模糊的黑点，像一尊凝固的雕像，伫立在风雪中，久久未动。
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
拖拉机颠簸着，载着她，驶向未知的远方，也将那段充满了无奈、挣扎、细微温暖和巨大伤痛的过往，永远地留在了那个白雪覆盖的村庄里。
离歌声起，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却未必能各安天涯。
省城师范学院的校园，对艾玛来说是陌生的，也是熟悉的。陌生的是环境，熟悉的是那种久违的、属于知识和课堂的氛围。她像一块干涸了太久的土地，贪婪地汲取着一切能接触到的养分，拼命学习，几乎不给自己任何喘息的时间。
她很少与人交往，总是独来独往。图书馆和教室是她最常待的地方。有男同学欣赏她的沉静和才气，试图接近她，都被她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了。她的心，仿佛被一层坚冰封存，再也无法为谁融化。夜深人静时，那个风雪中伫立的模糊身影，总会闯入她的梦境，醒来时，枕头常是湿的。
她知道顾良的消息很少，只隐约从寥寥几封与杨柳村旧识的通信中得知，在她离开后不久，顾良也离开了村子。有人说他跟着工程队去了南方，具体去了哪里，无人知晓。
时光荏苒，四年大学生活转瞬即逝。艾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选择留在了省城，成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她工作认真，教学严谨，深受学生爱戴，却始终独身一人。介绍对象的人不少，她总是以“暂时不想考虑”为由婉拒。只有她自己知道，不是不想，而是心里那个位置，似乎早已被黄土高原上的风沙和一个沉默的背影填满，再也容不下旁人。
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也吹动了无数颗不安分的心。八十年代中期，下海经商的浪潮涌动。艾玛偶尔会从报纸上看到关于南方经济特区的报道，看到那些一夜暴富的传奇。她有时会恍惚地想，顾良，他会在哪里？他那样肯吃苦、有头脑的人，在那个充满机遇的地方，会不会也闯出了一片天地？这个念头让她既期待又害怕。
而此时的顾良，正身处中国最充满活力的前沿——深圳。
当年他揣着仅有的路费和一颗破碎的心，随着南下的民工潮，来到了这个尘土飞扬、却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他从最底层的建筑小工做起，扛水泥、搬砖头，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汗水浸透衣背，烈日晒脱皮肤，但他一声不吭，只是拼命地干活，仿佛只有□□的极度疲惫，才能暂时麻痹内心的痛苦。
他肯吃苦，脑子活，又识得几个字，慢慢得到了工头的赏识，从小工做到班长，再到带着一帮老乡接些小工程。他为人讲义气，守信用，工程质量过硬，渐渐在圈子里有了点小名气。
改革开放的政策给了他更大的舞台。他敏锐地抓住机会，注册了自己的小建筑公司，从小小的包工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顾老板”。他不再需要亲自下工地干活，但那股拼劲却丝毫未减。他学习管理，钻研技术，甚至开始磕磕绊绊地学起了普通话和简单的英语，为了能和来自天南地北的客户打交道。
生意越做越大，钱也越赚越多。身边不乏投怀送抱的年轻女性，有比他小很多的打工妹，也有精明干练的女商人。但他始终孑然一身。有人劝他成个家，他只是摇摇头，说“忙，没心思”。只有他自己知道，不是没心思，而是心底最柔软的那个地方，早已荒芜，再也开不出花朵。
两个被时代洪流冲散的人，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奋力前行。一个在象牙塔内教书育人，用知识和理性构筑内心的秩序；一个在商海沉浮中摸爬滚打，用财富和事业填补情感的空白。他们相隔千里，看似再无交集，却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活成了别人眼中优秀却孤独的模样。
南下的火车早已到站，但人生的旅途，似乎才刚刚经过一个岔路口，走向更广阔的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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