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英、天缨
我妈妈要去南乡给我们找吃的。我们三个就跟着爷爷。妈妈从山东到南乡，来来去去，留留停停。在我此后的记忆里，什么时候妈妈在，什么时候妈妈不在，已经模糊不清。我除了上学，回到家就跟着爷爷干农活，我弟弟、妹妹还没有上学，也一起跟着干活。
爷爷往西岭上推粪，我们几个跟着拉车。上岗的时候，我爷爷弓起身子使劲儿往岗上推，我们三个卯足了劲儿给他拉绳子。我拉着中间的那根大绳儿，我弟弟在旁边拉着偏绳儿，我妹妹也拉着我爷爷专门给她栓的小绳儿。我把绳子搭在肩膀上，脚蹬着地面，低着头，拼命地往前拉。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力大无穷，没有拉不动的车，没有上不了的高岗儿。等爷爷把小车推上了岗儿，我们爷四个就坐在高岗上歇歇。西岭上的风吹着，我们看着脚底下的荆堂庄。我爷爷看着我妹妹，笑嘻嘻地说：“笑笑也能帮爷爷拉车子了，套上个绳子，跟着拉车子，总比个大公鸡强吧！”
推完了粪，我们三个又跟着爷爷去西岭上包山芋沟。西岭上的小风溜溜的，把我爷爷铲起来的土从他的铁锨上吹起来了。那些小风儿丝丝地吹着，带着一缕黄土，刮到我们脚底下。我弟弟妹妹还小，主要是我帮着爷爷包山芋沟。我爷爷拿着铁锨铲土铲地久了，手心儿打滑，铁锨杆子也打滑。我爷爷就朝手掌心儿里吐口唾沫，接着铲。
我爷爷说：“向城恁大姑小时候，她姊妹几个就是她爷爷带大的。她爷爷年纪大了，不能动了，她姊妹几个趴在爷爷铺沿儿上，哇哇地哭，‘爷爷啊！’”我爷爷边说，边流着眼泪。我听我爷爷给我讲这个故事已经很多次了。我也跟着流过不少回眼泪。我爷爷每次说起这事儿都要哭。这次，他也是边包着山芋沟边流泪。
中午回到家，该吃晌午饭了。我爷爷往脸盆儿里舀了一瓢水，准备来洗洗手。我幼小的妹妹早已搬来了小板凳，把她的小脚丫放了进去，低着头，自己给自己洗脚。
“爷爷还没洗手呢，笑笑！你怎么就开始洗脚了？”我爷爷笑着问她。
“洗洗！洗洗脚丫！”我妹妹说。
杜村的大个子男人，穿着一身蓝，戴着一个荆条编的像是个提篮头儿似的的帽子，搁自行车后座儿上架着两个筐子，来荆堂卖馒头了。隔着院墙，我们听到墙外他的老牛一样的声音：“馍馍——馍馍——”
我爷爷端着一盆子山芋干子，出去换几个大馒头来分给我们吃。我能干活，爷爷就给我一整个大馒头。我弟弟不能干活，干活也偷懒，爷爷就给他半个馒头。那个大个子卖的馒头真好吃啊，又白又大，香香的。
割麦子的时候，我是主力军，我弟弟、妹妹太小，还不太能帮的上忙，只能帮着捡捡麦穗儿。我爷爷早就教会了我割麦子。我先割一把儿麦子，在手上打个拧儿，横放在地上，当做捆绳儿。再“刷拉”“刷拉”割上一堆麦子，竖着放在那捆绳儿上。等那捆绳儿上的麦子放地差不多了，就跪在麦子上，把那捆绳儿死死勒住那堆麦子，勒紧了，打个拧儿，把多余的绳儿头并在一起，塞进麦捆子里。这就成了一个麦个子。
我割麦子不怎么觉得累，我爷爷倒是常常喊着腰疼：“哎哟！我得站起来直直腰。腰跟两截儿的似的！”
我说：“我不累！我一点都不腰疼！”
我爷爷笑着说：“恁小孩儿当然不腰疼喽，小孩哪有腰啊，小孩儿没有腰！”
麦杆子上粘落着一种红色的硬壳的圆圆的小虫子。我弟弟把它抓在手里说：“大姐！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虫子吗？”
我说：“你不知道吧，这是花大姐。我小的时候，咱爷爷就跟我说了。咱爷爷说，这种花大姐身上的点儿点儿，如果是单数，那它就是好的。如果是双数，那它就是坏的。咱爷爷还说过，‘花大姐，不花了。脸上长个大疤拉’。”
我弟弟看着我，笑着说：“‘花大姐，不花了。脸上长个大疤拉’！”他说着就去麦地里褪下裤子尿尿去了。他的尿呲到麦杆子上，滋啦滋啦的。
我爷爷望着他说：“小红孩，推红车，一推推到高岗上。脱了花裤挠痒痒。起南来了大黄狗，照腚咬一口——。鸿雁啊，你挠痒痒的？看大黄狗来咬你腚膀子哈。”
我弟弟赶紧把他的小玩意儿收进他的裤子里，提上裤子。
“狗呢？”他说。
“狗刚跑！”我爷爷说，“你问问笑笑，狗是不是刚跑？”
“狗跑了！狗跑了！”我妹妹跟着我爷爷瞎胡喊着。
我看看地里，起南并没有什么大黄狗。倒是来了一个卖冰棍儿的。
地头儿上，远远地，有一个年轻的男人骑着自行车在吆喝着卖冰糕呢。
“冰糕了冰糕——”卖冰糕的骑着个洋车子满地里乱跑。他的洋车子后座儿上装着白色的箱子，箱子里头白色的小棉被底下就是那些可爱的冰糕了。
我们站直了身儿，眼巴巴地望着，我爷爷也弯着腰看着，他大概也是嘴馋那冰糕吧。很快，我爷爷就买来了几块袋装的画着“水蜜桃”的冰糕，分给我们吃。那冰糕是橙色的、冰冰的、甜丝丝的。
回到家以后，爷爷的墙外飘过来一声儿“豆腐脑子——”。那是杜村的大个子男人，挑着担子来卖豆腐脑子了。我爷爷端着小盆儿去他那里买上几碗，他给我爷爷盛好，浇上红辣椒油拌的粉条子，爷爷端回家里来，分给我们喝。
快到八月十五的时候，该砍玉蜀黍了。玉米地里，一片黄，看着香香的，甜甜的。玉蜀黍秸是甜的，我去地里折来一段玉米杆，把它想象成甘蔗，咬在嘴里，使劲儿嚼着，想咂出甜甜的汁水来。
我爷爷拿着砍镰子，砍了一根深绿色的细细的玉蜀黍秸，递给我说：“省儿，这样的才甜。”
我从爷爷手里接过来那玉米杆，果然比我自己选的要甜，要鲜。可是，我还是喜欢自己选的黄黄的玉蜀黍秸。我总觉得爷爷用砍镰子砍的秫秸，没有我自己手掰的好吃。爷爷选的那深绿色的秫秸，太甜，我不太喜欢，我喜欢那样香香的黄。
我们干活儿回来，精卫大姐的娘，家振大娘，推着她的胶车子来庄上卖豆腐了。她正走到我爷爷家大门口儿。我爷爷去她那儿买豆腐。家振大娘穿地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她留着齐肩的“二道毛子”，鬓角上别着一根发卡，腰板儿挺地笔直，小脸儿也一本正经地本着。她切了一块豆腐放到我爷爷的盘子里，顺手给我爷爷把豆腐打成小块儿，再倒上她自家的韭菜花，端回家就可以吃了。
夏天有丝瓜豆角，秋天有菠菜，冬天春天经常吃的是爷爷炒的大白菜和红萝卜菜。我最爱吃的就是红萝卜菜。穿心红萝卜切成丝，切几个红辣椒，一炒，端出来就是红彤彤的萝卜丝。
我弟弟夹菜勤快了一点儿，我爷爷就不高兴了，他手里攥着筷子，指着我弟弟的头皮说：“就你，能扒菜！菜是引食，你那样扒还行吗！人家会吃菜的，一个蚂蚱腿都能喝四两酒。哪有像你这样扒菜的！”
我弟弟被我爷爷给戳了额头，也不说话。继续吃他的饭。
我可怜的弟弟，自从我爸爸死了以后，除了我妈妈，再没有谁来真正疼他了。他能吃不能干，总是那么不受待见。
冬天，爷爷煮山芋汤给我们喝。爷爷煮好了山芋汤，把山芋捞出来给我们吃，再往锅里放米继续烧。天太冷，我们拿着爷爷煮的山芋，到爷爷家大门外头，靠着南墙跺着脚晒太阳。刚捞出来的山芋还很烫，我们捧着山芋，吹着山芋，把它从左手换到右手上。冬天的太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地多长。我们走，它也走。我们脚上的棉鞋，在影子里变得又高又可爱。
天气冷了，南家前二叔家的兰兰小妹带着她的小弟开放，四叔家的小妹娜娜带着她的小弟银龙一起来找我们玩了。银龙小小年纪就长得跟他爸爸一样粗鲁可笑，他肥嘟嘟的脸上，挂着两串鼻涕，那鼻涕上掺和了泥土什么的，黑黑的。
银龙在爷爷家门口儿站着。
“哎呀！你看这个小银龙，鼻子上恁么脏的！”我爷爷说着，从大门儿后头拿过来一把小笤帚疙瘩，拿那笤帚疙瘩在银龙的鼻子上扒拉着。我们看着我爷爷给银龙的鼻子打扫卫生，都跟着笑了。
爷爷的天井里，没有什么玩的，也没有什么吃的。南墙根里，堆着一个柴禾垛子，上头盖着一层白色的塑料纸，压着一层黄色的山草。我跑到柴禾垛子那里，从上头拿下来一块儿厚厚的积雪。我咬了一口。
“嗯！跟馒头一样！”我说，“你们谁吃？”
但那雪白的积雪毕竟不是馒头。我自己的幻想术骗不了别人。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吃这“雪馒头”。没过多大一会儿，来我爷爷家找我们玩的几个孩子像是麻雀一样，飞来了，又很快飞走了。
我们三个来到自己的家。我们的家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空荡荡的。我们坐在堂屋里玩。我十来岁，我弟弟还没入学，我妹妹不懂事。我们三个在一起说着话，说着我们的爸爸，想象着他还没有死。
爸爸的老式自行车还在里间。我说：“我看到咱爸爸的洋车子，就觉得咱爸爸还没死，还会回来，我觉得咱爸爸还会还阳。”
弟弟把一个小板凳倒过来，让板凳腿儿朝上，他把那小板凳当成木马骑着、晃着。
“我也梦见咱爸爸了，我问他，爸爸你在干什么啊？爸爸说，我在开木头火车！”我弟弟说。木头火车，就是棺材的意思。
我家的两个洋铁桶里盛满了水。那是妈妈挑来的，已经搁在那好多天了。天冷，桶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我拿来三个碗，把冰敲开来放在碗里，撒上红糖，我们三个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下雪了。淡淡的雪花飘飘落落。我们跟着爷爷，袖着手，哈着气，在大街上慢悠悠地晃荡。路两旁是人家高高的青石头的院墙，没地方可去。就回爷爷家吧。爷爷找出陈年的大头皮鞋穿上。这双大头皮鞋，像文物一样被收藏着，经年不坏。每逢严冬，我爷爷就把它拿出来，让它重新上岗。
脚下太冷了。我看到爷爷家柴垛上的芦花，就扯一朵芦花垫在脚下，脚底果然暖和了。爷爷跺跺脚，也找一把芦花塞在鞋窠塱里。
我跟爷爷说：“爷爷，芦花怪暖和哈。”
我爷爷跺着脚说：“芦花不暖和哦。”
我说：“我觉得芦花暖和。”
我爷爷说：“你觉得芦花暖和啊，拿芦花给你套件棉袄试试？芦花不暖和，这是带讲儿的。说是有一个小孩儿，他娘死了。他爹又给他找了一个晚娘。他晚娘又给他生了一个小弟弟。冬天了，他爹让他晚娘给他兄弟俩儿套棉袄。他晚娘给他套了一件厚厚的大棉袄，给他弟弟套的棉袄呢，没有他的厚。比他的还要薄。他爹觉得自己真是找了一个贤妻。”
“这一天，他爹带着他跟他小弟弟一块儿赶着车去拾柴禾。大冬天的，冷哦。他冻地直打哆嗦。他弟弟一点事儿都没有。他爹看到他直打哆嗦，就拿着赶车的鞭子抽他。边抽边骂他。‘恁娘给你套的棉袄比恁弟弟的还厚，恁弟弟一点都不冷。就你冷的？你是装的吧？想污蔑恁娘亏待你的。’他不说话。他爹就气地一直抽他。直到把他身上的棉袄给抽破了。”
“这一抽破不要紧，棉袄里头的芦花露出来了。他爹一看就明白了，原来，他晚娘给他棉袄里套的是芦花啊。怪不得比他弟弟的棉袄厚呢。他爹回到家来，把他晚娘给揍了一顿。‘你个毒妇，你太亏心了。你给俺儿子棉袄里套的芦花啊！’”
天寒地冻的。要是有个“火龙单”就好了。“火龙单”的来历，大概那时候的穷人都知道。说的是一个地主，心眼儿特别坏。长工给他干活，他对长工极为苛刻，长工跟着他吃不饱、穿不暖，尤其到了冬天，连件过冬的衣裳都没有。夜里，下雪了，长工住在马棚里，身上穿着一件破棉袄，冻地瑟瑟发抖，怎么办呢。长工想起麦场里有个碌碡，他就把那碌碡搬到马棚里。他冷了，就把那碌碡滚来滚去，整整滚了一夜，滚地满头大汗。
第二天，地主来到马棚前，以为他早就被冻死了，却见他浑身热气腾腾。地主大吃一惊，说：“这么冷的天，你穿着件破棉袄，怎么还能这么热？”
长工说：“你不知道，我身上穿的是‘火龙单’，是我家祖传的宝贝，所以一点儿都不冷。”
地主闻说“火龙单”是一件祖传的宝贝，赶紧对长工说：“你把你那‘火龙单’给我吧，我把身上的皮袄给你，咱俩儿换换！”
长工说：“那不能给你！”
地主再三恳求，长工才把身上的破棉袄给他。到了夜里，地主为了验证那“火龙单”的功效，也钻进马棚里，结果，当天夜里，大雪封门，地主被活活冻死了。
地主的老婆哭着数落他：“给你皮袄你不穿，你偏偏穿那‘火龙单’！”
咱们没有“火龙单”，爷爷把鞋带系好：“盖上我的条子被！”
我弟弟也接着说：“盖上我的叉子被！盖上我的白被！”
这是爷爷给我们讲的又一个故事。有一个穷人住店，夜里，他冻得要命，就把裤子盖在身上：“盖上我的叉子被！”然后把袜子盖在身上：“盖上我的筒子被！”最后把鞋带也盖在身上：“盖上我的条子被！”房瓦上趴着的小偷一听，这老头儿真有钱，睡觉还盖那么多被。小偷就把铁钩子吊下去，恰巧勾住了老头儿的鼻子，老头儿疼地大喊：“哎哟，勾住了我的白被（鼻鼻）！”小偷不理会，把铁钩子使劲往上一拉：“不管黑被，白被，上来吧！”一下子把老头儿的鼻子钩豁了！
傍晚了，爷爷切开几个馒头，在炉子上烤馒头片。馒头片烤地黄黄的，热热地拿来吃。爷爷不会蒸馒头，蒸出来的馒头酸溜溜儿的。烤馒头片也酸酸的。
后来，我爷爷买了一个铁夹子，专门用来烤饼子的。铁夹子的头上是圆圆的两块铁饼。爷爷把擀好的面饼放在那个铁饼子里一夹，铁夹子里面的花印子就落在了面饼子上了。爷爷双手握住铁夹子的长长的把手，把那两块铁饼放在炉子上烤。烤上一会儿，一块饼子就烤好了。把铁夹子放在桌子上，打开夹子，里头的小圆饼就滚了出来。饼子有一指厚，白白的面皮被烤地黄黄的。饼子上有铁夹子上落下的花纹，那是一只小花猫。有猫头，还有猫爪子。那饼子被夹地硬硬的，吃起来僵僵的，并不好吃。
过年的时候，我爷爷早早地就起来了，他做好了一桌子的菜。好几个盘子里的菜上，还撒了芫荽。我爷爷爱面子。他知道，今天会有很多人来给他拜年。他烧了一桌子菜给别人看，也会让别人来喝两盅，尝尝他烧的菜香不香。我爷爷买不起鲜鱼，就买了咸鱼，煎地黄黄的，摆在盘子里，充当一盘子鱼。桌上，还有我爷爷精心烧的鸡蛋汤。
“我四点就起来炒菜了。鸡蛋汤好喝！我搁的山芋粉子。还浇了酱油。”我爷爷说。
天井里的石台子上，我爷爷早就摆好了香炉。香炉里烧着香。旁边放着几个苹果，还有几碗饺子。我跟着爷爷走里走外，我弟弟睡在被窝里，不肯起来。等我爷爷召集我们一块儿来给天老爷磕头的时候，我弟弟还是没起来。我们要下跪了，我弟弟才咕噜一下，光着屁股从被窝里跑出来。他跑到石台子跟前，哐哐，给天老爷磕了两个头，又飞快地跑回被窝儿里去了。我爷爷没好样儿地看着他：“小鸿雁，就是没有恁姊妹两个勤快！”
春天里，庄里来了卖鸡鸭鹅的，扯着嗓子吆喝着：“小鸡了好——卖小鸡了好！小鸡了好——小鸭来！”我妈妈也去买小鸡。卖鸡鸭鹅的男人，在自行车后座儿上架着一个筐子，筐子里放着一堆小鸡小鸭儿小鹅。那些小鸡小鸭小鹅站在一起，有黄黄的小嘴儿和绒绒的小身躯。卖小鸡的剁了菜叶，拌了小黄米，来喂那些小东西。那些小东西毛茸茸的，小小的，叽叽嘎嘎的叫着，闹着，一个从另一个身上踩过，弄的彼此身上的绒毛里都沾上了小黄米。好可爱的小鸡小鹅小鸭子啊，黑黑黄黄灰灰，软软滑滑，像一块块闪闪发光的玉。
卖小鸡小鸭的把我妈妈选好的小鸡放到我妈妈的鸡笼子里，跟我妈妈算了算账儿。我妈妈捏着手里的钱，站在卖小鸡的筐子跟前，皱着眉，在脑子里划拉着刚才的账儿。
卖小鸡小鸭的男人鄙夷地看看她，问她说：“是的吧？”
我妈妈还是呆在原地，沉思着说：“是的。”
我妈妈买了十几只小鸡放在家里，让它们在院子里找食吃。那些小鸡一团团的，黄黄的，绒绒的，很可爱，我也很喜欢。
我家屋东头儿的院墙下头，有一堆褐色的岩石，那些岩石从院墙上掉落下来，散成了碎块儿。那些碎石块儿的中间，印着一棵棵的小树的化石，绿绿的、黑黑的，很好看。
再往南一点，我家大锅东边的地方，是一块空地。我妈妈就把鸡笼子放在这里。那块空地旁边，种了一棵像是橘子一样的小树。刚长到我的膝盖那里，树上有绿绿的尖尖的刺。我妈妈说：“那是枸橘，结的果子跟橘子一样，橘子是甜的，它是苦的，不能吃。”
那时，计划生育还很严，我妈妈一看见“包车”，就以为是来抓她的，吓地惊慌失措，不知道该往哪里躲。
“大奶奶，是来抓我的呗？”我妈妈惶恐不安地问老娄奶奶，同时准备着逃跑。
“我也不知道啊，谁知道是不是抓你的啊！”老娄奶奶也心神不定地回答她。
“庄上来包车了，谁知道是来来抓谁的啊。我还是带着恁弟弟妹妹去躲躲去吧。你在家里跟着恁爷爷。该怎么上学怎么上学。”我妈妈跟我说。
“嗯。”我答应着。
那时候，我妈妈买来的小鸡已经长成大人的拳头那么大了。
我妈妈临走的时候嘱咐我说：“你每天去给小鸡儿撒把玉蜀黍。晚上，等到鸡要上宿儿的时候，你再去把它给赶到鸡笼子里，把鸡笼子盖上口儿，再压上几块石头，别让黄鼠狼子给吃喽。”
“哦。”我又答应着。
“妈，恁带着俺小弟小妹去哪啊？”我恋恋不舍地问她。
“俺还说不准来。白天不敢走，怕遇到大队干部跟小分队。白天，俺就躲到玉蜀黍棵里。等天上黑影儿了再走。”我妈妈说。
“那恁不嫌热啊？玉蜀黍棵里没有蚊子啊。”我说。
“那也没有办法哎。总比被小分队给抓去强吧。”我妈妈说。
我弟弟妹妹上午还在家里跟我一块儿玩，下午就跟我妈妈走了。我看着我弟弟妹妹的身影，恋恋不舍。我弟弟妹妹还小，也不像我爱哭，他们昂着白白净净的小脸，走在我妈妈后头，也不知道回一下头。
我一个人到我家里去，推开大门，再从里头挂上门链子，我就独自在我家里想念她们。我们家由热热闹闹到一下子人去屋空，家里的铺上，还有我妹妹换下来的小背心，那是人家给的，白底，印着红心心、蓝心心。我妹妹上午才穿着的。我把它拿在手上，坐在院子里的石台子跟前，抱着我妹妹的小背心哭。她那时候也就四五岁，多小的小孩儿啊。小小的她说话还说不清，常常说“我要吃皮果！我要吃皮桃！”
我妈妈说了，她带着我妹妹和我弟弟，白天不敢走，怕遇见大队干部和小分队，她要躲到人家的玉米地里，等天黑了再走。此刻，我妈妈跟我弟弟妹妹是躲在哪里呢？我能去找她们吗？我要是去找到了她们，把她们给暴露了怎么办？那么多的玉蜀黍地，我到哪里去找呢？我自己也害怕。
玉米已经一人多高了，露出了粉红色的“天缨”。我不知道我妈妈是躲在哪里，隐隐约约觉得，应该是在北荆堂的玉米地里，那里离家近，她一介女流，带着两个小孩儿，太陌生的地方，她也不敢去。
等我第二天去上学的时候，路过北荆堂，看到那片玉米地，看到那高高的粉红色的天缨，仿佛我妈妈带着我弟弟妹妹还躲在那块玉米地里。自此以后，我对那块玉米地，对那么高的玉米，有了感情，那是我妈妈带着我的弟弟妹妹，躲避人家捉拿的地方。我的小妹妹，我妈妈早就给她起了学名，叫天英。天英，天缨，我对那粉红色的天缨，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情。
我常常失魂落魄地去爷爷家东的小路上观望，小路两旁是玉米地，我到那儿溜达，仿佛在那里可以见到我妈妈。不只是这一条路，只要是曾经看到妈妈来过的那些小路，我都充满了向往。
我家因为在村后头，靠近西岭，空落落的。大门外是一片竹林，这些竹子长不大，瘦瘦黄黄的杆子，大人们叫它“火竹”。大门门里靠东的角落，种着一片毛竹林，很高很大的一片，有些阴森森的，我一个人不敢进去。这儿时常有各种花色的鸟儿降临在竹枝上头。
大门外出门右手边，是一棵桑树，每到春夏，就会结出紫色的桑葚。我爸爸去世以后，我才从老娄奶奶那里知道，我家这棵桑树栽地不好，“前不栽桑，后不栽柳”。
因为有竹林的缘故吧，院子里有些阴森，大门外经常横着一条金黄色或是红斑纹的蛇，让我有些害怕，可是我还是充满了忐忑和向往地来到这里。这里有过童年，有过爸爸妈妈，有过弟弟妹妹，这里是我的家，我可以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待上半天，不用担心谁会来赶我走，我也不用跟谁说话。
2.我家招贼了
我家鸡窝下头，是一块完整的岩石板打磨成的长方形的饭桌。天气暖和的时候，可以坐在这里看书，吃花生。我常常一个人来到我家，拴上大门，坐在石桌旁，手里拿着一本不知道妈妈从哪里弄来的《儿女英雄传》，剥着妈妈捡来的花生，沉浸在安学海老爷、何玉凤女侠的世界里。来我家找我玩的小女孩，自顾自地蹲在我家大门里头的地上玩耍，我低头看书，不知道什么时候，一抬头，刚才的小女孩已经回家了。书里的情节与现实中的院落、适才的小女孩的身影与人去院空后的静寂，充满了人生的无常与幻灭，只剩下我，呆呆地对着空落落的天井。
我家天天井里经常有黄鼠狼爬过。我妈妈说，黄鼠狼的脾气古怪，不能乱说话，否则，会招黄鼠狼心烦。黄鼠狼开心了，会给主人家干好事，要是不开心了，也会给主人家干坏事。有一户人家，过年的时候，一群黄鼠狼，一个踩着一个，搭着梯子，往他家粮食囤里拉干粮。这家人看到了，都装作看不见，都不乱说话，只在吃饭的时候，掰开手里的豆包、馅饼，给彼此看看，自己吃的是什么馅儿。都是黄鼠狼给他们拉来的。大家只吃，不说话，怕万一说多了，黄鼠狼听了生气，就不给他们家拉干粮了。
有的黄鼠狼还能成精，成精的黄鼠狼，就是大姨嘴里的“黄老师”。所以，我对黄鼠狼充满了敬畏和害怕。
我妈妈走了，我就听妈妈的话，每天去给小鸡撒粮食，晚上，再去把它们赶到藤条编的圆圆的大鸡笼子里。鸡笼子就放在我家东边，竹园子跟前。晚上，小鸡该上宿了。我从爷爷家赶来，赶小鸡上宿。很多小鸡都很听话，自己跳到鸡笼子上，两只鸡爪子抓住鸡笼子的边边站着，我一赶，它们就“啪嗒”一下跳到笼子里去。那些不听话的小鸡，想让它们进笼子可就难了。我左赶右抄，又吆喝又喊，都没有用。“噢哧！噢哧！进窝了！进窝了！快点进窝！”可是它们都不理睬，都在外面蹦蹦跳跳，四处溜达。
天色慢慢地黑了下来，我很害怕。我家的屋，靠近庄外，抬脚儿就能看见西岭跟石塱，石塱里是一个个的坟子窝。我家天井里竹园阴森，树木林立，墙外少人行迹。这里，白天都很寂静，到了晚上，我更加觉得害怕。我想让小鸡早点进窝，我把鸡笼子盖好，就可以回爷爷家了。可是那些不回窝的小鸡可不会为我着想。它们“叽叽喳喳”地在笼子外头蹦跶，就是不进鸡笼子。那些刚才进了笼子的小鸡也纷纷又从笼子里跳出来了。
我一个人越来越害怕。我想回爷爷家，可是那些小鸡还在笼子外头，它们要是被黄鼠狼拉走怎么办呢。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它们往笼子里头赶。可是它们就是不肯进去。我着急了，拿起小园里的石头就朝它们砸去。小鸡距离我很近，我扔石头的力气也很大，那些小鸡一个一个地被我打中了，有的打死了，有的打残了，它们惊慌失措，叽叽喳喳，更加不进笼子了。
天黑了，我太害怕，就把鸡笼子给盖上，自己胆战心惊匆匆忙忙地回了爷爷家。
等我妈妈从南乡回来以后，我家的小鸡已经所剩无几了。我妈妈看到仅剩的那几只小鸡居然没有骂我。而我，每逢想起来那些小鸡，都很愧疚。
我当时赶小鸡进笼子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多想想办法呢。我在笼子里放点食儿啊，我让爷爷去帮忙想办法啊。如果那天爷爷去，他应该不会像我那么没有耐心，那些小鸡应该就不会惨遭毒手了吧。
我不能原谅自己，尽管我当时只有十来岁，独自一人在家，真的很害怕。可是，当年，我爸爸去东北的时候，我妈妈还不到三十岁，她是怎样一个人忍受着偏僻和黑暗，守着那个黑沉沉孤寂寂的家的。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妈妈也才三十六岁，她是怎么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冒着夜里被贼人翻墙抄家抢孩子的危险，住在那个家里的。也许，她只能坚强，只能不害怕，因为她是我们的妈妈。也许，一个人只能坚强，只能不害怕。因为，她要在这个世上活着啊。
妈妈在山东与南乡之间走走还还。我也在我家和爷爷家来来去去。想妈妈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走过北荆堂的大街，走进我家那条小巷，走过艳飞家、雷雷家，题美老爷爷家，走过我家东院墙外堆着的一堆青石旁，来到我家。
有一天，我来到我家门前。看见大门是开着的，还用顶门杠在外头顶着。
我以为是我妈妈回来了。
“妈妈！”我喊了一声儿，没有回应。平时，我妈妈在家，从来不会把大门敞开，即使偶尔有事，家里要进胶车子，那也是把大门拉在里头，不可能用顶门杠在外头顶着。
我见没有人应答，还是抱着希望，走进我家。我家的堂屋门也是开着的，我妈妈原来用铁丝拧着的屋门框，被整个连门一起搬了下来。是家里进贼了？
我进屋查看一下，我家里唯一的陈设，我爸爸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给我买的金黄色的马蹄表，一直放在里间我妈妈的床头，现在不在了。装着玉米面和麸子的面袋子也被打开了。堂屋，吊在梁头上的半袋子花生，我妈妈去北山里捞来的，也没有了。
我家招了贼了。
我赶紧回爷爷家喊我爷爷。我爷爷跟我一起来到我家，确实，我家是着了贼了。我爷爷把我家的门都扶好，跟谁也没有说，只等我妈妈回来。我家有什么呢？我爸爸去世以后，人家厂里给了四千块钱的抚恤金，我三叔想拿来盖屋娶媳妇，代为保管的大队干部也想私吞。贼来我家，大概是惦记这个吧。
我妈妈终于回来了。她去战海大叔的大喇叭里，把那贼人骂了一顿。
“恁个养汉头将的！恁偷俺家的东西！天打雷劈死恁个王八羔子！家军夜里去把恁整死！”
我妈妈平时说话，嗓门儿就很大，乍听起来，跟吵架似的。我以前路过人家门前，听到里头有洪亮的、激愤的女人的声音，就疑心是我妈妈。我很佩服我妈妈，她说话有口有心，她讲起理来，好像从来都不怕谁。
妈妈说：“幸好当时咱都不在家，在家更危险。人家能把小孩儿给偷去。”
“贼是谁呢？”我说。
我妈妈说：“谁知道啊？庄里有名的吕四儿，净干偷鸡摸狗的事儿，难道是他？”
我家招贼，是我妈妈不在家。我爷爷就在家里，大门栓的好好的，也招了贼了。那是秋天，刨完山芋以后，我爷爷把两筐子山芋推回家。傍晚了，我爷爷急着烧饭，就把一筐子山芋从小车上卸下来，倒在屋门前的天井里。另一筐子山芋没卸，还搁在筐子里，放在小车上。
第二天，一觉醒来，我爷爷家的大门被打开了，一筐子山芋连长筐一起不见了。
我爷爷急着刨山芋，一时没钱，也没时间去买个长筐，就用家里拾柴禾的圆筐子来装山芋。爷爷把那个八斗大的圆筐，用麻绳绑在小车上，另一边，配着剩下的长筐，用小推车推着，去刨山芋。等过了忙季儿，手里宽松了，再去张庄集上买个新的长筐来配上。
“失火了！失火了！”黑夜里，庄西头儿不知道是谁大喊着。老刘奶奶大门对面，谁家的柴禾垛起火了。清明三叔闻声起来，跟众人们一块儿，挑着两铁桶的水，直奔庄西头去救火。
清明三叔、福林大叔就住在我爷爷家东边儿。福林大叔的大闺女也就四五岁的光景，她比我妹妹要小一两岁，比我妹妹轻瘦，所以，每当我看见她，特别想抱起她。小妹妹黑黑的笑笑的，露出一口小白牙。我抱起她的时候毫不费力，像是抱起一个洋娃娃。
天黑了，福林大叔把浇地用的一桶柴油提进屋里，把屋门在里头插好。大婶子带着他们的大闺女和小儿子准备睡觉了。
小弟弟说要喝水，大婶子一时找不到电灯拉绳，就跟大叔说：“我怎么找不到灯绳儿的？”
福林大叔划开了一根火柴棒，跟大婶子说：“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大婶子把电灯拉亮了说：“看到了！看到了！”
福林大叔扔下了手里的火柴棒，堂屋里，“轰”地亮起了一道红光。
“起火了！起火了！你个逼养的！”大婶子哭骂道。
“哇哇——”大婶子怀里的小儿啼哭着。
大叔去开门，几次跃跃欲试，却走不到屋门口儿。大婶子把自己的夹袄子给小儿子罩在外头，把小儿子放在床头的衣柜上，把大女儿揽在怀里。两个孩儿哭着。
大婶子哭着跟福林大叔说：“你去开门！你个逼养的！娘啊！失火啦！来救火啊！”
福林大叔也喊着：“失火了！救火啊！爹呀！娘啊！来救命啊！清明啊！”
住在后院的二爷爷、二奶奶，二姑、二叔，隔壁的清明三叔，听到了声音，披衣赶来。二爷爷把门从外头撞开，大叔跟大婶子抱着孩子冲出重围。大叔、大婶子，两个孩儿的背上都被严重灼伤。
大叔、大婶子跟她们的两个孩子，被送进了医院，二姑、二叔，三叔、二爷爷，都跟着去伺候去了。两个大人的惨状自不必说，两个几岁的小孩子背上被烫出了大水泡，吃饭睡觉只能躺着。
家里，只剩下二奶奶了。当时是十月，推山芋秧子的时节，二奶奶一个人去推山芋秧子，干着家里的活儿，想着大儿子一家子的事儿，心挂两肠。
一场大雨下来了，二奶奶推着山芋秧子走在路上，大雨瓢泼一样浇灌在二奶奶的头上，二奶奶的小车摔倒了，再爬起来推，推起来，再滑倒。二奶奶的身上、脸上，不知道是眼泪，还是泥浆，都在哗哗地流淌。
我放学回家，我爷爷跟我说：“东院福林家里失火了，一家子都住院了。”我爷爷说的时候，脸上挂着笑样儿，可是我笑不出来。我爷爷看我不笑，他也不怎么笑了。
后来，大叔大婶子一家出院了。两个小孩儿从家门里跑出来玩儿，小弟弟、小妹妹都剪了短头发。尤其是小妹妹，一个小女孩儿突然剪了短头发，样子改变地很是明显了。
两个小孩子笑语盈盈地在大门口儿玩耍。
大婶子从大门里出来，端着小碗喊她的小儿：“来！宏伟，吃饭了！”大婶子也剪着一头短发。秋日的天气里，她的形容显得更加清瘦了。
但是，毕竟是劫后余生，大难之后必有大福。大叔大婶子一家子还是和和乐乐地过日子。
有一天，我爷爷端了一碗肉。
“这是驴肉。”我爷爷说。
“什么时候买的？” 我问爷爷。
爷爷有些羞惭又郑重其事地说：“我买的驴剩”。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了，我知道爷爷因为没钱，又想吃口驴肉，只好买些驴下水来吃。我就不继续问。
爷爷把驴肉烧好以后，又带着三分得意、七分高深莫测地说：“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
吃驴剩这种东西也不是头一遭。以前，三叔和奶奶还在的时候，庄里常来阉猪的，阉猪以后割下来的猪的零件儿，奶奶照样炒炒吃了，虽然有点骚腥气，但那毕竟是肉。那时候，奶奶家里还养了一头猪，猪圈就在天井西边，靠着院墙。猪圈里头，还有一棵“母鸡花”树，阉猪的时候，那“母鸡花”开地正盛，一树粉红。
爷爷在靠近东院墙那边养了几只兔子。兔笼有两层，上头给兔子住，下头给兔子拉屎。我有空就帮着薅“猫子眼”喂兔子，清理兔笼子里的兔子屎。兔子死了，爷爷就炒兔子肉吃。爷爷炒兔子肉，放上一把我捡来的板栗，加上酱油红烧以后，兔子肉和板栗都熟透了，又香又烂。爷爷把炒好兔子肉的小耳朵锅，端到堂屋进门儿的地方。我们爷俩儿对着小锅，吃兔子肉。来跟我玩的大龙这时候还不走。坐在堂屋门里看。我爷爷就跟他说：“你该回家吃饭了。”我怕爷爷生气，不敢拿兔肉给大龙吃。
冬天的时候，我爷爷居然捡了一头猪。那天早上，清冷清冷的。我放学了，回到爷爷家，推门推不开，大门从里头拴上了。我推了又推，爷爷才出来开了门。我走进天井，发现天井里有一头黑猪。爷爷正忙着杀猪，给猪褪毛。
我爷爷看看我，耷拉着眼皮说：
“今天清起，我背着粪箕子去西岭上转悠，不知道谁家扔了一头小死猪儿。我就背回来，煮煮吃了，可不要出去说啊。”
不要出去说的原因，大概是怕别人说穷，又馋鬼贪吃吧。我当然不会出去说。
此后的日子里，爷爷家的饭桌上有了猪肉。都是切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有的还带着黑色的猪毛。
恰巧大姑来送年礼了。大姑以前来奶奶家，主要是来看望我奶奶的，她并不怎么热爱她的老爹、我的爷爷。我奶奶跑了以后，她还是象征性地来给我爷爷送年礼，平时根本不来。她应该知道我奶奶的去向，只是装作不知道而已。
大姑来送年礼的时候，磕醒着脸，高兴不起来。她也记得爷爷自己吸溜着油油的手指，不给她们吃猪肉的事。
她红着眼睛、酸溜溜地跟隔壁老娄奶奶说：“大奶奶啊，俺爹就这样，就这样”！大姑吸溜儿着手指，学着爷爷旁若无人地独自享受猪肉的下三滥样子。看来，她对她爹以前吃独食不给她们吃猪肉的事儿还是耿耿于怀。看来，她来给她爹送节礼，也是迫不得已。
老娄奶奶劝说着大姑：“她大姐，老的无过天无过，谁叫他是老的呢。”
大姑来给爷爷送年礼，都是带一包煎饼，蒸几个馒头，不买猪肉。
不过这次，爷爷家里有。大姑很少跟我爷爷说话，她总是去隔壁二爷爷家里跟他们说话。
临吃饭的时候，爷爷让我去喊大姑吃饭。
爷爷坐在正北上岗儿上。大姑面朝东，我面朝西。
大姑这次吃地两嘴油油的，很是满意。
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吃饭，养成了一种习惯。每次吃饱了，就把裤腰带松开，再接着吃。
这回，我大姑也笑着说：“我也跟大省儿学学，把裤腰带松松再吃！”
这一幕，我以前觉得是大姑贪婪。她已经成年，她家明明有钱，却不给俺爷爷买猪肉，还跑到俺爷爷家里吃。可是，我现在想来，我才慢慢顿悟，是俺大姑在俺爷爷那里，从来没有得到一个闺女该得到的宠爱和娇惯。是的，大姑是爷爷的女儿。她吃她爹的几块猪肉又有何妨？可是，不是等到她成家立业，成了半老徐娘，不是等到她爹人老珠黄快完犊子了。她爹还不知道该去疼她这个闺女，给她这个闺女一口肉吃呢。
这是什么父亲？这是什么父和女？乌鸦尚且知道反哺，乌鸦尚且知道哺乳。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对待他的一堆小儿女，尚且不如一只乌鸦乎？大姑二姑她们对爷爷的凉薄我看地清清楚楚，可是当年，爷爷对她们的残忍我又何曾亲眼目睹？我只知道爷爷吃不上闺女送的猪肉实在可怜，我哪里知道，当年，那个小女孩眼巴巴地看着她的父亲独自吞吃猪肉的时候，她的内心该有多苦？
因果循环。事在人为。父和女之间这辈子填不上的鸿沟，该怪谁？
吃了肉以后，爱害渴，光想喝水。
我爷爷说：“穷人吃顿肉，三天凉水喝不够。穷人吃顿面，三天不离水缸沿！”
猪肉吃多了，还会闹肚子。有一回，我看见爷爷一边往茅房跑，一边说：“肚子里油水少，乍吃顿肉，受不了。”
爷爷闹肚子，我没有闹肚子，大概是他吃地多，我吃地少吧。一头猪，不小啊，除了饭桌上飘着的带着黑猪毛的几块薄薄的猪肉，我好像没有吃多少肉来拉拉馋，更没有吃到什么好肉。那些大块的肉呢？猪蹄子，猪排骨呢？我没见着。大概是爷爷把好肉藏起来自己躲着吃了吧。大姑、二姑说的，她们的爹杀猪自己吃，她们却没吃上猪肉的典故，大概是真的。
3.精卫大姐、王三姐和二裙姑
我们学校大门西边儿一棵大柿子树下，有一个说书的。每逢张庄集，他就来说书。一群老头子围坐在他周围，听地专注、出神。我也常常去那树下徘徊。夏天的时候，那树下落了很多小柿子，青青的，带着浅浅的白色的棱线，顶着黑色的触须，像从说书先生嘴里掉落的一个一个的小故事。说书的端着一个碗收钱了，大家自觉地往碗里投钱，五分的、一毛的，都行。
我妈妈说，说书的脑子转地快。有一个说书的，大清早起来去说书。路上，有一坨牛屎。他一路上，在脑子里转了转，就编了一部书，叫《三打牛屎山》。
我妈妈还说，说书的人不能得罪。有一个人，就是武大郎，他老师对他有过大恩，他让他老师在他家住着，他好生地伺候着。后来，他因为有什么事儿，让他老师误会了，以为他恩将仇报，嫌弃他老师了。他老师就从他家里离开了。路上，他老师写了一部书来拐着弯儿骂他。他发现他老师走了，赶紧去追他老师。等他追上他老师以后，他老师才知道原来是个误会。可是，他老师写的书已经四散开来，想收回都来不及了。
说书的先生可以把旁人的事儿随便编排的。一个说书的先生，在写书的时候，写到关公护着二位嫂嫂不得已投降曹操。曹操奸诈，故意安排关公与二位嫂嫂共处一室。说书先生写到此，本想写关公对嫂嫂大不敬。谁知道先生刚要提笔，那灯就被一阵风吹灭了。先生掌灯再来写，灯火又一次被风吹灭。先生隐约听到耳边有人说话：“先生，手下留情”。先生知道，是关公显灵了。关公忠烈，关公虽死，可他的名节不容亵渎。先生长叹一声，挥笔写下关公秉烛读《春秋》：关公的嫂嫂在里间安歇，关公远远地在外间侍立。待嫂嫂安歇以后。关公拿弹弓帮嫂嫂熄灭灯火。他自己则侍卫在外头，长夜秉烛读《春秋》。
说书人不来的时候，那几个老头儿就搬个板凳坐成一圈儿，让他们中一个认字的老头来读书给他们听。读书的捧着书，撅着花白的胡子，脸上挂着书中人物的笑，慢吞吞地读地仔细，听书的闭着眼睛，撅着花白的胡子，听地入迷。
那时候估计很多人家里，光景都不好，要出来混口吃的。那是下午放学的时候，我走到学校大门口儿。看到张庄前的大街上，来了两个男的，跟我爸爸一样的年纪，跟我爸爸差不多的模样，肩膀上背着袋子，手里抱了琵琶。那时快到饭时儿了，可他们并不急着到别人家的大门儿上去，他们在张庄前的一块高高的大石头垒成的石台子上，坐下来，自顾自地抱着琵琶低头弹唱起来。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就在这个地方，我竟然见到了北荆堂的家振二大娘。原来，二大娘家的精卫大姐说亲说到了张庄，男方是张庄大队干部的儿子。
那天，家振大娘一如既往地穿地干净利落，剪着“二道毛子”，鬓边上别着一根发卡。
她推着自行车，嘴里夹着香烟，跟亲家道了别，飞身上了她的单车，威风凛凛地从亲家送别的队列前冲过，意气风发地向前飞去，像是去参加一个飞车比赛。
我看着了她，叫她一声“二大娘”，她“嗯”了一声，从我身边飞驰而过。那棵大柿树底下，是一个小陡坡儿，二大娘像骑着一头牛似的骑着她的单车，冲上陡坡。她双手攥着车把，朝右一歪头儿，“噗”地一声吐出嘴里的烟把儿，又风驰电掣地顺着张庄前头的大路，直奔荆堂奔去了。姑娘说亲说给了张庄大队书记的儿子，这是件荣耀的事。自家闺女寻了这样一门好亲事，二大娘作为老母亲，也是志得意满，踌躇满志。
家振二大娘性格很好强。我亲眼看过她跟她的亲妯娌，家兴大娘，两个人，在她们的婆婆家的天井里骂架。她们妯娌两个已然是都上了岁数，快要当奶奶了。她们的老婆婆更是垂垂老矣，管不了她们了。她们两个激烈地骂战，她们的婆婆，一个为人很老实的老太太，顶着满头的白发，站在一边，紧闭着双眼“听战”。
家兴大大娘头发已经花白，嗓子嘶哑，为人比较老实，她家里只有两个闺女，没有儿子。大闺女在家里招的女婿，生了个男孩儿叫“交托”。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交托”的意思，只觉得这个名字真是奇怪，荆堂的小孩儿都叫他“胶拖鞋”。家振二大娘精明强干，口齿伶俐，家有一儿一女。两个大娘骂架，论嘴力和体力，大大娘都不是二大娘的对手。可是论对错，说不上是谁对谁错。精明强干的人固然强势，可是头脑不太精明的人也有她的昏昧和固执。
大大娘拿着铁耙子，面向西，站在二大娘跟前，不停地弯腰低头，像耙柴禾一样，把铁耙子往地上耙着，比划着，嘶哑着嗓子冲着二大娘骂：“你个昏了心的女人！我弄死你！砍死你！把你剁八瓣儿！”大大娘手里的铁耙子，早就用地快要散架儿了，它现在摇摇晃晃，颤颤巍巍，头上只有十来个铁条儿弯成的齿儿，即使朝谁砸去，吃上她一耙，也没有什么杀伤力和破坏力。
二大娘压根儿没把大大娘放在眼里。二大娘面朝东坐着，大腿翘在二腿上，左手把着一杆铁锨，右手托着一个青苹果，抬起脸儿，边朝着大大娘得意洋洋地啃着，边跟大大娘对骂：“砍死你！砍死你个鬼东西！”因为根本没把大大娘当回事儿，所以二大娘的音量和火力反而比大大娘的小地多。
大大娘突然出击，轮起铁耙子就朝二大娘砸去。二大娘“蹭”地一下站起身，奋起直追，把大大娘追地冒跑。
农村人，有些地方的农村人，男人，还有女人，会吵架，会骂架，好像是打小就有的天生的本事。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儿。这是基因里自带的，这是长年累月地熏陶造就的。我那时候直到现在也说不清，这是一种陋习，还是一种生存的技能。或者说，长此以往，成了一种传统和传承。
二大娘有空儿还是做豆腐，做好了豆腐，自己推着小车，在南北荆堂转着卖豆腐。她做的豆腐平平整整，干干净净，技术和质量都是上乘。
男方家就在我们小学校门口。我上学的时候，也见过精卫姐姐站在她婆家门口的样子。她穿着粉色的喇叭花袖口儿的连衣裙，亭亭玉立，紧闭的朱唇，扭成石榴花的模样。
那时候，我一度怀疑。人家不上学就能嫁给大队书记的儿子，这可是一步登天，登峰造极了。像我们这样苦哈哈地上学的，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啊？
可是有一天，当我放学回到家的时候，我爷爷跟我说：“精卫大姐死了。”
我当时一愣，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如花似玉的精卫大姐怎么就这样殒没了。
“啊？真的？怎么死的？”我问。
我爷爷说：“精卫走婆家的时候，跟着她对象去拉沙子。半路上，她嘴里叼着的一袋子饼干掉下去了。她没跟她对象说，自己不吱拉声儿地从拖拉机上跳下来，想去把那袋子饼干捡起来的。她对象只顾着开拖拉机，不知道她跳下去了，直接从她身上开过去了。”
“天呐！”我说，“太可怜了！多可惜啊！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是真的！大侄女儿！”站在我跟前的大伟说，“她对象下来一看，精卫半个身子都被碾过去了。她对象抱着她吓得哇哇地哭。”
“精卫大姐现在搁哪儿呢？” 我看着我爷爷家的东墙头和锅屋，呆呆地说。
“早埋了！埋在北荆堂的梨行里。”我爷爷说。
“你去看看去吧？大侄女儿！我带你去！”大伟说。
“我不敢去！那儿有吊死鬼！以前经常有女人搁哪里上吊！”我说。
精卫大姐埋在了北荆堂的梨行里。不知怎的，我一听说梨行这个地方，心里就有些别样的阴郁。爸爸小时候不是在梨行捡梨吃，害得他肚子疼吗，爸爸也曾带着我去梨行摘柿子。梨行应该是美的。可是梨行也是阴森的。曾经有个受了气上吊的女人，就吊死在梨行了。听说，她的脸已经跟紫茄子一样了，舌头不知道有没有伸出来。有些上吊的女人学精了，上吊的时候，为了不让舌头吐出来难看，就事先在自己的嘴里塞上手捏子，也就是手帕。
一大早，我们去上学的公路边儿上，二大娘精神萎靡地蹲在路旁。旁边是她的丈夫和小儿子。家振大娘要去跟她的亲家打官司。家振大娘跟她的亲家反目成仇了。
家振大娘该有多伤心啊。她从一只展翅的雄鹰，陡然间，变成了一只萎靡不振奄奄一息的老母鸡。她的闺女被人给害死了，她的心被生生地给割了去。我明白她心里的火光不会灭。我知道她的心里肯定有怒火。她对女儿有多爱，对对方就有多恨。她要去打官司，她要去告状，她要让害她女儿的人家倾家荡产，坐牢，赔偿。
跟我一起上学的小姑娘说，二大娘看见我们这些小姑娘，恐怕是心里更难过了。
漂亮的姑娘，还是源源不断地朝张庄输送。南荆堂家前徐家的大姐姐，坐着未婚夫的摩托车，路过家东，向张庄飞驰而去。大姐姐的脸如出水芙蓉，粉粉的、白白的，她安心地坐在未婚夫的车后座上，一朵娇花一样，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她的爹，就在家东的梧桐树下，看人家打台球。许是嫌人多吧，她们两个飞驰而过的时候，并不跟她爹打招呼。她的爹，也不在乎，看着闺女、姑爷飞驰而去，老父亲默默无语，刚喝完酒的脸上显现出幸福、满足的酒红色。
我跟宋大秀约好了星期天的下午一起去白山摘酸枣子。星期天下午，我跟我爷爷说了一声儿，拿了一个红色的塑料笊篱，就一个人去了白山。我爷爷其实是不太同意的，可是我坚持要去，他也就不再拦着。
我沿着上学的路一直走到了奔张庄的那条三叉路口儿。左边是往白山去的路，右边是往张庄去的路。身后退回去就是荆堂。我的正前方，穿过公路，穿过张庄庄东头的那片原野，就是白山了。我跨过公路，跳进公路北面满是枯枝败叶的沟渠，再爬上对面的田地，一路沿着人家的地头儿，直到了白山脚下。
这儿，是青白的山石，一块块匍匐在我的身边、脚下。我可喜欢了。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青石啊。山上的果木叶子都变黄了，发红了，也快落尽了。那树上的树叶稀稀疏疏的，像是用血红色的丝线绣在枝条上。那些俯卧着的石头的耳朵眼儿里，钻出来一丛丛的小树。那些石头缝儿里，再往里，不知道潜伏着什么山猫野兽了。蛇也是有的。纺织娘也是有的。再有的，我看不见的精怪也是有的。我自己在那儿，也不害怕，也不知道害怕。
山坡上的酸枣树上，星星点点的，都是酸枣子。秋天的酸枣子，比酸枣树上的树叶还要多。我瞅着那些酸枣子，一个个儿一把把儿地摘着。我绕着树摘，摘完了这面，再摘那面。这一棵树上挑地差不多了，再换另一棵酸枣树，继续摘。那些酸枣子躺在我的笊篱里，红艳艳地，仿佛整个秋天都躺在我的笊篱里了。
没过多大功夫，宋大秀果然也到了。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我们就凭着一句话，就差不多同时到达了。
我跟宋大秀一起逛逛，摘摘酸枣子，看看山坡的风光。这样的风光在我们的童年并不是多么罕见。我们没想到的是，我们的身后，远远的，李东还有他们庄上的几个小男孩儿也到了。他们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走着。李东这个人毕竟是我们的同学兼班长，他还是很稳重的。他不会跟那几个男孩子说我们什么。倒是我们，想跟他说点儿什么。我们往那石头缝儿里看了看，石头缝儿里好像卧着一条青白色的蛇。我们回头跟李东他们说：“喂！要小心呢，这儿，石头缝儿里有蛇！”李东他们闻听此言，并不激动地跑过来，他远远地跟我们说：“知道。有蛇不是很正常吗？”
傍晚，回到家，庄里来了耍把戏的。耍猴子的牵着一只金黄的小猴子在大龙家门前逗着。耍棍子的父子三人也来了。先是父女俩儿耍棍子，父女俩儿各自拿着根长长白白的棍子，在大街上打架。父女俩儿的棍子横着打，竖着打，斜着打，换着花样儿打，棍子跟棍子之间打地“康康”直响。我看的出来，那些耍棍子的招数儿，肯定是他们在家里的时候就练好了的。所以打来打去，总是打不到人。否则，那么长长的棍子，打在人的身上，可是疼的很呢。闺女的棍子总是比父亲的凌厉，父亲总是装作像是招架不住的样子，连连后退。
“哎哟，你看看，这个小丫头，她老父亲打不过她了！”耍棍子的老头儿说。
接下来要表演胸口碎大石了。大石头已经准备好了。老汉的小儿子腰里的腰带也扎好了。
“别让俺弟弟上了！我来吧！”大闺女说。
“恁都别上，我来！”老父亲说。老父亲扎起马步，运起气功。然后躺在地上，一块大石头放在他的胸口儿上。大闺女拿起棍子，朝着那块大石头，一棍子夯下去，那块大石头应声儿开裂。这棍子下去是要讲究技巧的，太轻了，砸不开石头，太重了，会伤着石头底下的老爹。围观的人笑笑，有的称赞这老头儿的气功真厉害。有的半信半疑，跟众人说：“这石头肯定是有缝儿，不然不会一棍子下去就裂开了。”
有的是一个人吞刀子，吞铁球，又把那刀子、铁球从嘴里吐出来。还有的吞纸筒，然后又把那纸筒给吐出来，像放炮仗似地炸开了，落了一地的碎纸片片。
有的是一伙儿人，年长一点的大哥把着年幼一点的小兄弟的胳膊，像是转拖拉机的摇把儿一样，把那个小兄弟的胳膊给转了个大圈儿，小兄弟惨叫一声儿，两条胳膊被卸掉了，他整个人瞬间萎靡了下去，他耷拉着脑袋，垂着两个膀子，蹲在地上，像是一个死囚犯。那个小兄弟是他的亲兄弟吗？还是只是跟着这个大哥混口饭吃呢？我不得而知。年长的大哥已经成家了，旁边是他的老婆和孩子。过了一会儿，那年长的又去把那个小兄弟的胳膊给装上，那个小兄弟瞬间又恢复了生动的模样儿，若无其事了。
年长一点儿的大哥自己喝上汽油表演吐火了。他朝着手里的火把喷，那火像是从他的嘴里喷出来。
他吐完火，开始向围观的父老乡亲“齐钱”：
“兄弟娘们儿，老少爷们儿，给口吃的吧，我们一天都没吃饭了！”听他的口音，不是本地人，不知道是哪里的。观众或是出钱，或是回家拿几个煎饼，可怜人家远道而来，拖家带口混口饭吃。
我站在宗雨家墙外，面朝东，看着我矮墩墩的二裙姑拿着一沓子煎饼从人群里走出来，面朝北，朝着耍把戏的那堆人走去。那时是晚上，我只看见她背后的大辫子，看不清她的脸。二姑手里的那沓子煎饼很白很香，厚厚的一沓子。要是在平时，二裙姑还舍不得拿那么多的煎饼给我吃呢。她连一张煎饼也没舍得给过我。为什么对这些耍把戏的，她这么大方呢？是她自己要拿了煎饼给那些耍把戏的？还是二爷爷二奶奶让她拿了那些煎饼给耍把戏的呢？是二爷爷一家子本来就这么积德行善呢？还是二爷爷二奶奶故意要做给庄亲世邻看，好让人家多给他家说儿媳妇呢？还是二姑这未出阁的老闺女，对这些走南闯北的江湖好汉，本来就充满了不可言说的好感呢？我不知道。这些耍把戏的表演家在我们庄表演完，就转战别的庄上了。
我头天晚上刚看过他们的表演，第二天上学路上，又遇见他们了。走在前头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手里拿着装东西的袋子。那个昨天晚上卸胳膊的更小一点的小伙子，膀子早就装上了，没有了当时卸胳膊的痛苦摸样。二人结结实实、精精神神地，向别的村走去。那个年长一点的大哥，穿着黄色的舞狮子的灯笼裤子，像个长胖了的孙悟空，趾高气昂，走在最后头，旁边跟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大哥结婚了，老二、老三呢？
王四结婚了，王三姐同一天出嫁。因为是换亲。三家转。三家同时办喜事，三家的儿女同时嫁娶。三对儿新人之中，就数王三姐的对象年纪最大，长她十岁。听说出嫁的时候，王三姐哭地很厉害，一声爹来，一声娘。王四也是痛哭流涕，哭着要给妹妹下跪。荆堂庄上的人看了那场婚礼，无不心酸落泪。
王三姐嫁到了北山里，大香去送了亲。
星期天，吃完早饭，我去大香家里串门儿，我面朝东，坐在她家的椅子上，看着她们一家子吃饭。大香跟她娘说着给王三姐送亲的事，脸上满是鄙夷的神色。
大香说：“王三妮儿去的那家，那个男人都快四十了，脾气还怪大。人家让他吃生饺子，他还不想吃，还生气。王三妮儿的日子以后肯定不好过。”
她娘说：“三家子转的，哪能恁么合适哎。王四儿的媳妇跟王四儿年纪差不多，两个人一块儿去干活儿，同来同往，嬉打哗笑地，还怪般配。”
大香说：“娘，她这叫什么？转亲？”
她娘说：“嗯，转亲。三家子，你到我家来，我到他家去。”
大香说：“这样的事儿还怪难对付来。上哪找恁么合适的三家子去。”
她娘说：“一般的都是换亲。像这样三家子转的，还怪少。”
大香说：“娘，二裙就是留着换亲的哈。”
她娘说：“嗯。”
大香说：“你说她急得慌吧？到这还留着不让走，她都快四十了吧？”
她娘说：“怎不急的？俺听她娘说的，二裙一个人躲在家里吸烟，地上扔了一摊子烟把儿。”
大香说：“恁以后可得好好挣钱给俺兄弟说媳妇。我可不给他换！换的都不合适。”
她娘笑笑说：“俺要是说不起呢？你不也得给恁兄弟换啊？”
大香他爹说：“俺才不恁姐给咱换，是吧？儿？”
大伟冲着他姐说：“我，我才不稀罕你换！你，你，你，你爱死哪死哪儿！”
正说着，王三姐来大香家串门了。她今天回门。大香让王三姐坐在我右手边的板凳上，王三姐笑嘻嘻地坐下来。她穿着粉蓝色格子的西装样式的褂子，用她那一贯沙哑的声音跟大香说话，脸上有些白胖，并没有大香说的该有的颓丧与悲伤。
原本就是北山里的女子，这回又被迫嫁到了更北边儿。还是一个大自己十来岁的男人。为了自己兄弟的姻亲后代，这种苦也得强忍着往下咽。你要相信，人世间所有的苦，忍着忍着，也就会慢慢习惯。这以后，王三姐肯定是生下一男半女了，还会生两个三个，这以后，她原本不心甘情愿的丈夫跟她也就成了一家子了。她不仅不会盼他死，还会盼他长命百岁地活着。这以后，她和她的儿女，可都得指望他呢。
二奶奶家的二裙姑也是被用来换亲用的。二姑跟她家的人一样，矮矮的，胖墩墩，皮肤黄里带红，留着一条黝黑的大辫子，说起话来，嗓门儿很大，冲冲的，跟吃了枪药似的。二姑很能干，家里活儿、地里活儿，样样不差。二姑得空儿，就挑起两个圆箩筐，去板栗行拾柴禾。箩筐里堆满了板栗树叶，二姑挑起来晃晃悠悠地走着。二姑被埋进柴禾里。只见其筐，不见二姑娘。
二姑每天忙活个不停，闲了就坐在小杨树底下，跟一群嫂子大娘一起说着话，拿着麻绳儿在大腿上搓麻绳，纳鞋底。一条条的麻绳对着大腿肚子搓上去，大腿上留下一个个小红点子。
二姑手巧，不仅会搓麻绳纳鞋底儿，还会绣鞋垫子。二姑鞋垫子上的绣花跟我妈妈的不同。我妈妈的绣花，横线线竖线线斜线线，看地清清楚楚。二姑的绣花看不出线条，都是用无数的针眼儿构成的针脚儿，浑然天成，像用现成的绒布剪成的花朵。
村西徐姓的两个漂亮姐妹，经常拿着鞋垫子，来到二奶奶家门前，跟二姑切磋手艺。她们两个大姑娘，梳着大辫子，脸色白白，腮上是天然的微红，穿着白色的衣裳，衣袂飘飘，不声不响。她们来到二奶奶门前，也不进门儿，就在大门儿外，跟二姑交流鞋垫子的绣法儿。二姑站在门儿里跟她们说话，别人听不清她们说什么。两姊妹不声不响，文文静静，像观世音菩萨在上门儿点化众生。
二姑年纪不小，还没有出嫁，娘家一直留着。我一直觉得二姑脾气不小，也是个刚烈的女人，怎么可以那么听话。又觉得二姑之所以嗓门儿大，口气冲，也许是因为顶着天大的委屈的缘故吧。
二姑给三叔换了亲，换的是王庄的人家。三婶子白白净净，跟三叔般配。二姑夫黄黄黑黑，跟二姑也般配。
一次，我坐在爷爷家门口小杨树底下，二姑摸着我的后背说：“你看大省，脊梁骨上全是肉，跟小猪儿一样”！
二姑又笑着说：“等以后你去上初中了，让恁二姑夫带你去家里吃饭。”二姑待字闺中这么多年，一朝得嫁，脸上也有了不一样的满足的笑容。
后来二姑怀孕了，但是生出来不久就没了。
二奶奶对三婶子也不满意，说她在地里干活，回家喝茶的空儿，就把碟子里的白菜，就着茶吃光了。半夜里，经常听到三叔、三婶子“扑通！扑通！”打骂的声音。
二姑婆家也开始闹了。听说有一次，二姑二姑夫在大棚地里干活，二姑夫把二姑按在大棚地里，苦打了一顿。换亲的两亲家一旦闹起来，都是此起彼伏的。因为或是男方或是女方，都要为自己的家人报仇争气。原来，人跟自家人、跟自己的血亲才是最亲的。这婚姻，对男女来说，就是狗屁。
不久，二姑又生孩子了。因为总是留不住，这一次生的闺女叫“栓”，山东话叫做“帆”。很胖很大的一个小丫头，可惜又没有保住。二爷爷用粪箕子背着扔到文峰山脚下了。三婶子也开始恶心、呕吐，三叔带着她去医院检查，检查回来的结果是害喜。
“医生说了，是怀孕了，怀孕引起的区吐！”三叔跟老娄奶奶说。老娄奶奶坐在三叔门前的小杨树底下，笑盈盈地听着。三婶子后来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女孩。还是没挡住离婚。
二姑、二姑夫，三叔、三婶子都在闹离婚。
二姑夫的离婚协议书送到了二奶奶家门儿上，二姑走出来签字的时候，手都在抖。不知道三婶子那个刚出生的小女孩儿怎么办。生下来就爹离娘散，真可怜。
大人成了换亲的牺牲品，为什么要让小孩子也跟着受罪？
为了舅舅一个人，坑了妹妹，又害了外甥。这该死的舅舅！这该死的婚姻！
后来，三叔又说了一个北山里的姑娘。个子还好，相貌还好，眼睛大大的。就是有些显老，不如原来那个三婶子白嫩。
那时候，她们还没结婚。新三婶子走婆家，就跟着婆婆睡。该准备睡觉了，三叔给她打了洗脚水，放在她面前。二姑在旁边，也不怎么说话。二姑这回要嫁到她家去。北山里很远吧，远地让我想象不出一个具体的地点。这次，我不知道二姑，要嫁到哪里了。二姑这以后的命运，又会是什么样儿的呢。我那刚出生就缺爹少娘的可怜的小妹妹，跟着她可怜的娘去了哪里呢？
为什么没有人为孩子着想？是谁根本不为孩子着想？这天大的罪过算在谁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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